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以来，上海市政协会同各区政协以打造全市各街镇“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为抓手，全面推动各级政协委员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当2022年疫情形势陡然严峻，各级政协委员已经自觉以各种形式投入到防控的各项工作，尤其在4月6日晚到第二天中午的短短18个小时里，就有2300多名委员响应市委市政协的号召，通过“上海先锋”小程序向社区报到，第一时间在基层一线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从这些光彩夺目的活动身影中，我们似可以大致概括出政协委员在非常态治理参与中的担当和作为。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在2022年春天的这场上海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上海各级政协委员的勇毅担当正是这句话的充分印证。人们不禁感慨，现在的政协委员不仅能够在高堂上坐而论道，也能够在关键时候下沉一线、挺身而为。他们做了哪些，还能做些什么？到底是一时一地的激情，还是全面持久的用力？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是否可以说，他们是在非常态社会治理参与这一新情景下走出了新时代政协委员履职尽责的新路子？
“非常态”，也是“新常态”
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蓝煜昕在反思分析2019年武汉百步亭社区应对疫情危机失措时指出，“我们处在一个VUCA（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性）时代，唯有变化才是永恒，唯有适者才能生存”；一般来说，“社区生活的场域相对稳定，但也可能随时面临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社会稳定风险、重大政策变迁等情景的冲击”；由此，我们实有必要相应地区分常态治理和非常态治理。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针对非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做出更有效的应对准备，也为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一种重要的检验衡度（《社区韧性：基层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所带来的，显然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治理需要；而这两年来各地在应对疫情反复过程中，更加暴露出非常态治理的种种不足，其所指向的不光是一时一地的举措失当，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社会加速发展背景下，基层治理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随着资源流动性的提高，各种生产要素不断进行着重组，跨区域和跨领域的公共事务开始增多，已大大超出基层政府和行政力量的管辖范围……复杂的公共事务必然要求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弥补单一主体治理的缺陷。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出现了大量不确定性风险，新的公共问题尚无有效的解决对策……基层社会中的传统权威和现代权威难以共存，行政干预手段也无法适应公共事务的新变化，因此可能出现更多非常态治理情景”（罗哲：《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如何协同》）。这正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政协委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势所应当，投身疫情防控不是一时义举，而是其中应有之义和行动上的必然落实。
是志愿，更是责任
2021年以来，上海市政协会同各区政协以打造全市各街镇“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为抓手，全面推动各级政协委员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当2022年疫情形势陡然严峻，各级政协委员已经自觉以各种形式投入到防控的各项工作，尤其在4月6日晚到第二天中午的短短18个小时里，就有2300多名委员响应市委市政协的号召，通过“上海先锋”小程序向社区报到，第一时间在基层一线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从这些光彩夺目的活动身影中，我们似可以大致概括出政协委员在非常态治理参与中的担当和作为。
首先是作为行业骨干在关键时刻的坚守。医卫界的委员自然是首当其冲。他们始终站在“最吃劲”的医疗救治、流调溯源、应急处置等工作第一线并持续作战。物资保供是此次抗疫关注的焦点。经济、农业界等委员投身生产、线上购买、线下配送等“菜篮子”民生关切领域，助力疫情防控物资供给，确保城市平稳运行，全力满足市民基本生活需求。
其次是作为桥梁纽带在组织服务上的用力。“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在此次疫情防控的特殊阶段充分发挥作用。工作站负责人和参加工作站的政协委员们，有的积极提供急需物资，有的主动号召、带头捐款，有的志愿派驻到居委会一线工作，有的用自有资源提供科技支撑服务，还有的动员组织所在党派团体，结对支援共建街镇等等。各界别也充分用好自身行业、领域的各类平台、渠道，有针对性地联系困难居民、师生、员工等，提供差别化需求服务。
其三是作为社会精英发挥自带流量的作用。目睹群众的“急难愁盼”，有委员专门注册骑手，只为紧急送药；有委员发挥语言特长和专业优势，为小区外国友人和香港台湾同胞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有委员发挥心理学工作者的才能，开展稳人心、暖人情的线上服务。“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正是在同处管控的非常时期、在对接社区服务的反复过程中，委员真正密切了群众、群众真正认可了委员。如果说社区的自组织需要信得过的领导力去助推，那么这些自带流量的委员正是这样的合适人选，也确实起到了团结引领的正能量作用。
其四是作为智囊在踊跃建言方面尽责。抗疫期间，政协委员加强与抗疫一线和基层的沟通联系，及时反映基层急需帮助解决的问题和难点、瓶颈，不少“金点子”在防疫工作中就得到采纳和落实。如有委员提出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完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保障措施的建议，被积极采纳，由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通信运营商，对全市流调号码加挂电子标签；有委员提出关于有序开展社区居民新冠抗原自我检测的建议，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和推广。等等务实建言不一而足，不仅在量上远超平时，更在质上有了极大提升。
处当下，更要顾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视察时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教诲犹在耳边，问题不容回避。一方面，面对仍未消散的疫情阴霾，委员非常态的治理参与仍不能完全收兵，有的问题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另一方面，疫情总会过去，解决治理短板背后存在的问题，更加需要政协将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着力于常态长效，进一步梳理总结形成委员在非常态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工作预案。结合已有实践，形成并完善预案内容，其中尤需重视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点：一是在广泛全面动员基础上，根据需要应对的危机类别，迅速明确并开展相关界别的针对性动员；二是根据非常态治理不同阶段特点，有重点地提出联系、服务群众和示范带动的内容要求；三是全员分组，组织专班，全面及时做好意见建言的分类梳理报送工作等。
着力于群众工作专业化和专业工作群众化，进一步发挥委员在舆论引导和示范带动方面的作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透明度的提升，地方政府不仅应提供真实可靠的灾害信息，还需进行意义建构，此时通过专家的解说和判断为民众提供专业知识，普及科学常识，解释难点和困惑，可以更加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朱德米：《强化非常态治理的决策体系和决策能力建设》）。在这方面要切实发挥委员专业专长作用和流量带动效应，尤其在宣传方面，应当更加重视发挥自媒体力量，善于用委员的日常视角去影响人和带动人。
着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共同促进社区非官方领导力的提升。疫情冲击的现实表明，仅仅有常态的红红火火的社区文化生活所构筑的社会资本仍然不够，在非常态时期社区两委无暇顾及的情景下，社区系统的自组织响应还需要某种社区领导力来触发。这种领导力的内涵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能力、责任感、合法性、对风险和组织成本的承受力等（蓝煜昕：《社区韧性：基层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可以想见，这类社区领导力不可能凭空而降，而政协和政协委员以其独特地位，应当也可以在推进这方面力量建设和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独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