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虎离山袭金沙，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最早出现在由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中。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指挥打仗胜绩颇多有如神助，指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奇迹。常人看来，毛泽东之所以总打胜仗，靠的是其智慧。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神机妙算。那么，长征中的红军为何能屡屡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而从不中埋伏？敌人又为何能听从毛泽东的指挥调遣？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真正奥秘究竟在哪里呢？

初现端倪：红军无线电总队创立，从此红军有了“顺风耳，千里眼”
1930年10月中旬，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进剿中央苏区。为配合主力张辉瓒第十八师围剿歼灭红军，国民党交通兵团特意将武汉无线电第五分队的KMN电台派到南昌，随张辉瓒一同行动。龙岗一战，张辉瓒师全军覆没，红军从张辉瓒师部缴获一台15瓦特收发报机。当时由于朱毛红军多是由地方武装升编的，红军士兵没有见过电台，有人发现电台上的充电池和蓄电池宛如盛酒的坛子，以为国民党兵打仗还喝酒，一气之下用脚踢，用石块砸，结果把发报机毁坏了。旁边有个红军战士拿起耳机一听，里面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觉得新奇，红军战士的“泄愤举动”被阻止，电台的收报功能得以保存。红军缴获的首部电台严格讲是只能收不能发的“半部电台”，而且还是靠脚踏发动机转轮来充电的。此后，这“半部电台”一直跟随朱毛红军一起行动，成了朱毛红军的“心肝宝贝”。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还有更大的收获——东固之战中竟缴获一部功率100瓦特的收发报机。
红军自从有了无线电台后，昼夜监听着国民党军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此时此刻，国民党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居然还能接收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
监听中，红军发现国民党部队中要算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波最为“嘹亮”，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15瓦特的电台，而唯独公秉藩师用的是100瓦特功率更大的收发报机。红军对公秉藩师部的发报机“垂涎三尺”，盘算着如何完好无损地弄到手。
红军主力三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25天。此刻，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
那是公秉藩师部与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
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手里。此时红军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忙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布好了“口袋”。5月16日清早，迎着朝阳，公秉藩率队向东固出发了。山间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行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队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上午十时许，公秉藩师已全部进入红军布好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然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此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求救信号，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
下午三时，战斗结束。公秉藩师全军覆没，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至于红军“惦记”很久的公秉藩那部100瓦特的收发报机，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另外，还缴获了六部15瓦特收发报机。红军有了这些装备，正式组建了无线电总队，由王铮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红军电台人员的来源：一是被俘的国民党队伍中愿意参加红军的收发报人员，如王净和刘寅等；二是上海党中央派来的专门技术人才，如曾三、伍云甫、涂作潮等；三是红军中挑选有些文化基础经过培训的优秀党团员，如胡立教等。红军无线电总队正式组建，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的“顺风耳，千里眼”！
红军在没有无线电台之前，相互间的联系方式是不可想象的。当年毛泽东与朱德彼此寻找，花费了多少工夫，不仅如此，朱毛向党中央的汇报以及中共中央下发的指令都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写在竹纸上，靠地下交通员递送，传递时间需要一两个月才能抵达。
长征前夕部分红军将领合影。 团结报 图
有如神助：有了破译密电能力的红军屡屡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长征之前，从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中央红军就已经能截获并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电。毛泽东、朱德领导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连连挫败敌人的进剿，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和联络，红军电台没有了用武之地，红军也就难以全部掌握敌情的动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长征伊始，为了保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都有各自的机构番号。中共中央机关代号“红章纵队”，中革军委机关称“红星纵队”。其中，中革军委一局负责作战，中革军委二局做情报保障工作。长征途中，二局为了确保电台昼夜工作不停顿，他们采取了两个梯队轮流工作制度。当时的二局组成：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一科（破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二科（校译）科长李作鹏，译电员戴镜元、段连绍等六七人；三科（侦收）科长胡立教，侦收员李力田、贺俊侦等十余人。此外，还有技术人员三十多人及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等。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于11月中旬进入湘南。1934年11月23日，湖南何键紧急命令两个兵团向湘江上游集结。何键密电当天被二局破译上报中革军委，中革军委24日向各军团做了通报，但中央红军八万多人的大部队此时距离湘江还有八十多公里。手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顽固坚持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顾一切硬往敌人口袋里钻，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惨重，湘江之战损失五万余人。
