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过去的100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经受血雨腥风的磨难与考验，换来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伟大功绩；过去的100年，历代民进人从五四运动中觉醒，跟着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道路上前行。回顾这一历史进程，是民进人对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最好纪念。
和平请愿团部分代表在上火车前合影：右起马叙伦、包达三、雷洁琼、阎宝航、张絅伯、盛丕华、胡子婴（代表团秘书）、蒉延芳。
马叙伦：

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才是在正道上行
马叙伦先生遗训
在建党前后，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他们身上所闪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芒，鼓舞着身边民众积极投身革命洪流。1949年4月，当马叙伦先生听到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息时，他想起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想起他的昔日的战友，思绪如长江之水百转千回。他丝毫不怀疑当时所做的一个决定——向时任众议院议员的老师陈介石建议，由即将回国的蔡元培替代胡仁源担任北大校长。
那还是1916年的事。即将回国的蔡元培婉拒了浙江省省长的职务，马叙伦作为曾执教过北大的资深教授，有感于当时北大腐败的学术风气，在私塾老师陈介石犹豫蔡元培去向时，遂萌生了推荐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想法。之后，他又推荐文科、理科两位学长辅佐蔡元培的校务工作。其中，文科学长便是当时还在日本的陈独秀，后陈独秀又推荐李大钊担任图书馆馆长。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发传单被抓，营救陈独秀的前前后后，整个北大动了起来，许多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于是，本就是北大同事的马叙伦与李大钊正式相识，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抗议反动政府而愤然离校，马叙伦和李大钊与知名教授一起协管北大校务，又赴教育部为蔡校长重回北大请愿。
1921年6月3日，马叙伦作为八校教联会主席领导了“第二次索薪运动”，北京八校教职员、公立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冒雨赴总统府请愿，李大钊作为联合会书记积极参与，他和马叙伦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不幸的是，这场请愿遭到政府的无情镇压，马叙伦、李大钊被殴，马叙伦头部受重伤。马叙伦在《马叙伦自述》中写道：“六三事件的规模，不下于五四运动，它是有革命意义的运动……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北京的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
马叙伦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的亲密友谊，使他先后利用职务之便搭救过“南陈北李”。1926年5月，马叙伦因抗议“三一八”惨案、揭露军阀政府的暴行，与李大钊一起遭到“通缉”，后马叙伦在学生的帮助下得救，李大钊慷慨就义。
在李大钊牺牲18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马叙伦、王绍鏊联合一批民主进步人士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一支中坚力量。马叙伦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次心灵的挣扎与艰辛的抗争，他曾在1947年10月给家人留下遗嘱，这个时候的马叙伦已历经两次殴打，第一次是“六三索薪请愿”，第二次便是“下关事件”。如果说马叙伦先生第一次被殴打受伤时，他的初衷只是为了争取教师的待遇，那第二次被殴打受重伤的马叙伦，已将自己的生命系在祖国的命运之上。这样的转变，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信仰而勇于牺牲的精神感召是分不开的。
马叙伦的一生见证了反动与进步的交错，见证了黑暗与光明的搏杀，见证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他深深懂得，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时代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马叙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他为祖国呕心沥血，一直工作到病倒。已生活不能自理的马叙伦用颤抖的手写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多年并肩战斗总结出的肺腑之言，也是留给民进人宝贵的政治遗嘱，民进人将永远铭记这句话，像马叙伦一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周建人：

共产党产生于中国的人民
1946年，内战的阴霾笼罩中华大地，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而斗争，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内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兴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民进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反内战宣言》，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舆论阵地，同样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战争。国民党反动宣传机关利用党办报纸，尽各种诬陷之能事，企图混淆视听，达到威逼利诱的目的。
曾有《和平日报》（国民党主办报纸）记者称：“民盟完全为共产党说话，为共产党做掩护，已为时人所尽知。例如一月间协商会议，每次讨论至国大问题时，共党坚持代表重选，民盟即随声附和。昨日民盟又暗中为共产党发言，攻击美国，认美国援助国军北上，实属不解。”有进步人士在第四十期《周报》上发文提醒民盟要当心。就在这时，周建人先生站了出来，用《一个浅近的道理》来说明。他首先揭露国民党宣传机关的丑恶用心，是“预先布置一个借口，以便将来设法对待民盟。”接着，他指出：“便是无论民盟人士或以外无党派的人，如说话与共产党所说的话相近或相同，问题不在于是否替共产党说话，事实上却在于都是共同的人民所讲的话的缘故。”他用富含逻辑简练的语言分析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即并不是先有了一个党，随后制造出一班人民来。比方，社会上必先有了资产阶级，随后有资产阶级的政党，有了无产阶级，才后有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实际上因为共产党产生于中国的人民，与人民都是人民群众里的一部分，说起话来，自然会有相同之处。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理所当然的。人民实在只为自己的利益说话。”
进而，周建人勇敢地指出：“反民主派不但不替人民说话，还做不利人民的事，却怪人民不替他们说话！”接下来，他用事例说明共产党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其中他特意谈及和平问题，他指出：“又如中国政府主张对于处理中国和平问题，马歇尔有最后决定权……人民看来，是在把人民的权利送给一个别的国家，全国人民一定反对的，共产党如也不赞成，那就必然大家的意见相一致。”
周建人在随后发表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表面停战实则积极备战的阴谋。同时，他直白地亮出自己的立场：“因为中国人民已受够了过去多年内战的苦痛，又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学知了战争的意义，当然要坚决反对这种危害人民的内战的；少数中国法西斯好战专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要进行内战，便不得不防人民出来反对，才能进行祸国、殃民的大内战。明眼人都能看出，政府的措置是倾向于战争，不是息争休战。但这种企图，违背人民的意志。”
周建人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切的情感，他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理解，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宗旨，令身为民进成员的周建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提升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1948年4月，周建人由他的老战友、老党员艾寒松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团时明确指出：“周建人是党员，又是民进，他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加入共产党的，是党要他去民进的，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与三代大会相隔21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新形势下召开的，是民进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图为周建人、叶圣陶在会议期间。

