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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坚信社会主义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
程炜、王静/团结报  
2020-11-26 10:32 字号
出身不凡
历练有成的“创二代”

荣毅仁1916年5月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创二代”。他的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著名实业家。19世纪末,兄弟俩从江苏无锡荣巷出走,钱庄学业,石磨起家,靠着聪慧的头脑、扎实的经营,在旧中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挤压的“夹缝”中,兄弟同心、兴办实业,艰难闯出了一条路。他们以面粉、棉纱工业作为自己的投资目标,以少分红利、厚积资金,“肉烂在锅里”的办法扩大规模再生产,到1921年,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就有12个,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日产面粉能力达76000袋,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31.4%。荣毅仁出生的那年,他们在上海创办的一家拥有30万资本金的申新纺织公司,正式投产、连年盈利。全盛时期,荣氏家族曾拥有12个面粉厂和9个纺织厂,以及其他一些附属企业,是近代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
荣毅仁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却没有被培养成四体不勤的“大少爷”。他的父亲荣德生对子女的教导非常严厉,荣毅仁曾回忆,在暑寒假期间,父亲不许他们闲逛玩乐,而是安排他们去工厂实习、干活。他说:“我下厂劳动,什么都干,还钻到机器下面去修理。父亲还经常来查我的岗,怕我旷工。”
荣毅仁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乱世,但他得益于家庭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1937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家族企业,他勤奋工作,协助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事业。但这一时期,帝国列强入侵中国,国家遭难社会动荡,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日货充斥中国市场,扼杀民族工业。许多工厂要么毁于战火,要么设备被强拆,原料被抢走。有的名为“租借”,实为被日寇强占。荣家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上海、无锡一带,损失惨重。眼看一手创办的企业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三分之二的资产付诸东流,荣宗敬痛心疾首、悲愤忧思,导致突发脑出血留下病根,不到两年就病逝了。
荣德生带领家族奋发图强,可是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要复兴谈何容易。不幸接踵而至,荣德生还遭受了一个“生死劫”。1946年4月的一天,荣德生乘车去上海江西中路总公司处理公务,车子刚驶到弄口转角处,忽然被人拦下。拦路者掏出一张“逮捕证”往荣德生面前一晃,落款处写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字样。随后荣德生被粗暴推进了停在路边的另一辆轿车。匪徒先是把他禁锢在一艘小船里,第二天又改送到一幢石库门房子,关在无窗无灯的斗室,只给一点水和饭。匪徒向荣家索要巨额赎金。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军警迫于压力进行侦缉,还对外宣称“破案”,前前后后向荣氏要去10多万“破案酬金”。实际上,荣家几经周折又花了50万美金才把荣德生赎回来。72岁高龄的荣德生在“匪窟”被关34天,精神和身体遭受了莫大的折磨。
新中国成立前夕,荣氏家族的一些人考虑迁居海外,但荣德生决心留在大陆,什么地方也不去。荣德生和荣毅仁留了下来,但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因缺少资金和原料,到了无法开工的地步,他们苦苦支撑,等待着新中国的成立。
积极进取
矢志报国的“少壮派”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接触了方方面面的进步人士,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在企业内部他担任了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带领企业恢复生产、改革重组,接受政府加工代纺任务、把企业运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企业财务也有了明显好转。
1952年7月,父亲荣德生去世后,荣毅仁成了荣氏企业的实际掌舵人,他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代表申新纺织系统主动认购60万份,带动上海工商界掀起了认购热潮;他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和大量衣物。1954年5月,他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代表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模范作用。他积极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团结、引导广大工商业者听共产党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工商界的一面旗帜,为新中国的经济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57年,他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同时任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中央调任他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积极贡献力量。
这一时期,荣毅仁与中共多位领导人结下了深厚情谊。1950年春,毛泽东邀请首次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吃饭,荣毅仁也在其中,还被安排在周恩来的那一桌,周总理看到34岁的荣毅仁,诙谐地说,“喔,少壮派!”从此,这个雅号就流传开了。宴席上,毛主席鼓励大家要“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荣毅仁把这些话深深地镌刻在心中,并积极付诸行动,在经济建设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表现突出。
1957年1月,陈毅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上海开展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还透露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为荣毅仁助选。他说,“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户,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能起到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陈毅市长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陈毅问大家:“你们说该不该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呢?”会场立即响起了掌声和笑声。荣毅仁也果然不负众望,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了他独特的积极作用。
