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的崇明东滩，芦苇苍苍，依然弥散着盛夏的气息。还不到候鸟大规模迁飞的季节，但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白鹭、苍鹭和一些鸻鹬类鸟儿。其中，有一群红颈滨鹬8月从西伯利亚一路不停歇地飞了5000多公里，不久还将飞往澳大利亚。抵达这里时，它们的体重已消耗一半。东滩不仅是它们的歇脚之地，也是重新蓄积力量之地。

一群白鹭。赖鑫琳 摄

今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二期）已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其中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该栖息地最南端，也是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有这样一条评价标准：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着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1%的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2023年崇明东滩拥有的“1%”达到12种。
为了给更多的“1%”提供“美好家园”，许多人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就有来自上海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简称长江口湿地站）的“湿地守护人”。
【与互花米草的较量】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口湿地站站长李博的微信卡通头像很特别——他背着相机在互花米草原产地考察。
源于北美大西洋沿岸的互花米草根系发达，可深达地下1米，短短数月就会疯长成片，并让其他本地植物再难生长。长江口特有的海三棱藨草每年产生大量种子和地下球茎，为水鸟提供食物，同时也为许多水生动物提供产卵地和栖息地。然而自1995年崇明东滩首次发现互花米草以来，它逐渐挤占了海三棱藨草的生存空间。令人头疼的是，不论是物理、化学还是生物的手段，都难以对其治本。鸟类对栖息地变化天然敏感，当互花米草造成东滩生物多样性降低和生态系统退化，鸟类自然就不愿意飞过来了。
“我们对比了互花米草在不同高程上的生长情况，结果发现在地势较高处，互花米草被割了几天就长出来了，而在地势较低经常淹水的地方反而不长了。”李博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这一发现推动了2013年在东滩实施的全球最大湿地入侵种——互花米草治理工程。当互花米草不再成为威胁，鸟类栖息地修复工程随后启动，覆盖面积达24平方公里。

治理互花米草。受访者提供

如今，记者站在东滩的人工堤坝上，目光所及一片生机盎然。
上世纪80年代多达3000只小天鹅曾在东滩越冬，这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以海三棱藨草为食物，后来由于人类活动干扰和海三棱藨草的缺乏数量急剧下降。随着海三棱藨草种群的重建，近年来小天鹅的最高记录已接近历史高峰的3000只并有望继续增加。
就在几个月前，由长江口湿地台站牵头编制的全国《互花米草综合防治技术指南》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发布，目前正在全国11个沿海省份推广应用。
【天然实验室】
长江口湿地站的公众号LOGO，除了土著的白头鹤和海三棱藨草，还有一座高耸的碳通量塔。早在2004年，崇明东滩开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滨海湿地碳通量观测网络。
“相比陆地上的‘绿碳’，我们监测的是海洋和海岸湿地中的‘蓝碳’。”李博介绍，海草、盐沼植物和红树林等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被称之为“蓝碳”。长江口湿地站将近20年的观测，不仅为我国2020年提出的“双碳”战略以及崇明建设全国“碳中和先行区”提供了长期数据，还支撑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
一吨六氟化硫排放到大气中，相当于排放了两万多吨的二氧化碳。这只是含氟温室气体的一种，它们浓度极低，观测极为困难，国际上长期没有商业化的观测设备，我国一直以来也鲜有观测。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姚波研究员研发了基于自主技术的高精度观测系统，在东滩开展了50多种含氟温室气体和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连续观测，成为国际含氟温室气体观测网络的核心站点。
对于这些“湿地守护人”而言，东滩是一个天然实验室。其地处长江尾闾，位于长江和沿海“一横一纵”两大经济带交汇点，是一道生态安全屏障；它是典型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位列全球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热点区，盐沼面积占全国的1/4。
为此，长江口湿地台站正在东滩开展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实验”。他们在130亩的实验样地设置了水位差为30厘米的三个不同水位，“全球气候变化显著，地下水位正在改变，但这一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人们知之甚少。”
步入这一实验场地，记者看到高水位区域的香蒲长势甚好，低水位区域则已是一片茂密丛林，乌桕已在这里自然生长。“这些木本植物并非我们栽种，而是由鸟传播的种子。”李博说，短短3年，高水位和低水位区域分别呈现湿地和陆地特征，中水位则介于两者之间。一位美国权威专家来看了实验现场大为赞赏。

乌桕在低水位区域自然生长。黄海华 摄

【“鸟回崇明”的背后】
如今每年有近300种候鸟在东滩栖息或过境，其中不乏野生白头鹤、黑脸琵鹭等珍稀候鸟。

鸟儿在湿地上空飞翔。赖鑫琳 摄

“鸟回崇明”的背后，是生态系统的趋好，也是生态理念的趋同。率先提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理念的正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陈家宽教授，他也是长江口湿地台站最早的筹建人之一。
全球九大鸟类迁徙区之一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纵贯22个国家，是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东滩正是这一通道的重要停歇地。长江口湿地台站的工作，支撑了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立项，改变了上海没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历史。

复旦学生参加生物生态学科周系列活动之“探访东滩”。赖鑫琳 摄

湿地关乎自然和生命，这些“湿地守护人”在20多年科研岁月中，写就了有关情怀和使命的篇章。
如今从市区去一趟崇明只需一个多小时，但在长江隧桥通车以前就颇为烦难，乘车坐船再乘车，至少需要半天时间。那时清晨就要往宝杨码头赶，遇到有雾的天气船不能开，只能折返。早年间，就近租用的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都很简陋，条件也很艰苦。
夏天穿行在不透风的芦苇荡，二氧化碳、甲烷浓度高，容易中暑，于是练就了撑船。在滩涂上行走可谓举步维艰，深一脚浅一脚，如果没有在涨潮之前撤离，后果不堪设想。李博至今难忘，多年前一位学生为了取水样，远离了同伴，“当时紧张地心都跳到嗓子眼了，所幸有惊无险。”
但他们依然一次次奔赴，有些研究生一年中有10个月蹲守在东滩，与周围的农民、小商贩和小餐馆店主逐渐相熟，他们成了新的“崇明人”。后来，还有了常年驻站的技术人员。
27岁的魏玉龙是最年轻的驻站技术人员，晒得一脸黝黑的他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每天都过得充实；我养了狗，也不觉得寂寞。”

魏玉龙（中）在采集昆虫。受访者提供

他给记者发来了自己拍摄的照片——落日余晖把东滩的芦苇荡染上了金色。这油画般的美丽，定格在了心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
无怪乎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博感叹，“如果发自内心地喜欢，所谓的艰辛也就不是艰辛，而是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