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复旦旧居内以手绘的形式重现在分水塘柴屋中译书的场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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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望道先生经常对民盟市委的同志说：党派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要耐心，不能简单化；民盟组织平时要关心盟员的工作、思想、生活情况，要互相帮助，工作要搞得深入细致，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2021年1月18日是陈望道先生130周年诞辰。陈望道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同时，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1年，他由史良、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等职。
矢志不渝，尽心尽力为民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望道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加入民盟后，在民主党派的活动中，陈望道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政策，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积极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常在百忙中抽空找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同志谈心，交流思想，关心同志的进步。凡是同他交谈过、接受过他帮助的同志都称道他那种谈心式的、循循诱导式的思想工作方式。他经常对民盟市委的同志说：党派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要耐心，不能简单化；民盟组织平时要关心盟员的工作、思想、生活情况，要互相帮助，工作要搞得深入细致，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他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陈望道在盟内享有较高的威望，大家都尊称他为“望老”。
亲述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前后后
要说望老最为人熟知的事迹自然是首译《共产党宣言》，在1961年民盟市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望老回顾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后经历，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次讲话也刊登于1961年7月的第204期《上海盟讯》上。
“从我译《共产党宣言》这件事就可以从侧面看到党当时的斗争多么艰苦。我在‘五四’那一年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邀去教中国语文课，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人一起提倡白话文，搞新文化运动，不久就有人把我们四人称为‘四大金刚’。教不到四五个月，学校就被查办了。查办的‘罪名’：说我们四人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非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废孔’是因为我们主张孔子诞辰不休假；‘公妻’‘共产’则是反动派为了加重我们罪名加上来的两顶帽子，有时还在‘公妻、共产’等字样上再加上‘洪水猛兽’等字样，以示他们对新文化的切齿痛恨。他们要校长辞退我们。当时，浙师校长经亨颐不肯辞退我们，反动派就又下令撤换校长。学生关起校门，不让老校长离校，不准新校长进来。反动派就又派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准备驱逐学生出校。这样层层进逼，风潮也就步步扩大，激起了杭州各校师生的群起支援，也激起了其他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师生的群起支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都纷纷来电声援，表示‘誓为后盾’，终于使这次查办以所谓‘收回成命’而告终，我们四个人也终于被逼不能再在杭州任教，只好‘自动离职’。
这次查办斗争使我更加认识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之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春，上海复旦大学邀我来教书，当时上海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共产主义小组。我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研究会出版。在1920年至1927年间，印刷和销行是很广的，印过好多本子。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宣言》译者却成为我的帽子。每逢要登什么造谣新闻时，冒头总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如何如何。有一个造谣小报《社会新闻》，记者的反动技巧颇为高明，常常调查人所易见的特点，如抽什么香烟，穿什么衣服之类，而加以他们编造的谣言，使人信以为真。记得说到我时，常以一件破大衣作为特征，造了很多谣言。有一年，方光涛同志在安徽大学教‘普罗文学’，由于环境关系，教不下去了，要我去接替他。《社会新闻》就马上刊出一则消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大计划如何如何，已于某月某日走马上任矣。’并把这份报纸寄给安大的校长、院长、系主任各一份。我到安大，‘新闻’已经先我而到。我问他们怕不怕，怕，我就走。他们说不怕，我就没有走。但是以后就常常有军人来听课，又常常有人在后面跟，像女人被跟梢一样，回头一看，他就擦洋火，装作抽香烟，摆出一副不相干的样子。我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文教战线的工作，如与朋友办平民女校，办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等。上海大学是党办的干部学校，我以教务长名义在校负责，比起政治、军事来，至多是第三战线，他们的迫害尚且如此无时或息，党进行革命工作如何艰苦可想而知。我四十多年来在文化教育界如果也算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话，那完全应归功于党。过去我常常讲，我做工作如有‘神’助，所谓‘神’就是党，就是艰苦卓绝，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在反动统治之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谈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所谓‘公妻’‘共产’‘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想以此来扼杀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正如苏联影片《母亲》中一个人说的：真理在无声地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四十年，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无坚不摧必然得胜的有力证明。
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传入我国的。‘五四’初期，一般人多以新旧分别事物。曾经有人把一切我国古来已有的不分好坏一概称之为旧，一切我国古来未有或者是来自外国的一概称之为新。于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都涌了进来。但是不久就有很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于新旧逐渐有所辨别：对于所谓旧的，不一定都可以加以否定；对于所谓新的，也不一定都可以加以肯定。于是，对一切‘五四’以后以‘新’为名的新什么新什么的刊物或主张，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不再浑称为新、浑称为旧了。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便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古今、中外能够排好恰当的关系：能够站在中国的今天，伸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并不一概排斥，但也并不一概滥要，而不致像一些迷信封建主义文化或迷信帝国主义文化的人那样，搞外国东西便倒在外国，搞古代东西便倒在古代。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学术工作方面，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要真正作出成绩，都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没有什么例外，也都不能直抄。现在有些人对毛主席著作不够严肃，有的随便抄，甚至抄错了，有的有庸俗化倾向。我们觉得应该切实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努力做到虽不引毛主席一句话，也处处能够体现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