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荣毅仁。1959年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后,要到北京工作,周总理怕他不习惯北方的生活,特地对他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表示,“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周总理还关心荣毅仁夫人杨鉴清的进步,鼓励她出来工作,中央统战部把她安排在全国工商联家属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
殚精竭虑
创建中信公司交出满意答卷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工商实业界代表人士,跟他们座谈交流,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表示“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五老提出的建议后,对荣毅仁表达了这样的希望:要他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由荣毅仁出面组建一家跨国公司,并由荣毅仁全权负责,从事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进出口贸易业务,广泛与国际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希望创出一条新路来。强调“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激活了荣毅仁多年未酬的壮志,他激动不已,精神百倍地迅速行动起来。也是在这次谈话半年之后,197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成立了,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创业是艰难的,更何况国际信托投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这位20世纪30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独树一帜,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创业新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他积极引进外资、技术、设备,强调公司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验管理”,他勇于创新,敢于“吃第一只螃蟹”,在国内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自办银行和收购香港银行、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我国发射等等,带领中信走出了一条敢为人先、特色鲜明的成功之路。中信是以50万元开办费起家的,但到1993年初荣毅仁离开中信时,公司的注册资金已增至30亿元,拥有资产500多亿元,并在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设立了分支机构,与国内29个省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大小项目达400多个。
作为中信的创始人,荣毅仁带领中信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一路披荆斩棘、高歌奋进,见证了中信不断壮大的发展奇迹,他感慨地说,“以前我们荣家几十年,搞了二十多个厂,现在(十多年)中信公司的固定资产差不多有五百多个亿,大大小小四百多个企业,将来还要发展”。言外之意,中信的成功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成功,它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是正确的。
襟怀坦荡
平易近人的国家领导人

荣毅仁是个传奇人物,进入大众视野后,他的社会角色就一直在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切换。早年的荣毅仁是出身不凡的红色资本家,随后获得巨大的政治认可,成为上海市副市长;改革开放后他又回归“老板”本色,他领导的中信为我国树立了一个上佳的对外开放窗口;到晚年更是被委以重任,出任国家副主席,承担国家事务的管理。
荣毅仁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还担任过全国工商联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等职。
在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荣毅仁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制定。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考察工业、农业、国有企业和民营、合资、合作企业,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他出席各种重要国务活动,会见外国领导人和重要外交使节,出访美国、英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缅甸等国家,与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和实业界知名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坚决拥护和认真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在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期间,积极为基本法的起草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振兴中华、祖国统一作出了杰出贡献。
凡接触过荣毅仁的人都会感受到,他堂堂正正、严以律己,原则性很强,人品好,作风正派。他热爱学习,勤于思考,毛泽东主席夸他“会用脑子”。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特殊的影响力,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我只到过一个中国人家里做客,这就是荣家,我和荣毅仁是要好的老朋友,几乎每次到中国,我总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荣家。不只是基辛格,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每次到北京也必定到荣家。他们同荣毅仁的私交都非同一般,在他们眼里,荣毅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也是一位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朋友。难怪叶剑英说,“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1986年,邓小平了解到荣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亲属中,有不少人从事核能、电子、纺织、医学、文教等事业,作为爱国民族资本家的后代,他们像自己的祖辈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事业心,有竭尽全力为祖国多做贡献的心愿,于是就要荣毅仁把他们召集回祖国团聚一次,共谋发展之计。
这一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荣氏回国团聚的200多位海外亲属中的部分代表,与他们亲切交谈,邓小平说:“历史上的杨家将为民族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看,对发展民族工业做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原题为《荣毅仁:坚信社会主义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
责任编辑: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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