叶圣陶：

共产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
从1919年李大钊在《新纪元》构建统一战线的思想萌芽起，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在危难时刻帮助爱国民主进步人士渡过难关，在革命低潮时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这是一个战场，也是一条生命线，更是一个教育的大课堂。
抗战前夕形势紧张，叶圣陶先生将自己的小儿子叶至诚托付给胡绳和沈雁冰，并找机会送去延安，叶至诚最终成为叶圣陶家第一位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教育性，叶圣陶更有深刻的体会。
1949年1月7日，叶圣陶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3月7日，他从烟台去莱阳，叶老在日记中写道：“晤一青年姜汝，25岁，小学毕业程度。搞青年工作将10年，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余因想，共产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此意发挥之。”叶圣陶有感于共产党对人的教育，所谓“发挥之”，是他想找机会继续再做调研。3月8日，叶圣陶在欢迎会上观看了群众演出，演出的剧目是把党的号召改编为大家可接受的文艺形式，叶圣陶写道：“余以为如此之戏，与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另辟途径者。”
之后，叶圣陶参观了“军官教导团”，并与国民党投降军官座谈，了解到军官从投降到教育改造最后编入解放军的全过程，他写道：“所谓教育，先与阐明为谁打仗，又发动诉苦运动，令各自诉其家时代所受痛苦。经此之后，大多觉醒，本为被动之人，今成自动之兵……解放战争胜利，得力于此部分兵士军官之补充者甚多。”叶圣陶经过观察和思考，将解放区的良好作风与国统区污浊贪腐的风气做对比，结合自己亲身的经历，不仅找到了共产党人教育之精意，更找到了共产党人胜利的秘诀：“（来解放区）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尽分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
叶圣陶把自己也置身于这一伟大教育之中，并有所领悟有所心得，更加坚定了他的政治立场。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也大凡经历了这段由感性到理性、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一如既往，为党尽职、为国家尽力、为人民服务4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愧是人民的出版家、教育家，更不愧为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伙伴。
雷洁琼：

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雷洁琼先生同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都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他们目睹内忧外患和饥寒交迫，他们作为仁人志士中的一员，历经磨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青年时代，雷洁琼参加过五四运动，在美国留学期间，她一边刻苦钻研社会学，一边探索着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她手捧“银瓶奖”回国后，坚持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基层了解国情。在工作中，她结识了郑振铎、吴文藻、谢冰心、严景耀等，其中，后成为雷洁琼丈夫的严景耀为她讲述自己在苏联工作的经历，使得雷洁琼在受到爱国主义熏陶的同时，更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雷洁琼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毅然加入游行队伍，成为燕京大学唯一参加此次游行的女教师。因北平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她前往江西组织训练妇女参加抗战。这一时期，她结识了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人，与周恩来的谈话，让她认清时局，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20世纪40年代前后，雷洁琼回到上海，与严景耀结为伉俪，结识马叙伦、许广平、赵朴初等民主进步人士，并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展的社会活动。1945年12月，雷洁琼参加民进成立大会，和民进同志们一道，通过在进步报刊发表文章、举行座谈会和团体集会等形式，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揭露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坚决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1946年6月23日，雷洁琼参加了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为和平而请愿。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行凶，殴打代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下关事件”，雷洁琼和马叙伦身负重伤。
1949年，雷洁琼与其他进步人士一道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与毛主席进行难忘的长谈，使雷洁琼更加认清了战争形势，看到了全国解放的光明前景，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坚定。
1949年10月1日，雷洁琼夫妇与马叙伦等民进前辈一道，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进的卓越领导人，雷洁琼以身作则，积极履职，以榜样力量感召广大民进会员坚定不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雷洁琼先生曾谈到，她从中国近代史和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两句话：“一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二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雷洁琼106岁人生求索的深刻总结，也是她终其一生永不后悔的奋斗方向。民进人，始终秉持着坚定的信念，与中国共产党在苦难中携手，在风雨中拼搏。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是中华民族发生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变化，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奔向强起来伟大飞跃的百年。四位民进前辈的感人故事，是新时代民进人忆往追昔的思索，是坚定不移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心声，更是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决心和誓言。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2035年远景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民进人将踏着民进前辈的足迹，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合作初心，逐梦未来，砥砺前行。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原题为《沿着前辈的足迹在正道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