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区海棠园是周边居民赏花、休闲、遛娃的好去处，常出现祖辈带孙辈来玩的身影。本报资料照片（李茂君 摄）
今年7月，上海公布老年人口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542.22万人，占比达到36.3%，老龄化程度再创新高。实际上，还有不少生活在上海的老人未被纳入官方统计，他们中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漂族”，即为支持子女、照顾第三代而离开家乡到子女定居城市生活的老人。
“在为子女的家庭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这些老人自身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孤独和烦恼。”从去年开始，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老龄协会科研基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高向东教授主持课题组，调研了近900位在上海的“老漂族”，发现其存在城市适应困难、代际隔阂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多种问题，呼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完善婴幼儿托育体系。最近，他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上海“老漂族”呈加速增长趋势
位于长宁区的上生·新所不仅是受年轻人青睐的“网红”新空间，也是不少老年人常去之地。每天上午，茑屋书店前的空地上，许多老年人推着婴儿车准时出现，集体“遛娃”，场面相当热闹。74岁的王素琴（化名）是其中之一，她老家在安徽农村，两年前来到上海，帮忙照顾2岁的小孙子。她自嘲：“做了一辈子农活，没想到晚年进了城。”
王素琴有两个儿子，都已扎根上海。两年前，她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孙子，但小儿子夫妻俩平时上班忙，只好把老母亲接来上海帮忙带娃，好在她身子骨硬朗，还能带得动。很难说这是王素琴“完全自愿”的决定，但她也体谅儿子的不易，“找保姆不得花钱嘛，一个月万把块钱，是不小的开支”。
现在，她几乎每天都会带小孙子到上生·新所遛两个小时，中午回家，下午时间边带娃边做家务，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生活。偶尔，她也会抱怨一两句：“农村老家场地大，想去哪串门就去哪，但在这里没有这样的空间。”采访时，她指指身边的几位老人对记者说，“她们也和我一样的”。
“王素琴们”的经历只是上海“老漂族”的一个缩影。在我国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流动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其中“老漂族”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8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到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800万人。
上海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城市之一，外来老年流动人口也在持续增长。课题组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整理发现，2020年上海市外来老年流动人口（60岁及以上）已达到65万人，其中约半数都是“老漂族”，约有32万人。
课题组的调查呈现了这一群体的基本面貌：在参与调研的891名老人中，超九成老人是由于照顾第三代来到上海，年龄主要在60岁至70岁之间，大多是具备自主行为能力的“年轻老人”。从来源地看，主要来自安徽、江苏和浙江，也有部分老人来自山东等地，这些老人平均来沪时间已达3.6年。
“老漂族”们还打算回老家吗？老人们的答案不尽相同。有的老人说，等孙辈上小学后就回去，也有老人尚未考虑这个问题，还有的老人已计划跟着子女定居上海，准备把小县城的房子出租或卖掉。王素琴告诉记者，现在小孙子还没上幼儿园，至少得等到他上小学她才能回去，那时她可能也带不动了。
课题组调查发现，近10年来，上海“老漂族”数量已呈现不断加速增长的趋势，预计未来上海“老漂族”的数量仍将加速上升。“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国家放开三胎生育政策，上海‘老漂族’数量将会更快增长，在沪居留时间也会变长。”高向东举例，生一胎时，夫妻双方尚能勉强支撑，生二胎后就忙不过来了，更别说三胎，有的家庭只好让男女双方父母轮流进城照料小孩。
“老漂族”普遍面临城市适应困难
“老漂族”进城，帮助子女解决育儿问题的同时，自身却面临着诸多从未遇到的新问题。
接受采访的大多数老人，面临着身心分离和夫妻分居的困境。课题组调查发现，约有10%的受访老人存在两地分居情况。当初，王素琴的老伴留在安徽农村，因为“老家还有田地要照管，房子总得有人看”。来沪两年，她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回去也是待不了几天就得回来。
与此同时，约有56.3%的“老漂族”对新环境不熟悉且宁可待在室内，容易出现精神孤独和身体问题。“上海生活不习惯，还是住在农村舒坦。”王素琴坦言，她在上海除了带孙子几乎不出门，而且她听不懂上海话，讲老家话别人也听不太懂，不知道能去哪里。虽然有一些老家姐妹也在上海，但没怎么碰过头，偶尔也就打打电话。“我弟弟妹妹的孩子都在上海，但我们住得远，平时也要各自带小孩，没什么时间聚在一起，不像在村里随时可以见面。”
