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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12月离休后，我的心愿是：要为祖国再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人虽然离休了，在政治上、思想上我没有一天“离”的念头。我不忘老本行，利用长期积累的法律知识，经常在街道里弄现身说“法”，义务为社区、学校提供法律服务。

■ 党的事业是我的生命线。回顾这一生，我始终跟着党干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和平环境搞建设，任劳任怨，不怕挫折，坚定信念。共产党人的信念，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崇高事业。
高志超（前排右一）同母亲及弟妹 （资料图片）
我是安徽省全椒县人，出生于1920年。1938年投身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新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职于上海司法系统。
从贫民子弟到共产党员
我家世代务农，生活贫穷。5岁时，我在家放牛、干杂活，7岁正式随父读私塾，农忙时也参加劳动。那年头，皖东一带常闹旱荒，农民生活很苦，塾师学费收起来困难。我家每年入不敷出，灾荒时期，父亲带我们全家人逃荒到江南，仍靠他教书糊口。
父亲虽是个小知识分子，但有骨气，性格耿直刚强，好打抱不平。他不服地主老财们的权势，有时发牢骚说：“这年头不如共产”，并常以“为穷人争口气”来鼓励我好好读书，长大干点正事。我从小开始读“侠义”“水浒”等小说，产生一种“劫富济贫”的侠客思想，也有一种厌世逃离现实的情绪。后来，家境每况愈下，使我读书也不得安宁。可是这种环境，更加锻炼了我的意志，也增加了我求知的渴望。
1937年，父亲借债送我去省城庐州中学（现在的合肥一中）念初中。那年年底，日军打到了安徽，日军飞机日夜轰炸合肥。不久，学校解散。
1938年，我已18岁了。这一年，我曾跟随同学到舒城投考装甲兵团，希望参加对日作战，可惜因为错过时间没能成功。1939年5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安徽学生军团，参加了集训。该军团是由广西军阀主办的、青年抗日训练性质的团体，采取军事化管理，教授抗日救国的知识和道理，还在无为县城有实战练习。但实际上，他们在教学中竭力宣传“大广西主义”。
安徽学生军团虽然是广西军阀主办，但团体内部鱼龙混杂，既有国民党多个派系，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地下工作者有徐济东、雷秀芳、赵素娥和乔步云等。这些党员同志很快开始接近我、注意我、观察我，尤其是学生军团发展到无为县城之后，他们和我接触更多。他们主动接纳我参加革命歌曲演唱、抗日演讲会等活动，跟我讨论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些活动对我的进步启发很大。后来他们还让我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使我逐步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和向往。
其实，我投考安徽学生军团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日。但当时我的思想还很幼稚，一度以为他们这些人都是抗日的，不然他们怎么会煞费苦心举办学生军团训练学生打鬼子呢？可时间长了，随着我的亲身经历和越来越深入地接触，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说那些枯燥无味的教学内容，他们实行的军阀作风和管理制度，也使我不满。我觉得这个军团缺乏人情味，领导冷漠、自私、凶悍。有一次，我的草鞋穿破了，上操不便做动作，遭到国民党队长一顿打骂；我生病的时候，队长也不管不问。后来，国民党、广西军阀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公开反共、消极抗日；军团内部四分五裂，局面混乱，引发同学们请愿和反抗风潮。这使我对当时的统治势力从怀疑、失望，发展到厌恶、反抗。
在党内同志的暗中培养、帮助和教育下，我的思想觉悟逐步走向成熟，有了强烈的入党欲望。在行动上，我积极参加抗日演讲活动，写文章暗骂统治当局的卖国行为，写抗日诗歌鼓舞同学们的抗战斗志。1939年11月，经乔步云、徐济东两位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以后，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潮流，我党在该团的组织秘密撤退。无为城区党的负责人乔步云指示我撤退到新四军江北纵队驻地——无为开成桥镇，编入青年大队学习。
我就是这样加入新四军的，那年是1940年1月。
血与火的洗礼
