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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胜故居——上海地下党珍贵的历史教材
郎晴/浦江纵横  
2021-10-18 09:14 字号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81号,这幢西班牙式的三层楼小洋房始建于1916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旧址之一,也是中共上海中央局副书记刘长胜同志1946年至1949年在沪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时的居住地。2001年6月,建筑整体自西向东平移了118米,抬高了45厘米。2004年5月27日正式对社会开放。2014年12月8日经重新修缮后再次对外开放。刘长胜故居先后被评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党史教育基地”、“上海市高中生社会实践基地”、“杰出志愿者服务单位”。
整个陈列馆建筑面积约为800平方米,共设有四个展览区,底层复原了文委筹建左联的地点公啡咖啡馆;二、三楼通过雕塑、场景展示、情景模拟、实物陈列等一系列表现手法,展示了1937年-1949年期间刘晓、刘长胜、张承宗等同志领导下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展、斗争的历程。
刘长胜故居外景
苏江同志的布条
苏江,祖籍安徽,1900年12月生于上海青浦一个富裕人家,原名丁蓉镜、丁焕华等。1930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曾先后服务于陕西省鲁迅师范学校、皖南新四军军部服务团,新四军三支队,上海青浦区地下组织,苏北二分区、五分区等,营级干部。解放后不久调回上海,先后任职于上海松江财政会计训练班主任、上海松江干部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上海嵩山区私立正行女中副校长、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行政处秘书、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总务处虹桥俱乐部副科长等。1970年12月,由市直机关五七干校批准退休。1980年10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改办离休。1993年3月,于家中逝世。
在第四临展区,有这样一个展柜,存放着几块规则大小不一、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布条,这上面记载着苏江同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生涯中秘而不宣的亲笔实时记录。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岗哨的搜查,这些布条是缝在苏江的衣服夹层里的。
1939年夏,前线形势越发紧张。繁昌县位于芜湖市西南部,是皖南的门户,也是新四军军部及后方基地。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日军多次来犯,意欲加强攻势,尽早抢占这片军事要地。于是,三支队和繁昌县的老百姓们众志成城,共同抵抗日寇。白天枪林弹雨、战事紧急,到了晚上,双方都偃旗息鼓、休息整顿,等待来日再战。丁焕华(苏江)就趁着夜里的这点空隙,赶紧在布条上写两笔:
“1939年8月28日,住祠堂,水饭无着,竟也太苦了。清早跑出大门,就看到沿途隐蔽的街上居民。据说敌机将要来大轰炸,所以买早点吃的目的未曾达到。代她买了一点油条、鸭子外,自己来不及收找的角子。突然呜呜之声大作,男女老幼相推奔命。侦察机一架,轰炸机二架,前面北角先冒烟。自己急需找隐蔽处,在左山右街房屋的稻田中心点。敌机忽来忽去,在头顶转弯。两次大机肚下飞出两只黑色小飞机样子的小炸弹来,砰然轰下,激起二火灯样子的火球。于是冒烟灰倒屋如此。敌机丢炸弹六个,冒烟五处。后敌机飞回去了。”
协泰行及其负责人印章
在二楼第一展区的橱窗柜里,有着几枚珍贵的印章。
陆铁华(1903-1977),学名陆世健、陆健,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曾化名陆雅梅。1903年9月28日出生于嘉定县外冈镇南街,其父陆清士在外冈镇开设陆恒丰槽坊,为镇上的一户殷商。陆铁华于1910年入璆西小学求学,1914年初小毕业,转入县立嘉定第一高等小学,1917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翌年因其父建屋涉讼,积蓄耗尽,不得以中途辍学。1921年因其父得友人相助,经营得法,家境好转,又考入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上海惠灵英文专科学校,在求学期间,结识同学吴雪之,受他的影响,阅读了《苏俄视察记》等进步书籍,与吴雪之成为知己。
1930年,陆铁华主张“全镇统一银元和铜元兑率,挂牌公告”,受到商家和民众的拥护,被选为外冈商会会长,实行同业公议统一物价,维护商店和消费者的正当利益。
1938年夏,陆铁华对日寇的暴行义愤填膺,决心抗日救国,向已于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的吴雪之吐露了自己的意愿,遂由吴雪之介绍,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工作。
