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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卡脖子”说不,我们凭什么?
周福志、李筱/团结报  
2021-04-08 07:21 字号
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继华为之后,近期多家国产汽车企业也遭遇“缺芯”之痛,陷入停产危机。如何避免被一再“卡脖子”,走出“缺芯”“少核”“弱基”困局,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其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又被放到首要位置。
中共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连日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年度重点考察调研陆续开启。记者发现,多个党派大调研都把目光聚焦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例如,民革中央聚焦“强化法治保障与政策引领,助推国家科技战略实施”,民进中央聚焦“加强科研队伍建设,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人才保障”,农工党中央聚焦“强化生命健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九三学社中央聚焦“促进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我国科技自立自强”。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蓝图已经绘就,如何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强化法治保障,让蓝图落地,让目标到成真,还需要各方集思广益,接续奋斗。
1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打造科技“国家队”“王牌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
“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如是强调。
谈起举国体制,国人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之初,“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铸就了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成为举国体制的成就象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在协调互动、协同合作中促进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
近年来,美国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高高筑起与我国之间的技术壁垒甚至知识壁垒,先后将一批中国高技术企业和高等院校列入实体清单,试图全方位封锁中国对外技术合作交流渠道。事实上,“二战”以后,不少主要发达国家都限制向中国出口尖端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这是主要发达国家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和抑制新兴国家争取平等经济权利的霸权行为,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环境。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践表明,从嫦娥五号“上九天”,到“奋斗者”号“下五洋”,从量子计算挺进科学前沿,到疫苗研发为人民健康安全织牢“保护网”,近年来不少“国之重器”“硬核科技”,都得益于新型举国体制下的集体攻关。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已成为保障国家发展利益、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突破技术封锁的必要一招、关键一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认为,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结合,这也是对传统举国体制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的超越,“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最终形成二者协同创新、合力攻关的良好局面。”
在不久前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民建中央在《关于举国攻关、补齐短板、突破产业链瓶颈的提案》中指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要围绕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大攻关力度,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详细梳理“卡脖子”清单,建立国家信息交流平台,形成系统性工程。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代表了国家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认为,要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织实施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任务,采取“揭榜挂帅”等方式,引导和组织优势力量下大力气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刘育新则认为,我国迫切需要打造一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科技王牌军”,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
2 优化科技创新生态
提供良好“阳光”“空气”

上海嘉定,是建县800多年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上世纪50年代被确定为“上海科学卫星城”,2015年又被赋予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的重要历史使命。如今,该区已形成“11所2中心3基地”的布局,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创新技术策源地、创新要素集散地、创新成果转化地”。“嘉定模式”的成功,与其良好的创新生态密不可分。
在区域发展竞争激烈的长三角地区,上海嘉定的创新生态有何独特之处?“除了技术,我们最关心三类创新要素:人才、企业和资本。”嘉定区科委主任、九三学社嘉定区委会主委谢东升告诉记者,嘉定系统整合落户、住房、公共服务等人才政策,让更多创新人才安心工作在嘉定、生活在嘉定。通过不同阶段的针对性扶持,为科创企业提供一条“科创团队-初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卓越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路线。作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嘉定还打造区大数据产融合作服务平台,促进了科技企业和金融资本的有效链接。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深刻指出,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可以说,创新能力强不强,跟创新生态的好坏有很大关系。创新生态就是创新创造活动赖以生存的“阳光”“空气”和“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强调,要“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优化创新创业创造生态”,“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民革党员、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景华认为,应坚决破除唯“影响因子”高低、唯论文多少论英雄的风气,鼓励科研人员时刻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山水间。
近年来,在各地政府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进较快。“创新资源过于碎片化,以及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的割裂,这些问题要警惕。”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会主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认为,应做好科技创新资源的顶层设计,明确各类科技创新平台的角色定位,避免过度的功能重叠和碎片化现象。同时,摒弃功利性的评价机制和碎片化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全国一盘棋的人才流动制度,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的割裂问题。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是重大领域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九三学社中央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案建议,明确转制科研院所在科研开发、成果孵化转化、人才引进和培养、科技服务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工作与中科院等国家科研机构享受同等税收、激励、薪酬等政策,同时支持其享有更大的企业自主权。
针对如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民盟中央则提案建议,通过政策扶持进一步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研发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拓宽中小企业扩展融资渠道。
“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而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雪松认为,一方面,通过高效合理配置资源,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另一方面,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为全球顶尖人才到我国发展提供机遇,把我国打造成为全球人才高地。
针对我国国际科技和人才交流合作面临的严峻挑战,民盟中央提案建议,有选择性地、精准地制定和实施国际科技合作策略;支持鼓励民间组织和企业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发挥我国创新基础设施的优势,明确开展国际合作的具体科技领域;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领域的智库网络建设。
致公党中央也在提案中建议,进一步加快科技领域对外开放步伐,积极开展全球公共卫生等重点科技领域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国际会议与活动,继续强化同国际性组织合作,充分发挥民间外交和沟通渠道,开展中外人员科研技术交流与人文交流。
3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知识产权相关立法中执法层级限制较高”“科技新兴领域引发的新型法律问题层出不穷”“建议国家鼓励各地探索统一的知识产权立法”……3月25日至4月1日,围绕“强化法治保障与政策引领,助推国家科技战略实施”课题,民革中央调研组在江苏、广东等地调研期间,听到了不少关于强化科技创新法治保障的思考和建议。
调研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表示,应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领域立法,妥善解决好相关法律之间的有效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更加注重协调,要处理好保护科技创新和让科技成果更快更广惠及人民等方面的平衡问题。
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不仅体现在科技现有发展水平上,更深层次地也体现在法律对科技的可持续发展能否形成稳固有力的支撑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强调,“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加快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立法”。
在不久前的民革中央中山议政会上,谈到强化科技创新法治保障时,与会专家学者建议,要充分对标国际标准,推动完善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立法工作;健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机制,加强专业司法人员队伍建设,积极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管辖权之争;加大各类创新主体产权和权益的保障力度。
无独有偶,围绕“科技创新的法治保障”主题,民盟中央也曾举办民盟法治论坛。今年全国两会上,民盟中央提交书面发言,建议优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推动和活跃专利收购、转让、许可、投资等市场交易,推进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同时,完善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等税收法规,加大对科创人才的激励力度。
不仅是国内,面对科技领域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建立健全国际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也愈显重要。对此,致公党中央提案呼吁,继续强化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快完善国际化知识产权领域的司法保护和保障。
专家观点
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田红旗:

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的重要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既要有嵌入人类知识宝库的成果,还要做到国家有所呼,我们马上就能响应;国家有所需,马上就能想到我们;国家有任务,马上就能交给我们。
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会主委周汉民: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将国家的期望、企业的痛点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探索建立“市场化”科研体制,一是在立项环节,更多倾听企业心声。二是在评价环节,将企业纳入评价主体。三是在转化环节,促进市场化科研成果转化。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这一过程需要高度重视原始创新能力。要进一步完善自主科技创新体系,健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布局,通过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面向长远目标形成系统性布局并整合优势力量,前瞻性地储备技术。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
“卡脖子”技术是“熬”出来的。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和不懈的坚持,要尊重科学规律,做好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兼顾国家意志和市场意志,才能够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主委、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宋春伟:
以“创新人才教育培养”为核心,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加强改革,破除弊端,形成“人才—创新—突破—引领”的良好局面,从而为实现科技强国提供人才支撑。
(原题为《向“卡脖子”说不,我们凭什么?》)
责任编辑:张奂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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