江西瑞金武阳围渡口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
蒋介石得知红军抢渡湘江后，马上部署围堵。在红军到达湖南通道之前，二局又破译了国民党部队多份密电。湖南军阀何键电称：“西窜已甚明显”。何键电令修筑四道封锁线，十五个师张网以待，坐等红军自投罗网，而博古、李德依然固守事先制定的计划，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湘江之战后，随“红章纵队”一起行军的毛泽东向中央建议，要避开陷阱改道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行进。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就是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毛泽东认为，只有改道贵州，才能躲过蒋介石在湘西布下的口袋阵。据一局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12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二局破译了国民党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在通道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毛泽东看到二局提供的情报和红军次日行动计划后，异常气愤。他同周恩来、博古讲：“我军如继续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这正中敌人下怀，红军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革军委当晚召开了紧急碰头会，当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与博古、李德就红军行军方向争论不下时，毛泽东及时亮出二局破译敌军的密电，博古、李德只能同意毛泽东的建议。红军通道转兵乃至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红军二局功不可没。
后来，毛泽东对曾希圣说：“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只会‘博古’不会‘通今’，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不去贵州，何谈遵义，遑论遵义会议了！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此时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道路。可是战斗打响后发现情况不对，敌人的数量与战斗力与预想的有异，到底怎么回事儿？原来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六个团的川军共一万多人打，且川军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要抵达土城附近。
研究长征史的人几乎都把土城之战形容为豪华之战，为什么呢？土城之战最紧张时甚至把红军干部团拉了上去。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不仅身临其战，而且十大元帅中有七个参加了土城之战。战斗间隙，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央红军自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后，周恩来即刻赶到二局对曾希圣他们说：现在情况十分紧急，我来负责给你们弄饭，你们赶紧把敌人的兵力部署弄清楚。于是，曾希圣等人就在阵地后方架起天线，凭着过硬的技术，他们就地侦听、就地破译敌军的密码，就地向中央写报告，这在世界密码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通过侦听破译，二局发现敌人包围圈西北角有一个空隙，党中央下令立刻向西北方向突围，红军涉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百密一疏：红军参谋被俘，蒋介石对红军破译密电的能力有所察觉
长征中由于敌我双方的部队时时处于运动之中，加上当时追剿区域偏僻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各部队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发送。与此同时，红军的无线电破译水平也达到了顶峰，国民党部队相互发送的无线电报多数都被二局截获且破译。如毛泽东所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国民党密码二局能被红军侦破，红军的密码敌人却无法破译。红军当时使用的密码体制，最早是由伍豪（周恩来）编制的，所以在红军中称为“豪密”。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给对手以分析的机会，从而提高了无线电报的安全性。“豪密”保证了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及各根据地通讯联络，在红军的保密通讯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时，都没有被破译出来。另外，红军电台还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红军电讯人员首先要砸坏电台并销毁密码。
但是百密终有一疏，一个偶然的差头，蒋介石对红军破译国民党军电报的能力有所察觉。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一个作战参谋不慎被俘，滇军从他身上搜出了已经被我们破译出来的国民党军的电报底稿。电文被送到昆明，龙云看后大吃一惊，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呈报此事，电称：
急。贵阳蒋委员长钧鉴，曲靖薛总指挥、宣威李军长勋鉴：
竭密。顷在羊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瑞金人，现解省审讯。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现正研究其译电，系有我方电码本，拟以他种技术译出，并此后宜用何法通信，方免泄露。特先报闻，详情续达。
龙云。 冬末机印
蒋介石立即给龙云回电：
特急。
云南龙总司令：
