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缮后的老渔阳里2号 （资料图片）
毛泽东对《党史资料汇报》登载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所作批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100周年。凝视上海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旁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文物保护标志牌，不禁令人回想起：在它的推动和指导下，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都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周佛海在东京，赵世炎、张申府、陈公培、周恩来等在巴黎，也分别建立了旅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当年，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作“共产党”，有的叫作“共产党小组”，有的叫作“共产党支部”。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上海的党组织定名“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北方建党工作也起过促进作用，但李大钊将其定名“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一些书刊现仍习惯称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就把它混同于地方组织，与历史事实不符。
“上海组织起了临时中央作用”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推动和指导各地建立党组织过程中作出卓越的贡献，并拟定了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它无疑具有特殊地位。诚然，“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称谓已凸显其重要作用，但在亲历者和知情者的回忆中，对它还有更进一步的诠释。
1922年5月22日，苏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一份报告，其中“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部分说：“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中央局。”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国际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利金提及的“中央局”，如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职能。
1953年9月20日，包惠僧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二）》中说：“一九二〇年春，第二国际（按：即共产国际）的代表威基斯克（化名吴廷康）（按：即维经斯基）随苏俄大使优林来到中国”“约在同年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临时中央的通讯处是法租界大自鸣钟《新青年》发行部苏新甫转，重要的文件及工作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外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中央主要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编印《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丛书，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取得联系”。1954年3月17日，包惠僧的《回忆渔阳里六号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中说：“一九二一年一月间我带着武汉的三个青年团员马念一（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改名马哲民）、丁勒生等到上海，即住在此。当时，李汉俊代理临时中央书记，由他负责。”1961年1月29日，《包惠僧的一封信》中说：“各地党支部的成立都是由上海党发动组织起来的”“工作方针的决定都由上海党负责，事实上它就形成了中央的作用”。1978年8月12日，包惠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说：“经李大钊介绍，威基斯克（按：即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就这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上海组织起了临时中央作用”。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4次回忆中，他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党的“临时中央”或起到“中央的作用”，这显然不是突如其来的想法。
董必武于1937年撰写《创立中国共产党》，他在这篇回忆中说：“一九二〇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建党的武汉支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按：应是1920年6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按：应是李大钊从北京护送陈独秀到天津，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是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的回忆中把“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心”，突出了它的领导地位。
1980年3月，张申府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中说：“可以肯定，党的建立是在一九二〇年八月间，（因为）罗素到中国来，我到上海去接他，时间是一九二〇年九月。我在上海见了陈独秀，就住在他家里。陈独秀的家（环龙路渔阳里2号），也就是党的总部。” 张申府曾于1920年9月在沪与陈独秀交谈，他认为那时老渔阳里2号是“党的总部”，这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中枢作用。
“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
1920年11月，为了统一思想并作为吸收党员的标准，由陈独秀在沪主持起草了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
该宣言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第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第三，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方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它由陈独秀主持起草，起到了临时党纲的作用，虽离一份完整党纲尚有距离，但它首次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和理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纲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需要说明，该宣言得自1956年苏联移交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如今所见的中文稿不是原件，而是在1921年12月10日由“Chang”（张）根据英译稿还原译成的，译者有附言：“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个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个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据考，这位“Chang”应是当年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张太雷，他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也负责英文翻译，曾翻译了不少文件。
1958年6月3日，该宣言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登载，毛泽东阅后作了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这个批语指出了该宣言的不足之处。
“早期党组织都没有叫过‘共产主义小组’”
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陈潭秋，于1936年在《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发表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说：“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几个地方。”其中，陈潭秋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称呼，沿用了共产国际的说法；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文章又发表于具有权威性的《共产国际》（也有中文版），所以 “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流传更广。
新中国成立后，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中共党史著述中广泛采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进入21世纪，随着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不断拓展，查明中共一大前各地党组织的名称，并无叫作“共产主义小组”的。显然，“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不符合那时的实际情况：一是未能反映出所称谓的这些组织具有党的性质，二是未能反映出所称谓的这些组织与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关系。于是，有中共党史专家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各地早期党组织都没有叫过‘共产主义小组’，但所有的名称全有‘共产党’字样，是属于共产党性质的早期组织，叫作‘党的早期组织’或‘各地共产党小组’比较符合其性质特点。”2001年6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替“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青少年读本”），也用“共产党早期组织”代替“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建党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负责筹备中共一大，完全不是一个地方组织。它与1921年3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情形相似，那时在沪已有团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设于渔阳里6号），而团的一大是在1922年5月才召开的。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历史作用还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