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上海大通里弄口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资料图片）
1925年冬，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奉命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他出色地担负起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在培德里设秘密机关
中共三大后，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任务，中共中央决定继《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之后，再出版《前锋》月刊，并在上海建立一个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于是，在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徐白民被选调到申城，主持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向他布置了具体任务。徐白民曾回忆：“之前，党在上海有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叫新青年社。该社自被法捕房封闭后，迁到广州，在广州展开活动终究不及上海方便，但是，迁回来就不能再用原来的名称，也不能设在租界里。因此，党决定另起炉灶，在华界找个地方开一家书店，这就是上海书店。”毛泽民抵沪后，他作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对上海书店的工作自然特别重视。
此前数月，党组织在申城已有中兴印刷所和文明印务局，他一到上海就加强管理。毛齐华曾回忆：“中兴和文明两厂的负责人是倪忧天。我是具体经办人”“不久，召开了有两厂各部负责人参加的民主生活会，起因是有些同志对倪忧天遇事不与其他负责人商量，自己说了算有意见。中共中央出版局的负责人郑超麟、王若飞、毛泽民、彭礼和到厂出席了民主生活会”。
1926年夏，党组织把上海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中共党员钱希均派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做毛泽民的助手。那时，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秘密机关设于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后为新闸路565弄）的石库门房屋（原建筑已不存），毛泽民在此见到这位年轻女工，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这个发行机关是党的宣传部门的咽喉。你除了做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工作，到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住地传递秘密文件。要记住，安全、保密是一条重要纪律。你要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外界来往，要保证党中央和我们这个机关的绝对安全。”两人志同道合，最终成为一对革命夫妻。
毛泽民、钱希均这对革命伉俪曾寓居上海大通路大通里（后为大田路331弄，原建筑已不存）。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来沪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时，也住在这里。
到任一年成绩斐然
那时，毛泽民化名杨杰，时而穿长衫马褂，时而是西装革履，常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忙于筹措出版印刷急需物资。
上海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如《向导》周刊、《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等，以及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等。此外，该店曾重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并陆续出版一些新书，其中有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等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求实编的《革命歌声》，沈泽民译的《恋爱与道德》，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蒋光赤的诗集《新梦》等；还陆续推出《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等6种“中国青年丛书”，《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4种“向导丛书”，合计超过30种。该店不少出版物均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讲究，销量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屡次重印。
毛泽民根据工作需要，不仅及时对申城发行网络进行调整，还四处奔波使外埠分销处延伸至全国20多个城市，连巴黎、柏林也有上海书店的代售处。这样一来，出版物尚未印刷即能收到上千元预付款，他得以用这些钱缓解资金的紧缺。
上海书店的影响不断扩大，反动军阀当局感到不安。1926年春，淞沪警察厅将该店查封。《中国青年》周刊对此予以抨击：“直系军阀孙传芳以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加之本刊，因而封闭受本刊委托代收发行兼编辑通信的上海书店。军阀以武力摧残我们，适足反映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然而革命的势力是摧残不了的：从此本刊将益自策励，领导青年作革命的斗争，我们被军阀的摧残，或者增加了读者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希望读者与我们的努力，能战胜一切压迫与黑暗。”毛泽民很快在上海宝山路、宝昌路口找到新店址（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以宝山书店名义继续发行革命书刊。同年秋，他将上海书店存书全部运往汉口，于 12月建立长江书店（由苏新甫负责具体业务），该店所登广告中明确表示“继续上海书店营业”。
毛泽民刚接手工作时，掌握的资金仅70多元；他到任一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内部结算已盈余逾1.5 万元，中共中央机关会计核查得出的结论是财、物两清。
巧妙摆脱密探纠缠
1927年2月，毛泽民又建立上海长江书店（位于原宝山书店）。从3月31日开始，上海《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多次登载《上海长江书店启事》：“本店现受《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委托为上海总发行所，经售一切关于革命书报。现设总店于本阜（埠）闸北宝山路宝昌路口，分店则设于本阜（埠）南市西门中华路（即共和新影戏院隔壁）。”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毛泽民积极拓展出版发行工作，使党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如《向导》周刊发行量就达8万份，《共产主义ABC》半年内便在全国销售3万余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接受党组织委派，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大革命失败后，他曾返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同年11月，他重返白色恐怖下的申城，仍从事党的出版发行工作。
1928年年初，毛泽民在上海爱而近路春晖里(后为安庆路409弄，原建筑已不存)建立党组织最大的一个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专门印刷党的文件，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他曾以多种伪装封面来迷惑敌人，以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安全送达党内同志手中。
毛泽民清楚地意识到，欲顺利完成繁重的印刷任务，除了需要印刷设备，还得物色一些具有政治觉悟、严守组织纪律的印刷工作骨干。为此，他从家乡韶山找来几位革命青年充实力量，其中有毛特夫、毛远耀等。
1928年12月，因密探怀疑协盛印刷所印“赤色刊物”，毛泽民突然被抓走，但他泰然自若，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为赚钱而搞印刷。密探见弄不出什么名堂，就企图敲竹杠，索要大笔“罚金”；他随机应变，假装讨价还价，并表示可去设法筹款。密探觉得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就将他暂时释放。按照党组织“必须转移”的指示，他在上海《新闻报》登载出售印刷设备的启事，又在门口张贴拍卖布告，以麻痹密探；与此同时，暗中加紧拆卸印刷设备，隐藏于别处。隔了几天，密探前来取款，不仅找不到“杨老板”，连机器设备也无影无踪了。
再度奋战于黄浦江畔
1929年年初，毛泽民与毛特夫、毛远耀等带着印刷设备搭乘一艘货船，前往天津。此前，毛泽民已与留沪同志商定，在上海康脑脱路762号另建华兴书局（曾使用春阳书店、启阳书店、浦江书店等名称），它曾印刷、发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之解剖》《世界职工运动概况》等一批书籍。
不久，毛泽民在天津英租界广东道福安里4号（今唐山道47号）一座青砖楼房建立印刷厂，将印刷设备迅速安装好，并挂出华新印刷公司招牌进行掩护；他又另租一所房屋，作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秘密机关。毛远耀曾回忆：“当时，印刷厂的旁边是一块空地，行人少。一边是绸布庄，后面就是稻田，无人来往。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毛泽民等人对院内外作了巧妙的布置。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一楼右厢房设接洽外来业务的柜房，柜房内设办公桌，桌下有暗铃。侧厢房作机房，设印刷机3台。”这个秘密印刷厂在天津两年中，印刷了大量党内文件和书刊，由于毛泽民严格管理和小心谨慎，它一直未被敌人看出破绽。
1931年年初，毛泽民根据党的需要，再度来到申城，与瞿云白、钱之光一起在沪筹建党的秘密印刷厂。钱之光曾回忆：“这个厂在齐物浦路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至147号。印刷厂有两楼两底的两幢房子，紧紧挨在一起，对外是两家，即一边是印刷厂，一边开了一个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内部的工作。我负责印刷厂对外的工作，同时还管理绸布庄的事情。我那时化名徐之先，由毛泽民同志领导。”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秘密印刷厂转移到上海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号。
这时，毛泽民已辗转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 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7年4月,他又曾抵沪执行特殊财政任务，负责支取、兑换、转运国际友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巨额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