“在‘老漂族’群体中，城市适应困难是个普遍问题。”在高向东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漂族”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语言表达、饮食习惯等都已长期形成，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老漂族”更难适应。有老人对记者说：“在老家都是在河里洗衣服，在上海，用洗衣机总觉得洗不干净。”
一项基于对闵行区颛桥镇的城市随迁老人的调查数据显示，随迁老人中有超过20%未受到过任何教育，有近50%的随迁老人是小学文化水平。这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漂族”更容易出现数字鸿沟问题，加之疫情影响，很多“老漂族”因为不会扫码更不敢出门，甚至面临社会歧视、社会隔离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失。
采访中，消费差异是不少“老漂族”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有老人抱怨说：“在农村都是自己种自己吃，在城里‘一瓢水都得买’。”课题组发现，大多在沪的“老漂族”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老人，他们除养老金外收入几乎为零，而且为了减轻子女负担，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向子女伸手要钱，又无法获得额外收入，身心压力俱增。
育儿问题上的矛盾也不少。一项针对老年父母随迁大城市照顾孙辈的问卷调研显示，有62.5%的“老漂族”与子女生活习惯、观念不同，育儿方式存在差异，容易致使两代人出现隔阂，部分“老漂族”甚至被子女冷视，难免产生负面和消极情绪。
高向东建议，加大社区扶持力度，鼓励社区工作人员引导“老漂族”树立积极心态，调节不良情绪，更多走出户外体验生活，深入融入上海，可以搭建老年同乡会等互助平台，为“老漂族”构建社区支持网络，实现互助养老，同时举办专项活动，推动“老漂族”融入社区，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鼓励社会人员参与志愿服务，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帮扶等，满足其精神慰藉和情感需求。
加强制度保障扩大托育服务供给
除了关爱“老漂族”的身心健康，制度层面的保障同样不可或缺。课题组调研发现，受到属地管理原则和统筹范围的局限性，“老漂族”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与本地老人相比存在明显差异，这使他们面临很多困难，从而降低了社会保障方面的获得感。
特别是在医疗保险方面，目前，我国已有包括上海在内的31个省市实现了异地医疗结算和补偿，但“老漂族”跨省就医仍存在“难”和“贵”的问题。由于各省市医保信息系统沟通不易，“老漂族”无法在上海的医保单位解决医保报销手续，在垫付医药费之后，回原医保缴纳地报销又要经过层层审批，报销手续复杂、时间长、效率比较低。
“我们见到有的老人好不容易回老家一趟，最后背着一大袋药品返回上海，还有的老人只能求助子女帮忙配药。”高向东坦言。对此，市卫健委回复表示，异地就医结算涉及环节很多，就医介质、就医地医院系统、就医地系统、国家平台、参保省平台、参保地系统等，只要有一个环节有问题，就可能直接结算不成功。下一步，将探索加强与其他省市衔接，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范围，优化异地就医工作流程和环节。
由于种种原因，“老漂族”的具体情况尚无官方统计信息，而这正是政策实施的基础。为此，高向东建议，对于在沪的“老漂族”，政府部门应建立专门的信息化管理库，进行常态化养老需求收集与评估，以更高效管理和服务“老漂族”，同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老漂族”真切享受到相关优惠政策。对此，市卫健委表示，本市将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群体覆盖，使“老漂族”享受到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
从根本上看，“老漂族”群体的日益庞大，不仅是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体现，更反映了我国婴幼儿托育体系不完善的情况。课题组认为，应加快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和监管，为托育机构的选址和建设提供支持，注重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增强托育服务机构的责任感，适应三胎生育的需求，并提高婴幼儿和儿童福利。
记者注意到，上海已出台方案，明确提出构建政府主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教养医相结合的托育服务体系，扩大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到2025年全市普惠性托位占比不低于60%，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比重不低于50%，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对常住人口适龄婴幼儿家庭全覆盖。市卫健委表示，下一步，将督促用人单位依法落实生育假、配偶陪产假、育儿假，优化完善生育服务管理，推进相关惠民政策措施与生育政策相衔接；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体系，扩大托育服务供给，提升托育服务质量。
（原题为《老人从外地来沪帮子女带孩子面临城市适应困难，政协委员建议构建支持体系 如何让“老漂族”更好融入社区融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