1993年，上海玩具进口公司成立浦东分公司。图为何关善（中）在公司成立新闻发布会上  资料图片
何关善（1944年— ），第八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特聘委员。曾任上海玩具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上海环球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玩具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工艺美术学会玩具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口述者　何关善
1959年，我在五四中学上高中，勤工俭学时被分到家附近的上海玩具二厂劳动。
没想到，十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又被分配到了上海康元玩具厂（原上海玩具二厂）工作。
我这一生与玩具结缘，从一名工人到技术科设计人员，再到领导岗位，干了30余年。与玩具结下的不解之缘，让我见证了上海玩具工业和外经贸的快速发展，也实现了自己在事业上的抱负。
试行工贸合一 为外经贸发展注入活力

上海玩具有着近百年的悠久历史，曾是全国玩具设计制造的龙头。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上海玩具行业曾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自1967年起，外贸部门要货逐年减少。1968年，上海市儿童玩具工业公司一度被撤销，一批骨干企业转产。1972年，上海市玩具工业公司重新建立。
那时，上海玩具工业公司下属有37家工厂，但我们生产的玩具不能自主出口，要通过外贸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才能实现出口。为了扩大玩具的外销业务，我们试图努力推进以工业部门为主、直接办理玩具进出口业务的试点工作。这在当时是件很难办的事，因为事权不在上海而在中央。
我们将方案报至上级单位上海市手工业局，时任局长的胡铁生看到后非常支持。他说，人家没吃螃蟹，我们第一个吃！我负责打报告，请上级批复。很快，他把我们的方案直接送到了他的老战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手中，大家思想很快形成共识。
1979年8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上海玩具工业公司率先打破行业界限，试行工贸合一体制，实行生产、出口经营一体化。1980年1月，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第一家工贸合一进出口公司——上海玩具进出口公司成立，开启了产销体制的改革。
在这样的历史和产业背景下，康元玩具厂再度重生。我在部队读过军事院校，在工厂也一心投入技术革新，表现比较突出。当时公司非常需要一个懂技术的副总经理，所以我一下子连跳三级，从技术科科长直接成为公司的副总经理。那是1984年的4月12日，我收到了任命书。
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大潮汹涌。1982年，香港环球玩具公司董事局主席叶仲午来到上海，和我们上海玩具公司在闵行开发区创建了上海第一家合资玩具企业——上海环球玩具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锌合金模型玩具。叶仲午作为香港方代表任副董事长，以及当时的爱建公司总经理王仁中都积极参与投资，也担任副董事长。我代表上海玩具进出口公司接任董事长，我们三人都是政协委员，又在一个董事会里共事，为玩具发展共谋大计，我们有时侃侃而谈，有时争论不休。后来，叶仲午又和我们合资开办了两家玩具公司。
1986年，香港兴利科技工业有限公司的张曾基，在加拿大博士毕业后就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和我们合资开办了上海兴利玩具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专门生产高档无线电遥控玩具的企业，列为国内玩具中的高科技产业。此后，张曾基也被推荐担任市政协委员。他曾慷慨捐款建立玩具设计基金，奖励玩具新品开发，对创新设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92年，我担任上海玩具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后，带领大家和香港、荷兰、美国等创办了18家合资企业，并和日本玩具商合作生产，使公司出口工作再上台阶。公司荣登轻工业部出口创汇第一名并荣获轻工业部十佳企业称号，同时列入全上海出口前50名光荣榜，位居全国出口企业500强之列。
此后，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内相关产业对民间资本的逐步放开，大大激活了中国各市场主体长期蓄积的营商禀赋，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相当的活力。
潜心技术研究 玩具产业刮起“科技风”
那时，传统的玩具厂主要还是以加工制造为主，技术含量并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极易被模仿，展位上展出的产品也都大同小异，竞争十分激烈。
我是搞技术工作出身的，当时已意识到玩具智能化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在不断加强产品技术创新和研发的同时，公司也在努力转型，想要打造自己的专有技术。没想到，这正和市委领导想到了一起。
那是在1988年6月的一个早晨，当时我正任上海玩具公司副总经理，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市委主要领导要到玩具公司所属的一家玩具厂考察。市委主要领导到玩具厂考察，在整个玩具行业还是头一次。我心里一边想一边急忙赶到上海玩具十五厂，和当时的厂长王宝林在厂里五楼样品陈列室迎候。
