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9日，第三届“上海公益伙伴日”开幕，此项活动旨在提高上海公益活动的公众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推动公益事业发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当时，上海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生态链，这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联合时报 图
马伊里（1954—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民政局原局长，市社团局原党组书记。长期致力于推动社区治理及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参与多项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口述者　马伊里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本能地作出了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很多是以复杂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了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单纯地用市场手段、行政方法和政府一家大包大揽显然是难以应对的。40年来，国家不断激活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建设的内在动力，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来回应当前面临的社会现实，探索出一条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之路。
20世纪80年代末，我担任市民政局第一任社团管理处处长，先后在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浦东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社团局这些带“社”字头的部门任职，有幸参与了这一时期本市社会领域的多项改革实践。其中，我们探索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互动”，推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跨界合作，积极回应各类社会问题，努力推动社会和谐、社会进步。
从“社工沙龙”到“专业化、职业化”
20世纪90年代之前，社会工作这个在国际上认知度颇高的职业，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同我国一样，很多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也遇到过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我们发现，这些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一时期引入了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建立社会工作制度。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介入，很好地帮助这些国家度过了矛盾凸显期这道坎。那些年在国外考察了不少社会工作制度、政策以及企业、社区、医院、学校开展社会工作介入的情况，使我意识到，化解社会问题和矛盾，光靠热心、爱心和决心是不够的，必须要通过制度安排，让专业力量、专业方法、专业组织发挥作用。
那时，我在浦东新区政府部门工作。浦东经济的超速发展，使各类社会问题集聚反应。由于浦东新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依靠传统的行政手段已经很难应对这些社会问题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开始探索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
1997年，中国青年干部管理学院第一批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生毕业了，对于这批学生的职业去向，系主任很伤脑筋，因为没有一个现实岗位是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而设置的。我听说后，鼓励街道、居委会、企业从中招收了7名学生留在了浦东。我们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借助他们的专业能力，协助我们处理社会问题。可是，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社会领域实务，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他们能不能发挥作用？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是不太有把握的。为此，我发起建立了一个社工沙龙，和他们定期交流。我常常问他们：发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专业判断？你们的专业做法是什么样的？那段时间我关注的重点主要是：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有何特别之处。
结果，我听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例，都是关于专业社工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的。比如，有个社工在居委会任助理，小区居民投诉说，经常有外人进来拾荒，令他们没有安全感。于是，社工对拾荒人员进行观察，了解到这三位是来沪务工人员，靠拾荒挣钱养家。社工没有简单地把这些人看成是负面因素，而是把它看成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资源。为此，社工与小区保安商量，从规范拾荒人员行为入手，让他们佩戴标牌，每天定时进入小区，要求他们在拾荒的同时，必须把垃圾箱清洗干净。在居民满意的基础上，他们可以获准回收居民家中的废旧物品。这种处理方式的结果是：涉事各方都非常满意——拾荒人员的生计问题解决了，小区居民的垃圾处理和废旧物品出路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而这一过程没有花政府一分钱。这体现了社工运用身边资源回应身边问题的专业技巧，彰显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
大量的案例使我们更加坚信：社会工作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是有其专业功能的。1999年，我们发起成立了浦东新区社工协会，下设4个实验基地，其中包括学校、医院和潍坊、沪东两个社区。这样，社工专业学生有了对口岗位。同年，受国家民政部和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委托，我担任专家组组长，负责起草《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2004年该标准正式颁布试行。从此，在中国360行中正式确立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地位。之后，我们坚持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
我们在东方医院建立了全市首个医院社工部。对病人因病而产生的社会关系障碍问题，开展专业社会工作辅导和干预，缓解他们的焦虑和压力，为他们解决与疾病相关的社会、经济、家庭、职业和心理等问题。
我们借鉴香港的经验，在浦东20余所学校建立了社工部。学校社工对学生进行专业辅导，教会他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我们还推动社会工作介入灾难救援，疑难信访案件的处理，民族、宗教事务等多个领域。社会工作专业在帮助困难、边缘人群方面，在和谐社会关系方面，在重建社会信任、社会认同和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专业作用，引起了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社会工作制度体系从无到有，不断完善，是我国40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客观规律所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一大进步。
从“清理整顿”到“伙伴关系”
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对社会组织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入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政府文件中，对于社会组织，经常会用“清理、整顿”之类的用词，之后是“管理与培育并重”，再后面是“培育与管理并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组织存在太多误解，并将其视作另类，后来才慢慢发现，社会组织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织资源。我们要善用这一力量，与他们沟通、交流、合作，形成良性互动，建立伙伴关系。
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不仅仅是喊口号，政府部门要真正有所行动。尤其是民政部门，除了管理社会组织外，还要积极尝试让渡一些空间，把更多社会建设方面的事务还给社会组织去做，将更多的社会服务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21世纪初，上海的社会组织发育还不成熟，管办、政府背景的居多，真正有活力和能力的民间组织很少。自2004年2月开始，我们先后引入了由资深公益人士庄爱玲创办的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吕朝创办的NPI社会组织孵化中心、郭小牧创办的新途健康促进中心和苗世明创办的无障碍艺途等一大批既负有强烈社会公益使命，又有持续动力和能力的草根社会组织。起初，我们在浦东新区峨山路上由政府出资租了一个旧厂房，交由社会组织负责运作。在那里，社会组织可以抱团、共享资源、探讨业务。上海不少著名公益机构最早都注册在那里办公。
之后，我们在黄浦区豫园路又合作创办了一个面对全市社会组织的孵化园，同样委托社会组织来运营。我们只负责制订规则，对他们的具体工作不去干涉。相对于之前引入的公益支持机构，这个孵化园是一个“2.0”的升级版，这里并非社会组织的办公场所，而是他们的提供服务、运作项目的场所。
2010年，我们开始筹备上海公益新天地项目，对黄浦区普育西路105号的原上海市第一儿童福利院进行改造。2013年，上海公益新天地正式开园，这里主要招募的是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关注的重点是“探索社会问题社会解决之道”的公益项目和提供专业服务的支持性机构。
此外，为了帮助社会组织更好地对接社会需求，我们还搭建了“公益创投和公益招投标平台”，对于通过创投产生的优秀项目予以扶持，对于受到社区欢迎的项目，再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其培育发展成为品牌。我们还创建了致力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跨界合作的年度“公益伙伴日”活动，至今已是第八届了。
回顾以往，我们对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伙伴关系的探索，尽管过程有些曲折，但社会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结果令人满意。如今，一些在孵化园中成长起来的项目和组织，都已具备了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正由上海走向全国。
社会能做好的事就交给社会
在担任市政协常委期间，我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围绕社会治理创新积极建言献策。
在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我与其他委员联名，提交了3件提案，分别是“关于推进本市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支持本市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提升本市社会工作教学质量的建议”“关于推进本市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建议”，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其中市卫生局在答复“关于推进本市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建议”提案时明确表示，将医务社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最终促成本市医疗部门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医务社会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在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我也与其他委员联名，提交了“提高残保金使用效率，支持专业社会组织开展多元化残疾人就业服务”“发展专业救助服务，推进服务型治理”，同样受到承办单位的高度重视。
在政协平台上，我还经常与来自社会工作领域的委员交流，围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在座谈会上发言。把社会可以做好的事还给社会去做，一直是我的建言初心。
（原题为《“三社互动”激发社会活力——马伊里回顾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