1941年春夏之间,陆铁华协助中共江苏省委职委会委员吴雪之、绸布庄党支部书记缪蔚君,借用他们北山西路德安里的住所,筹建为党提供活动经费的协鑫商号。1942年春夏之交,随着业务的发展,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靖,化法币16万元,购得襄阳北路47弄16号一幢三层楼住宅,将协鑫商号扩建为协泰商行,由吴雪之任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陆铁华任副总经理。
1947年11月,协泰商行在广州走私进口一批供新四军用的爆炸品氯酸钾,船经汉口时,被海关查获扣押,陆铁华奉命赴汉口,经过多方活动,疏通海关上层人士的关系,由承运公司补办手续,终于获准放行,化险为夷。
1948年协泰商行结束使命,资金兑换成黄金、美钞,其中金条10根,计100两,由陆铁华保管,藏于上海建国西路395弄11号四楼其住所的热水汀管与墙壁缝内,解放后如数交给组织。协泰商行经营的八年中,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全部任务,为党筹集了大量经费,支援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掩护了在上海的主要领导同志。
一双会说话的筷子
“人生的过程便是斗争,斗争的结晶便是经验,您只能白了青年人的发,哪能灰了青年人的心”,一副曾任新四军秘密交通员的陆延年夫人方正女儿捐赠的竹制筷子已历经六十多年。
陆延年的儿子陆民说,其父1940年在上海参加新四军,1942—1943年期间,曾受新四军派遣几次回上海采购通信器材。抗日战争进行到第七年,时任新四军苏中军区通信器材处主任的陆延年接到组织上交给的一项任务,回上海购买大量电信器材。陆延年办好了一张出入敌占区的伪县民证,化名杨执中,职业为商人,有个同志的姐夫在上海开无线电行,名字叫“竞成”,这位同志为他写好了介绍信。一切准备妥当,陆延年回到久别的上海。
这一趟的器材购买还算比较顺利,很快他就能坐船将这些器材运送至苏北,但陆延年未料到,此时叛徒已出卖了他。按照约定时间,陆延年去惠中旅馆取船票,刚刚打开房门,他看到房间里有两个并不认识的人,“出问题了!”
当时,陆延年无路可逃,他立刻想到衣袋里的小本子,上面有“竞成”无线电行及其他几个地方的电话。“一旦本子落到敌人手里,我们购买电信器材的全部关系就会遭到敌人破坏。”陆延年急中生智,若无其事地将手伸进口袋,慢慢弄碎纸片,又假装不小心碰翻痰盂,借着扶痰盂的动作,将碎纸团扔在地上,用痰盂里的水偷偷在皮鞋底下将它踩烂了。不到一小时,陆延年被压上了囚车“爸爸的筷子是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整理出来的。”陆民说,父亲有一个小箱子,装满了自己曾经历或使用过的历史物件,如美军匕首、小调羹等。“我小时候翻看过,也看到过这双筷子,却并不知道它的来历,他也没有跟我们说过。”
根据儿时奶奶所述,儿女们回忆推测,这双筷子是父亲在狱中使用的,为了鼓励自己继续斗争,他分别在两根筷子上刻下了四句感人肺腑又充满斗志的诗。很有可能前两句诗是入狱之初时所刻,后两句则是出狱前又加刻上去的。
尽管在狱中受到多次严刑拷打,但陆延年始终没有放弃过斗争,没有吐露任何秘密。陆民说,父亲在1945年出狱前还组织过绝食斗争,并在绝食期间写了很多狱中生活的文章刊登在当时的《大公报》上。“这些文章都是偷偷传递出来的。”陆民说。这双激励人心的筷子伴随着陆延年度过狱中艰难的岁月,表达了共产党人实现理想的坚定信心。在文章刊登后不久,立马激起了广大爱国群众的强烈愤慨,人们上街示威,要求立即将关押在牢里的陆延年释放。敌人经不住舆论压力,不久就把陆延年从牢里放了出来,还他自由。
丰记米号
丰记米号——情报中转站
上海解放和新中国诞生,是人民解放军在第一战线正面作战,以千千万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也离不开国民党统治区我地下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第二战线的积极配合,在白色恐怖下,无数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秘密联络点被破坏,以及张困斋、秦鸿钧等烈士的英勇牺牲,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60多年前,上海福煦路(今为延安中路)上,有一家门面不大的“丰记米号”;西首是犹太人维克托·沙逊建造的私人花园“哈同花园”(今为上海展览中心),东面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这是刘长胜同志和张承宗同志从根据地调回上海后建立的一个秘密机关。米店的经理是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账房赵茅兴、老师傅刘志荣(负责送米的勤杂工),都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个营业员王春生是政治上可靠的群众,做米店生意有丰富的经验。刘长胜和张承宗经常在此碰头,张承宗与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吴学谦、李琦涛等,也在这里接头。张困斋除维持米店的日常经营外,还负责地下市委的机关工作,还领导党的秘密电台,与报务员秦鸿钧直接联系,通过一条红色电波,架起党中央与上海党组织之间的空中桥梁。他说话带有宁波口音,待人亲切和气,十分注意和周围群众搞好关系,跟左边文具店、右边油酱店的老板都交了朋友。