约在上午九时，考察组一行来到了陈列室。他们仔细参观了陈列的各类玩具，我和王厂长如数家珍地把厂里的王牌产品——电动玩具一个接一个地演示了一遍。当参观到长毛绒玩具时，我特别介绍：“现在长毛绒玩具很受国际市场欢迎，厂长就决心跟着市场走，从原生产塑料玩具脱胎换骨搞起长毛绒玩具来了。”这时王厂长拿起一只长毛绒玩具按了一下，它便唱了一首歌，还讲了几句话。市领导对这玩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伸手也按了一下，还对它讲了几句话，玩具立即把他的话又复述出来……大家都乐了，开始问起许多与科技相关的问题。
记得考察组开门见山地问：“这玩具能发出各种声音，里面是不是有集成电路。” 我立即点头称是：“玩具里面有大规模集成电路，还有压电陶瓷发声器。”考察组追问：“这集成电路是哪里生产的？”我在这些懂行的领导面前实事求是地回答：“玩具内的集成电路全是进口的，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市领导立即询问同来的市科委的同志和专家：“这玩具中的集成电路，我们已经研究了多年，还不能生产吗？”几位专家都面有难色，其中一位说：“虽然是小玩具，但里面的电路却是很先进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目前我们已在研究，但要投入生产还有很多困难。”市领导深思良久，对几位专家说：“我们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一定要早日赶上国际水平。”旋即他又对坐在对面的一位科委的同志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要抓紧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开发生产，国外已经把集成电路技术用于日常生活了。”他边说边拿起那只会发声的长毛绒玩具说：“连小朋友都在催我们科技进步，我们搞科研的人要加油啊！”
考察组反复问了许多有关玩具科技进步方面尚存在的问题，并要我们今后随时反映情况。约在两个月后，时任市科委领导陈至立带领科技人员再一次来到玩具厂调研，落实考察组的指示，帮助工厂解决问题。
那天在送走了考察组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一直在想如何把考察组的指示化为行动，把玩具科技进步工作搞上去。此后不久，我总结了多年来的科技工作的经验，编写了《机动玩具》《电动玩具和电子玩具》等科技出版物，共80多万字，填补了国内外玩具专业科技出版物的空白。
我的工作岗位虽在这以后有过变动，但我仍念念不忘当年考察组的指示——要把玩具科技进步搞上去。在我即将退休之时，便向领导提出回到玩具行业去，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为玩具科技进步多做点实事。终于在2000年千禧之时，我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又回到了玩具科技战线，在市级技术中心海欣集团研究开发中心继续从事玩具的研究和科技开发工作，为玩具的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有理走遍天下 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国官司
20世纪80年代，我们最大的市场是在美国。1980年，美国帝国玩具公司拿着一个样品来到中国，要求我们为其大量加工，这是一种玩具弹弓，依靠橡皮筋的弹力，小朋友可以弹出一个个降落伞包，此包升空后，能变成一朵朵小降落伞。双方签订了合同，我们将批量生产的玩具弹弓运往美国帝国公司。
不料，从1984年起，美国弗吉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者们，纷纷起诉帝国公司，诉称玩具弹弓对儿童造成了伤害，要求赔偿。为此，帝国公司赔付了近120万美元。
1986年7月，帝国公司要求退货给我们，这是无理的要求，因为产品的样品和材料都是美方提供的，我方生产的弹弓运到香港再组装成产品运往美国，并且在合同中也没要求我们附具任何形式的警告，出了问题不该是我们承担。但为了维护双方的合作关系，我们忍痛掏出近5万美元退货款给帝国公司，双方也就此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其中免除了上海玩具进出口公司的任何责任。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几年后，这场“玩具弹弓案”跨国官司又死灰复燃。1994年，上海玩具公司被美国南加州法院缺席判决赔偿200万美元。我当时刚刚接任总经理的职务，只感到迎头一棒，待清醒过来，我觉得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面对险恶处境，我们采取了积极应诉的态度，我决心聘请当时第一个拿到美国绿卡并在中国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段祺华担任律师，要求他为玩具公司伸张正义。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段祺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为我们准备了数百页的有理有利的诉状。在最后关头，我们将能够驳倒对方证词的答复赶在美国法院停止举证前两小时送达。1995年9月28日，美国南加州法院完全接受了我方的抗辩，撤销了之前的判决，并且不附加任何条件！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遭遇的首起重大涉外产品责任案件。我想，作为中国人，应该光明正大做生意，遵章守法不惹事，但事到临头也不用怕。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一纸充满艰辛的判决书时，我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理在手，我们就要敢于打国际官司，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一份自信、一种能力。
事后，世界各大媒体、中国各大媒体均发布消息和评论，称此举为中国伸张了正义。为此，我也受到上海市外经贸委的通报表扬。
（原题为《玩具业，上海外贸腾飞的一面镜子——何关善讲述他的“玩具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