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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坚守知识分子风骨与情怀
刘友梅/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头条 | 2020-12-01 10:08 字号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费孝通出任所长。图为费孝通(左三)与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者一起合影(资料图片)
■ 尽管费孝通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为我的生命。”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11-2005.4)诞辰110周年。费孝通始终认为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用自己的一生坚守知识分子的良心与骨格。
一家三代投身教育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他来自太湖流域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同时也是一个新思想充盈、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在费老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到费老这一辈有“杨柳松柏”四大户的说法,杨指的就是费老的外祖父杨敦颐。杨敦颐曾于1904年考中举人,被派到镇江做学台。
费老的父母,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先进人物。父亲费璞安,曾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了生员资格,后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教育专业。回国以后,倡导新学并付诸行动,在家乡吴江创办新式中等学校。费老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当时“最新潮”的上海务本女学,是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民国女性之一。她在家乡开办了吴江县有史以来第一家蒙养院(幼儿园)。夫妇共襄教育盛举,同开风气,各有天地,成为当年家乡的一段佳话。
1933年,费老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留学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1938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费老一家三代都从事教育,对知识分子有很深刻的理解。
为知识分子鼓与呼
费老一直都很关注知识分子。他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对知识分子的心态描写惟妙惟肖,刻画入微:
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
当时,众多知识分子认为这篇文章不仅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而且前半篇主要写的是“春”,后半篇写的是“早”,主要意思是指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已感觉到了光明和温暖,给人以许多信心和希望,但又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把知识分子的心态描写得入木三分。文章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周恩来在一次旅行时,看到这篇文章,连声称赞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了出来。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费孝通了解知识分子,熟悉知识分子,他的心与知识分子的心相通;作为共产党的朋友,他向中共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
改革开放初期,费老重新开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断为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鼓与呼。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呼吁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他说:“在住房方面,我们老年知识分子大概还没有完全解决,可是中年知识分子严重得多……我们知识分子有理由要优先解决,因为住房也是他们的工作场所。现在中小学教师晚上要等孩子睡了才能改作业,没有空间呀!”
士不可夺其“志”
费老特别强调“志”对于人生的意义,“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要知道,要明白……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觉得‘志’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费孝通曾经写过《清华人的一代风骚》,认为自己能够看出他老师那一代人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他以曾昭抡先生为例,曾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已经很出名了,是系主任。曾先生穿的鞋是破的,他想不起来要穿好一点的鞋,还是潘太太提醒他要换一双。别人可能评价他不修边幅,但在曾先生的心里是想不到有边幅可修的。费孝通说:“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表达呢?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我的上一辈人心里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
费孝通说,自己和曾先生差不多同时加入民盟, 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加入民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国。费孝通是在1938年回国的,那是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外国人觉得奇怪,问还在打仗,为什么要回去。费孝通说,就是因为打仗,所以得回去,“我们当时很多在外国的朋友,很少因为在外国生活好一点,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就是不愿做亡国奴,不愿流落异乡,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
费孝通早年在东吴大学读了两年医预科,目的是想治病救人。后来,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亡国的问题,于是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下决心研究中国的社会。
费孝通说:“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从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1938年秋,费孝通抱着救国的信念从英国学成归来。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费孝通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费孝通的一生都是“志在富民”,他有一种“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
1938年11月15日,他刚抵达昆明两个星期,就奔赴西距昆明约100公里的禄丰县,在一个村子里开始了调查。他为这个村子定的学名叫“禄村”。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费孝通写道:“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要认识中国,首先就要认识农民,懂得农民。”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1938年至1942年,费孝通带领学生和助手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在费孝通的带领下,“魁阁”成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诞生了一批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要补课”的要求,这项光荣的任务落到了费孝通的肩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找到费孝通,请他出山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费孝通重新创建的社会学,是要从中国土地、中国人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此,学科建设成为他的重要使命,而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他的第二段学术生命开始于江村。1981年,他三访江村,看到自己当初提出的“农工相辅”得到了应验,费孝通非常高兴。之后,他又将开弦弓村即“江村”作为标本,追踪调查28次,而且从村到镇,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又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提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进而从块状的发展模式提升到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包括黄河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等影响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志在富民”,是他大半个世纪苦苦追寻之所在。
尽管费孝通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为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责任编辑:管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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