两位老板对他很佩服,遇到政局或经济动荡,就来向他讨教。据店中老师傅刘志荣回忆:有一天,张困斋、赵茅兴和我围着柜台,望着马路对面一幢花园洋房里住的国民党军队。赵说,这些家伙算什么,一到前线就会报销的。张说,我们是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啊,要分外小心。不久,这支国民党的王牌军开往东北去了。这座花园洋房随即成为中统特务机关,大家更加提高了警惕。中统特务机关也派人来买米,刘师傅就利用到那里送米的机会,千方百计了解情况,从而获悉该机关的地下室里还关了政治犯。当时米店的设施很简陋,没有专用的交通工具,刘师傅送米,用的是手推的“老虎车”(即铁制的两轮人力推车),同时也兼作应变的对外警示标记:如果老虎车倒放在门边墙上,表明店内已出事,不能进去。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反动统治垂死挣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电台的报务也越来越繁重。使用秘密电台的时间过长,为敌特对电台的搜索增加了条件。1949年3月17日深夜11时,敌人终于通过仪器测得秘密电台所在的位置,包围了在打浦桥的一幢不起眼的民房,久经考验的报务员秦鸿钧和韩慧如夫妇被捕了。3月19日下午,张困斋按约定时间去秦鸿钧家联系工作,正想敲秦家大门时,发现情况异常,立即转身离开,走到弄堂口,被守候的特务拘捕。他在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受尽折磨。老虎凳把他的腿骨折断,灌辣椒水使他咳嗽吐血不止。他始终坚贞不屈,不吐真言,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机密。他和秦鸿钧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一切超乎寻常的痛苦,使党的组织和同志未受牵连。敌人从他们嘴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又在3月19日深夜到“丰记米号”突然袭击,抓走了住在米店后间的沈金城,怀疑他提供秘密电台的通讯设备。其实沈金城不是地下党员,与秘密电台也毫无关系;但他的表弟(即米店楼上四姨妈的儿子)唐志方是地下党员,参加1948年同济学潮的骨干,被反动当局抓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转移去了解放区。“丰记米号”的铺面,是由他交给地下党组织的。3月20日清晨,张承宗得到国民党警察局的内部通报:“前夜打浦桥新新里,破获中共电台,共党分子企图从屋顶逃跑未成,即被捉获。”他十分震惊,立即设法通知刘长胜和机要部门的有关同志迅速隐蔽。与此同时,“丰记米号”的刘志荣师傅,3月20日一大清早来到米店,看到店门已经大开,里面坐着几个陌生人,断定他们是特务。他沉着应付,悄悄把“老虎车”倒放在门边墙头上,向外人发出店内已出事的警号,顺手拿起簸箕,装作倒垃圾的样子,从后门出去转两个弯,看看后面没有尾巴,就穿过小弄堂走了。他心急如焚地将此恶讯分别转告张承宗、吴学谦、李琦涛、赵茅兴等同志。已是下午5时多了,他想先回家安排一下怀孕已七个月的妻子日后的生活,哪知一打开门,守候的特务就用枪对准他。他脱下手上戴的一只金戒指交给妻子,关照她今后要带好孩子,随即被押上吉普车,关进警备司令部第二稽查大队的牢房。当时,刘志荣、韩慧如、沈金城三人作为嫌疑犯关在牢房的底楼,审讯时都吃尽了苦头。张困斋、秦鸿钧同志关在楼上,带着重重的脚镣手铐,脸上鼻青眼肿,连迈步都十分困难。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设法营救,沈金城、刘志荣先后交保释放。在释放前的那天上午,特务把刘志荣带到楼上和张困斋见面。困斋同志虽然身受重刑,面容消瘦,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显示出他一贯的临危不惧、勇敢坚强的性格。他对刘说:“出去了,回到店里,不要东走西跑,有事娘会找你的;常到我家里看看,照顾我老母亲,你同人家要好好相处。”在生命的终点,他仍然以自己的无限仇恨去抵抗敌人的万般残酷,同时又以自己的革命热情去温暖战友的心。他利用放风的机会,悄悄地嘱咐韩慧如:“在特务面前,你要表现出极端恨我的样子才行。”目的是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以此来掩护同志。
1949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动进攻的前夕,上海解放已经指日可待,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刽子手们,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张困斋、秦鸿钧等12位同志押到浦东戚家庙枪杀。就义前,他们警告敌特:“你们的末日到了,解放军就要来了!”同时,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显示出英勇不屈的气概。
1949年8月28日,在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张困斋、秦鸿钧、李白三烈士追悼大会,中共上海市委送的挽幛上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谷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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