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费孝通出任所长。图为费孝通（左三）与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者一起合影（资料图片）
■ 尽管费孝通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为我的生命。”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11-2005.4）诞辰110周年。费孝通始终认为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用自己的一生坚守知识分子的良心与骨格。
一家三代投身教育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他来自太湖流域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同时也是一个新思想充盈、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在费老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到费老这一辈有“杨柳松柏”四大户的说法，杨指的就是费老的外祖父杨敦颐。杨敦颐曾于1904年考中举人，被派到镇江做学台。
费老的父母，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先进人物。父亲费璞安，曾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了生员资格，后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教育专业。回国以后，倡导新学并付诸行动，在家乡吴江创办新式中等学校。费老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当时“最新潮”的上海务本女学，是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民国女性之一。她在家乡开办了吴江县有史以来第一家蒙养院（幼儿园）。夫妇共襄教育盛举，同开风气，各有天地，成为当年家乡的一段佳话。
1933年，费老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留学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1938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费老一家三代都从事教育，对知识分子有很深刻的理解。
为知识分子鼓与呼
费老一直都很关注知识分子。他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对知识分子的心态描写惟妙惟肖，刻画入微：
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
当时，众多知识分子认为这篇文章不仅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而且前半篇主要写的是“春”，后半篇写的是“早”，主要意思是指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已感觉到了光明和温暖，给人以许多信心和希望，但又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把知识分子的心态描写得入木三分。文章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周恩来在一次旅行时，看到这篇文章，连声称赞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了出来。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费孝通了解知识分子，熟悉知识分子，他的心与知识分子的心相通；作为共产党的朋友，他向中共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
改革开放初期，费老重新开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断为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鼓与呼。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呼吁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他说：“在住房方面，我们老年知识分子大概还没有完全解决，可是中年知识分子严重得多……我们知识分子有理由要优先解决，因为住房也是他们的工作场所。现在中小学教师晚上要等孩子睡了才能改作业，没有空间呀！”
士不可夺其“志”
费老特别强调“志”对于人生的意义，“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要知道，要明白……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觉得‘志’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费孝通曾经写过《清华人的一代风骚》，认为自己能够看出他老师那一代人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他以曾昭抡先生为例，曾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已经很出名了，是系主任。曾先生穿的鞋是破的，他想不起来要穿好一点的鞋，还是潘太太提醒他要换一双。别人可能评价他不修边幅，但在曾先生的心里是想不到有边幅可修的。费孝通说：“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表达呢？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我的上一辈人心里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
费孝通说，自己和曾先生差不多同时加入民盟, 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加入民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国。费孝通是在1938年回国的，那是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外国人觉得奇怪，问还在打仗，为什么要回去。费孝通说，就是因为打仗，所以得回去，“我们当时很多在外国的朋友，很少因为在外国生活好一点，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就是不愿做亡国奴，不愿流落异乡，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
费孝通早年在东吴大学读了两年医预科，目的是想治病救人。后来，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亡国的问题，于是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下决心研究中国的社会。
费孝通说：“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从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1938年秋，费孝通抱着救国的信念从英国学成归来。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费孝通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费孝通的一生都是“志在富民”，他有一种“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
1938年11月15日，他刚抵达昆明两个星期，就奔赴西距昆明约100公里的禄丰县，在一个村子里开始了调查。他为这个村子定的学名叫“禄村”。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费孝通写道：“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要认识中国，首先就要认识农民，懂得农民。”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1938年至1942年，费孝通带领学生和助手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在费孝通的带领下，“魁阁”成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诞生了一批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要补课”的要求，这项光荣的任务落到了费孝通的肩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找到费孝通，请他出山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费孝通重新创建的社会学，是要从中国土地、中国人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此，学科建设成为他的重要使命，而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他的第二段学术生命开始于江村。1981年，他三访江村，看到自己当初提出的“农工相辅”得到了应验，费孝通非常高兴。之后，他又将开弦弓村即“江村”作为标本，追踪调查28次，而且从村到镇，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又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提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进而从块状的发展模式提升到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包括黄河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等影响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志在富民”，是他大半个世纪苦苦追寻之所在。
尽管费孝通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为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