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陕西北路校址旧影 （资料图片）
上海是我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红色高等教育机构的开创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沪筹划创办和领导的上海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1922年10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
上海大学在形式上为国共合办，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沈雁冰（茅盾）的《回忆上海大学》说：“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想用办学的名义来发财……学生团结起来，赶走了校长，收回已交的学费。这时学生中有与党有联系的，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学校。但中央考虑，还是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就告诉原东南高等师范闹风潮的学生，应由他们派代表请于右任出面担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于是于右任就当了上海大学的校长，但只是挂名，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那时，上海青岛路青云坊(今青云路323号，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遗址现为上海市第六十中学)的一幢旧式石库门房屋（上下两层共十多间）,便是这所文科大学的校舍。
1923年4月，李大钊抵达申城。于右任因常离沪赴西北从事政治活动，他与邵力子（副校长，后为代理校长）一起会晤李大钊，恳请对上海大学校务给予帮助；李大钊推荐邓中夏担任总务长（后改称校务长），主持该校行政工作。不久，陈独秀为了加强上海大学的领导力量和教学力量，又推荐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起草的《上海大学章程》规定：“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瞿秋白发表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表示要把上海大学办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这两位共产党人的到来，为上海大学确定了新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方案。该校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社会学系、美术科师资阵容逐渐增强，教授中的胡朴安、周建人、俞平伯、赵景深、朱光潜、朱自清、刘大白、周越然、丰子恺、黄葆钺等都是学有专长、名重一时的专家、学者。
翌年2月，上海大学的学生增至400多人，遂迁到上海西摩路132号西式楼房(今陕西北路342弄，20世纪30年代初改建为新式里弄住宅)，分部（社会学系和中学部课室）设于斜对面的时应里522—526号(后为陕西北路299弄4—12号，5幢旧式石库门房屋已不存，遗址融入今恒隆广场)，同时租用甄庆里、敦裕里等民房作为校舍或学生宿舍，改变了原先局促的“弄堂大学”面貌。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无疑最为重要，它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主，着力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研究。为了搞好社会学系，瞿秋白精心设置近40种课程，并强调基础能力训练，注重扩大知识视野；瞿秋白曾主讲《社会学》等，利用课堂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在现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做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每逢他授课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连窗外、门口都站满旁听者。
“相信它是顶好的学校”
陈独秀曾亲自参与筹划，先后把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地委和青年团中央的不少同志安排到上海大学执教。那时，在该校师资队伍中，共产党人颇多：担任校、系领导人的邵力子、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陈望道（曾任中共上海地委书记）等，都教一些课程；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沈雁冰、郑超麟等，都在此兼课；所聘的教员中，还有任弼时、安体诚、李季、蒋光慈、侯绍裘、杨贤江、萧楚女、田汉、郑振铎、高语罕、张秋人等，这些“红色教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迪学生们的革命觉悟。
李大钊虽未在上海大学担任教职，但非常重视和关心它的发展，抵沪时曾多次前往。如在1923年4月15日，他去上大作了《演化与进步》演讲，谈及“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的。我们是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了”，以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1月，他又分别在上大作了《社会主义释疑》《史学概论》《劳动问题概论》3个演讲，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和阐释，鼓励青年奋发向上，追求社会进步。
上海大学师生中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全市党团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1923年7月，上海大学有党员11人，占全市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1925年1月，中共“四大”第一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上海大学有党员25人，在全市学校系统中率先建立中共支部；1926年2月，上海大学党支部从中共闸北部委划出，成为独立支部，直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到12月，党员人数从61人增至130人。1923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第一支部（上海大学团支部）有团员48人，占全市团员总数的三分之一；1924年9月，第一支部团员增至90人，占全市团员总数近二分之一；1925年11月，上海大学团支部从团闸北部委划出，成立上海大学特别支部，直属团上海区委领导，有团员120人左右，占全市学生团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强。1924年年底，在沪出版的《大陆报》曾将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并称为“共产党活动的两大中心”。
上海大学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引导学生投入大革命洪流；该校还创办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师生轮流去上课，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上大附中学生刘华（中共党员）曾在给叔父的信中说：“我由中华书局脱离而入上海大学”“是我这一生的历史上大大的一件幸事”“我们现在年轻人，只要认清了前途，就是拼命也要去干，总希望有一个好结果”；他不仅做平民夜校教员，又担任沪西工友俱乐部秘书，后成为上海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何秉彝（中共党员）曾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上海大学在上海虽是私立，但我相信它是顶好的学校”；“五卅惨案”发生时，他英勇牺牲，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当天上大受伤的学生有十多人，被关押的达131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上海大学师生在闸北、南市、沪东、沪西参加对直鲁联军的战斗。
因上海大学师生在“五卅”运动中奋战于第一线，社会上流传“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的说法。
“不断向外输送人才”
1925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过激”为借口，用武力强占上海大学，校方不得不在上海老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临时办事处，租用上海方斜路新东安里18号作为临时校舍；7月，校方租用上海中兴路德润坊（今公兴路、中兴路口）作为临时校舍；8月，将师寿坊（今青云路167弄，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15幢民房用作校舍，弄口挂上于右任题写的“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牌子。《杨尚昆回忆录》说：“和上海大学的党组织接上关系后，我们就住进闸北青云路师寿坊的学生宿舍”“校长是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实际管理学校的多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它和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一起被称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上大的师生和租界的武装巡捕英勇搏斗，更提高了学校的声誉”。
随着上海大学声誉日隆，各地追求革命真理的进步青年纷纷慕名而来，其中不仅有从国内名牌大学转来的人，还有从海外归来的人。到1926年，学生人数已增至800多人。胡允恭的《我所知道的上海大学》回忆：“上大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不断向外输送人才。”在上海大学师生中，被输送、选派去黄埔军校的有恽代英、萧楚女、安体诚、欧阳继修（阳翰笙）等8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东方大学学习的有秦邦宪（博古）、杨尚昆、王稼祥、卜世琦等14人。
1926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上海大学为在江湾购买地基通告》。翌年春，位于江湾镇圣堂路3号的新校舍落成（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炮火炸毁）,上海大学于4月1日迁入。然而，蒋介石在沪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该校被强行封闭。
昔日上海大学虽仅存在四年半时间，但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造就了不少文化精英。作为一所高等“红色学府”，它的历史贡献将永不磨灭。
（作者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学习工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