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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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1日，不仅上海和北京在“南陈北李”主导下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和群众也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声势浩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新的觉醒。
1920年的5月1日，《新青年》推出“面目全新”的《劳动节纪念号》，刊发“南陈北李”文章《劳动者底觉悟》《“五一”运动史》，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呼吁“希望中国工人把它看成是觉醒的日子”。《新青年》同时全文刊发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开始“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当年的5月1日，不仅上海和北京在“南陈北李”主导下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和群众也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意欲唤起全社会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1920年5月1日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无论是就理论宣传还是实际行动而言，1920年5月1日，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工作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
1920年5月1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隆重”推出《劳动节纪念号》。版面比以往扩大一倍以上，篇幅达400页。
《劳动节纪念号》的推出，被认为是陈独秀向建党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的重要标志。自此，《新青年》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进程。
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作为该纪念号的发刊词，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美法等国工人纪念“五一”的活动以及欧美国家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胜利斗争。李大钊在该文中呼吁，“希望中国工人把它（1920年的‘五一’）看成是觉醒的日子”。
《劳动节纪念号》同时刊发了陈独秀撰写的《劳动者底觉悟》。这篇文章由陈独秀于同年4月2日在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时发表的演说词整理而成。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中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除“南陈北李”的“重头文章”之外，《劳动节纪念号》还刊发了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撰写的关于上海、北京、无锡、芜湖、长沙、山西、唐山、南京等各地工人、工厂状况的调查报告；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巴黎等各国各地的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情况。此外，《劳动节纪念号》还发表了蔡元培“劳工神圣”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
必须重点一提的是，《劳动节纪念号》刊出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以及当时15个团体、8家报社热烈赞颂这一宣言的文章。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这一份历史性的文件，郑重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这一《宣言》在1919年7月25日时便已发出，但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阻挠，迟迟未能在中国报刊上刊出，迟迟未能向中国民众“广而告之”。此次《新青年》推出的《劳动节纪念号》，以非寻常的姿态对这一《宣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此举亦是表明陈独秀的政见明显地开始倾斜于苏俄。
《新青年》1920年5月1日推出的《劳动节纪念号》，“发行数目多达一万份，所以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并且已普遍全国了。”如蔡和森后来说，“中国第一个‘五一’节，宣传很大。”可以说，在理论宣传方面，以“南陈北李”为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庆祝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为契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向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首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节日。大规模纪念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被“南陈北李”等提上了工作日程，并做了精心的准备。
1920年2月，陈独秀抵达上海，即开始组织力量深入工人群众。
4月2日下午，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李汉俊等出席。陈独秀发表演说，阐明和宣扬“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观点，大声疾呼“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新青年》杂志5月1日推出的《劳动节纪念号》上刊发的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一文，正是根据其此次演说词整理而成。
4月18日，在陈独秀等的推动下，上海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工会组织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根据陈独秀的建议，集会名称定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会议决定，在5月1日，除了电灯、电车、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必需性公共事业之外，其他各业均“休息”一日，并“通电全国”。
4月29日，由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7个上海工界团体联合发表的《工界宣言》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5月1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北洋政府获悉上海工人即将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非常惊恐，立即密令上海军阀当局“严为禁止”。淞沪护军使署和淞沪警察厅于4月底分别发出布告，严禁工人群众开展此项活动。5月1日清晨，荷枪实弹的军警强占位于南市方斜路大吉路的上海公共体育场。但是，军阀当局根本禁止不住。在陈独秀指导下，上海各地工人和知识分子完全不顾禁令，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世界劳动纪念大会”。至下午1时，已聚集5000多人。由于上海公共体育场被军警封锁，大会几次更改会场，最终移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空地。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工人代表首先进行激昂演说，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的“三八制”要求，并高呼“劳工万岁”“中华工界万岁”等口号；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大会通过决议：一、要求每日8小时工作制；二、组织真正的工会；三、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当晚，上海7个工界团体发表了“上海工会宣言”和“答俄国劳农政府通告”。
在北京，李大钊领导了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一”纪念活动。5月1日，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学生在这一天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由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二院组织召开有200多名校工和学生参加的纪念会。对于这次纪念会，时任中一区警察署署长焦鼐炳曾向警察总监汇报如下：本日上午8时，北京大学第二院开校役演说会，当派员前往监视，到会者均属该校校役，约200人，每人各持具油印讲义一份，由斋务课课长胡春林演说，谓阳历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工胜利纪念日，对于此日历有特别表示，以资庆祝，遂按油印讲义逐次解释，至9时余讲毕散会，理合将油印讲义一份报告总监钧阅。在纪念会当场散发的油印讲义上，除了简明讲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外，还重点论述了“人人平等”“劳工神圣”的含义。
纪念会结束后，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即该校学生何孟雄、蒲照魂、丁肇青、李荟棠等8人，分乘标挂写有“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字样横幅的两辆汽车，在北京城内游行，沿途演讲、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并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传单，意欲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后被警察厅拘捕。邓中夏到北京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演说。
如今，在北京市档案馆，不仅藏有被拘捕的何孟雄等学生“供词”，还有同被拘捕的当事司机郭长清的“供述”。郭长清的这份“供述”恰为后人了解何孟雄等城内游行活动提供了一个明证。对当时情景，郭长清是这样描述的：“我系天津人，年三十七岁，在福德汽车行作司机。今早七点半有三人来本行雇坐汽车，言说一点钟，本行令我开四十一号汽车，这三人坐车上说开至马神庙北京大学。到北京大学少停，由内又出来一人，拿着旗子、传单等物上车。开行经过翠花胡同，走王府井大街，出前门，走菜市口。所有经过地方，巡警打手势，我并未看见，故未停车。行至菜市口地方，经巡警截获。今蒙传讯，所供是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声势浩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新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