1944年，我被组织调到淮南县东部甘泉县工作。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大胆指挥，发动组织群众参军入伍，不断扩大队伍，配合部队开展工作。因为成绩出色，曾被评为“地方工作模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我已经担任甘泉县天杨大队政委，奉命接收当地的投降日军。可是，蒋介石妄图全面夺取抗战胜利成果。在美蒋阴谋策划下，日伪军不投降新四军，只投降国民党军队，形成日伪及地主反动武装对我方作战的严重局势。
一天，我们发现驻扎在甘泉仁和集的一个日军联队向扬州方向逃窜，准备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上级命令我立即组织队伍进行拦截。当我们追上这支队伍时，发现他们有200多名日军和大批伪军，拥有汽车队，配备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我方只有几个区队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加起来总共不到500人。但我们的战士士气高昂，群情振奋。
我率领一支区队打头阵。我向战士们作了战斗部署后，随即带领区队占领了一个制高点。但这个制高点远离我大队，陷入敌人的火力圈。尽管我们顽强阻击敌人，冲杀十分猛烈，但寡不敌众，形势危急。就在此时，一阵剧痛从肩头传来，我被敌人的子弹穿透左肩大盖骨，血流不止。战斗还没有结束，躺着担架上的我，继续咬牙坚持指挥作战。但敌人的火力实在凶猛，为保存力量，我命令撤离火线。
撤离过程中，我的担架被打烂了，我只好被通信班的战士架着走。一路走，一路血流不止。战士们看到，都哭了起来。我安慰大伙说：“你们不要哭，我没有被击中要害，还能活着和你们一起打鬼子，干革命！”等到各区队赶来支援时，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打死打伤敌军10多人，解救了大批慰安妇，把敌军逼回据点。因为这次的战绩，领导给予我们嘉奖，当地老百姓对于我们英勇无畏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敲锣打鼓送来了许多慰问品。
经过这场战斗的洗礼、血与火的考验，我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上级安排我到后方医院治疗养伤，我坚持不愿去，仅在前方草草治疗好伤口，便又投入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
亲历上海历史变革
上海刚解放，陈毅担任了上海市市长，粟裕担任副市长。他们任命我为上海接收专员，专门接收国民党社会福利的各种组织机构，包括伪内政部、职业介绍所等。
此后，从1949年到1952年，我都作为接收专员在民政局工作。1952年9月30日，陈毅市长任命我为闸北区人民法院院长。此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高潮，矛盾多、案件也多，审批工作特别忙。在3年的院长岗位上，我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审慎而大胆地审理和判决各种案件，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这些经历，培养了我的顽强意志和创造能力，使我受用终生。不久，市里又调任我为上海市海上运输专门法院院长。在新的岗位上我仍然勇往直前，敢干敢闯、敢说敢为。
总的来说，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工作的头10年里，工作忙、任务重、责任大。10年里，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没变。
回想起来，这段经历至今让我回味无穷。伟大的历史变革锻炼了我，也考验了我。它让我懂得一个道理：无论身在哪里，坚持共产党的信念和真理，不断修正错误，是革命者应具备的品格。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正是在这一年，我和一大批老干部获得了平反。虽然我们青春不再、韶华逝去，但是能与祖国母亲同命运共患难，我无怨无悔。我绝不会因为个人命运的多桀而改变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祖国的忠诚。
1983年12月离休后，我的心愿是：要为祖国再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弥补耽误掉的大好时光。人虽然离休了，在政治上、思想上我没有一天“离”的念头。我不忘老本行，利用长期积累的法律知识，经常在街道里弄现身说“法”，义务为社区、学校提供法律服务。说句心里话，在有生之年，能将自己的知识奉献给他人、社会，为人民服务，为需要帮助的人尽一些力，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党的事业是我的生命线。回顾这一生，我始终跟着党干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和平环境搞建设，任劳任怨，不怕挫折，坚定信念。共产党人的信念，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崇高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