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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出版百年
宗廷虎/浦江纵横  
来源:政协头条 | 2020-11-20 07:43 字号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出版百年。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会见时,谈到自己走上马列主义道路的过程。其中提及自己最早接触马列主义,是在1920年夏秋读到的三部启蒙读物。首先一本就是由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谈到这本首版仅印了1000册的马列经典著作。
1949年5月,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直捣南京“总统府”。在“总统府图书室”,邓小平与陈毅纵论各自青少年时发奋读书的经历,明确指出自己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是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启蒙书的缘故。
1975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见到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时,还关切地询问《共产党宣言》最早印行的版本还能否找到?

陈望道于1891年出生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小村庄里。少年时代的陈望道和中国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相信的是“实业救国”。16岁时他就翻山越岭,来到义乌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随着眼界的扩大,他觉得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非远赴科学技术发达的欧美去不可。于是他来到了上海,先补习了一年英语,为赴欧美作准备。可惜,限于经济等种种条件而没有如愿西行,只能求其次而转向东瀛之国日本。
到了日本,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并痴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也就是走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那样的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陈望道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等许多专业的学习,最后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他迎着国内“五四运动”滚滚热流毅然返国,被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聘为语文老师。投身新文化运动。由于积极提倡新文化,改革国文教学而受到浙江封建势力的迫害,从而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流血事件。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以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也不乏为新时代催生而充当普罗米修斯的人物。戴季陶是孙中山的秘书,又是陈独秀眼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戴季陶当时确实极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最为迫切的就是要翻译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戴季陶在日本时就想自己动手从日文版转译,但翻译极难,没有高妙的中国汉语能力和对德文、英文原版式本的涉及,谈何容易。他望而却步。这事就耽搁下来了。
青年陈望道
戴季陶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创立时是陈独秀的密友,陈独秀给他草拟《中国共产党党纲》的重任,他当时已成为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为此,他再次萌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意念,他的想法是将译作首先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他的想法得到了《中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的赞成。但由谁来翻译呢?邵力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于是,一纸邀稿函飞到了陈望道手中,并随函附来了一本日语版的《共产党宣言》。
陈道望接到邵力子的邀稿委托,非常激动,他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心愿激活了。他深知此书的份量,是唤醒中国这头东方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第一个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片段文字介绍到中国的人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时为1899年2月,刊发于上海《万国公报》。进入新世纪后,有不少有识之士译介它,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始介绍马克思。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段。1919年4月的《每周评论》第16期在“名著”专栏内,发表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宣言》中的一段,文前有编者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那时的翻译都是片断,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可笑的翻译,像朱执信,他将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陈望道摩拳擦掌,刻苦翻译。陈望道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稿,而是时代的使命,历史的重任。他不仅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找来参阅,而且请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英文版作为参照。1920年的阳春三月,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天气还相当冷,他选择了自己的故乡作为完成使命的地点。分水塘村不满百户,和义乌县城相隔数重山。在被群山包围的分水塘村里有一间多年未修的柴屋,把这间设在居室外面的网尘密布的柴房,整理成一个写作环境。
自此,小柴屋夜夜漏出丝丝缕缕的灯光,一直到黎明,伴着灯光的是29岁的陈望道,之所以潜伏在小柴屋翻译,一是因为这和反动当局水火不相容,二是怕被亲朋好友撞见,只有这间破旧不堪的小屋,才能使他获得安全和彻底的全神贯注的宁静。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聚精会神字斟句酌地翻译,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帖,翻译的难度颇高。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句。
他挖空心思,寻找一个一开头就能吸引中国人,具有震撼效果的句子,起码也要让中国人民接受它、传播它的词。最终还是采取“幽灵”加上注释的办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尾句。
仅从这首尾两句中,已可感受到陈望道翻译这部著作很好地传达了那种撼人魂魄的力量。
反复推敲,一气呵成,多少个不眠的日夜过去了,一天接一天,一夜连着一夜,整整两个月,终于译成。陈望道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进城,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陈望道,兴冲冲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1920年2月起,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寓斜对过的5号,陈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家。他也曾在邵家借寓。