冬末机电悉。良密。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此事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密码每部各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一面如气候良佳，用飞机通信以补之。请兄就近编发密本，照此办理。盼复。
中正。江巳贵参一印。
从蒋介石发给龙云的电报中，国民党后来的确采用了一种看似安全可行的办法，而且蒋介石和龙云、薛岳等高级将领的通讯中，也较好地执行了此办法，全部启用了新的密码，甚至在一个电报中使用不同的密码。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使用代号，以替代原来电报中使用的姓名和部队番号。但是，处在追堵一线的国民党各部队，却根本没有办法落实蒋介石的命令，他们仍旧在使用原发的旧密码本，这样一来，蒋介石更换密码本的命令就成为了废纸。
另外，蒋介石命令各部更换新密码的同时，却未对密码体制做根本的变化，仍旧沿用过去使用的最原始的单表代替密码体制，这样的密码体制，对于已经掌握了精湛破译技巧的二局来说，虽然麻烦一些，但却没有触及破译的根本。因为虽说国民党军在一定时段内频繁换用新密码，但一种密码本一定会重复使用若干次，这就为二局破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红军参谋被俘事件后，国民党电报被截获、被破译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无线电情报战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红军二局手中。

出神入化：假冒蒋介石密电调动指挥国民党部队，毛泽东技高一筹
长征中，红军电讯人员不仅能监听并及时破译国民党电文，二局还能将这项技能与特长运用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红军巧渡金沙江，敌人乖乖听从毛泽东的指挥调遣，就是红军二局演绎的一出好戏。
1935年3月，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南下抵达金沙县安底附近，准备南渡乌江。此时，曾希圣领导的二局电讯人员从蒋介石频繁调动军队电文中发现，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二个纵队六个师正由安底西北往东南方向逼近红军主力，一天后很可能会与红军遭遇。同时，在乌江南岸二十公里处，还有国民党军三个师的部队。中央红军要保证安全渡过乌江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敌我双方部队若正面相遇，一场恶战不可避免，红军的命运再次岌岌可危！
当晚中革军委指挥部灯火通明，毛泽东亲临二局紧急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据曾希圣的女儿曾小红回忆：“后来父亲在会议上提议，二局的破译人员对蒋介石电文的语言规律、用词都比较熟悉，能不能利用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口令和电文格式，假冒蒋介石密电，命令这两支部队改变行进路线，令他们晚些抵达安底一带，争取时间让红军渡过乌江”。这一提议马上得到红军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首肯，大家一致认为，只要电报内容不太过于直白，国民党军应该不会察觉。会后，曾希圣马上让二局电讯人员以蒋介石的语气，向这两支部队发出了“继续前进”的电令。假电报发出后，一直朝着东、南两个方向行进的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部接获“蒋介石密电”后深信不疑，两支部队果然没有改变方向，“奉命”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使得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越扩越大，敌人的追剿部队始终与中央红军保持着一定距离。
三天后，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乌江，红军队伍长驱南下甩掉了国民党二十多万的围堵大军，红军避免了一场恶战。这起假电报之事，可以说是二局同志把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出于保密的考虑，假电报之事二局只运用了一次，后来一直没有人提起，国民党内部也没有察觉到。
之后，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对昆明虚晃一枪后，马上抓紧时间抢渡金沙江。蒋介石令国民党军队“星夜兼程围追堵截”。其中，国民党万耀煌师离中央红军后卫部队最近，只有一天半的路程。据一局吕黎平回忆：“1935年5月4日，军委总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军委二局又破译敌报，得知国民党万耀煌师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尾追我军，便向蒋介石谎报，在其前进的方向上，没有发现共军的形迹，故决定在团街原地休整一天，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共军。毛泽东据此密电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矛盾，赢得四五天时间。他用红铅笔指着地图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于是电令因无船不能渡江的红一、三军团沿小道兼程向皎平渡汇集。部队按时赶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于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烧毁”。
据邹毕兆撰写《心血的贡献》记载：“从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军委二局共破译蒋、湘、粤、川、桂、黔、滇、马鸿逵、张学良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码达1050多个，平均每月17个。尤其是在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的近4个月时间里，军委二局在军情紧迫、敌重兵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相继破译了蒋、湘、桂、滇、川当面之敌的密码94个，及时准确地侦悉了敌人兵力部署等大量密息情报，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正确指挥红军实施两占遵义、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等作战行动，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会师陕北，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保障”。
时光荏苒，随着档案的解密，红军二局英雄们的历史功绩终于可以公开于众。至此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才清楚事情的真相，原来真正助力毛泽东屡战屡胜的“法宝”是知己知彼的电讯情报工作。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题为《红军为何能屡屡跳出敌人的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