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而他的衣着很随便,为人随和。陈望道当即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那里。陈独秀懂日文、英文,李汉俊便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陈独秀审阅,戴季陶也在,陈独秀非常满意,戴季陶立即将稿子拿去,准备按计划在《星期评论》连载。岂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发行量达十几万份、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正欲走马上任,就告吹了。
《星期评论》停刊了。陈独秀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奔走,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陈独秀将稿子交秘密成立的又新印刷所承印。事也凑巧,由于陈独秀受北洋军阀政府搜捕,在北京不能立足,南来上海,而《新青年》杂志是他一手创办的,因此也随之迁沪编印。编辑部只他一人,忙得不可开交,正需编辑。于是,陈独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编辑。为了工作方便,陈望道索性搬到陈独秀那儿,与陈独秀同住。

陈望道本人在翻译此书过程中,与陈独秀等人加强了交往,也更得到了陈独秀的信任,思想也迅速地升华了。
就在这时,一个俄国人秘密前来老渔阳里,他为了避免引起密探注意,平时总是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陈独秀家前一个弄堂的戴季陶住所,来跟陈独秀见面。此人名叫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东方局派来中国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与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等人于1920年4月初抵达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李大钊介绍他们来沪,与陈独秀会面。他们在4月下旬抵达上海后,便在戴季陶住所经常约请上海共产主义者聚谈,筹备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与陈独秀一起出席座谈会。5月,即成立了上海的马克思研究会,陈望道是成员之一。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八位成员之一,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陈望道,并由陈望道担任书记。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版,封面有字排错)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版)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再版)版权页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虽然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陈独秀仍尽力设法使它面世。陈独秀跟维经斯基商议,维经斯基也很重视此事,当即筹措一笔经费。于是,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初版于1920年8月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
巧的是,这年毛泽东到上海找陈独秀,在又新印刷所与正在排版校印《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不期而遇。陈望道热情地将样本送给拱手作揖的青年毛泽东。毛泽东接过书一看,眼睛一亮,只见这本书长18.1厘米,宽12.4厘米,白报纸,32开,共58页,定价“大洋一角”。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马克思侧身抱臂坐在沙发上,目视左前方,像的下方标有“马格斯”字样。在封面的上部,横排有4行自右向左读的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书基本以意译为主,部分译法与现在通行版本有较大出入。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便在住地故宫附近的福佑寺里潜心研读,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深情地回忆说:“从此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陈望道为人正直,且有知识分子的清高耿直习气,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1921年筹备中共“一大”时,因审批组织经费出现纠纷,陈独秀认为是李汉俊和陈望道合谋想夺他的权,便广发信函予以指责。陈望道怒不可遏,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并向他道歉,遭拒绝后遂一气之下提出要脱离组织,并因此没有去出席党的“一大”。经过劝说,他暂时留在党内,并出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陈望道对语言学有独到的研究和造诣,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于1920年秋,应聘到复旦大学任教,9月,在复旦国文部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2年受党的委托,出任国共两党合办的培养共产党干部的上海大学教务长。1923年他发表了《修辞学发凡》、《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等著作。
他后来还是与火爆脾气家长作风的陈独秀闹翻了,年轻气盛之下,他再次要求退出中共组织。这正中陈独秀下怀,陈独秀正想将陈望道和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人清除出党,1923年8月,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向上海委员会建议:对陈望道等人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党的念头。他还指派沈雁冰前往进行劝说,陈望道耿直脾气上来了,回答说:“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能取消退党呢?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在革命最危难的时候,他表示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他在1929年至1930年间还应共产党员冯雪峰和夏衍之邀出任代表左翼文化事业的中华艺术大学校长。大革命失败后,要在上海举行三四十人以上的集会非常困难,中华艺大却成为能够举行半公开活动的极少数的场所之一,而且一度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也在这里召开。在陈望道主持下,鲁迅先后三次应邀前往中华艺大讲演。但该校不久便因色彩太红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早在五四时期,陈望道便成为国内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30年代初他蛰居上海,潜心写下《修辞学发凡》一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兼顾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修辞学书籍。1934年,针对国民党搞“新生活运动”并提倡“尊孔读经”、“文言复兴”,陈望道与胡愈之、夏丏尊等人发起“大众语运动”,倡导语言应“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大众语运动规模不大,却弘扬了五四精神,在文化上反击了复旧倒退的逆流。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陈望道与鲁迅、茅盾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他本人也被推为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秘书长。1940年,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内迁至重庆,担任新闻系主任。在重庆期间,他仍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联系,曾想过去延安,但因难以通过关卡未能成行。中共中央的老同志们也经常惦念他,曾秘密转告他说,欢迎回到组织中来。陈望道考虑当时的斗争需要,诚恳地表示说:现在还不,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的怀抱中来的。
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回到上海,他所主持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一个系,并引起国民党反动派仇视。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新新闻社”分子在校门口张贴了一份致陈望道的万言“公开信”,其中称:“新闻系的赤化,系主任陈望道应对此负总的责任”。面对威胁,陈望道处之泰然。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疯狂屠杀进步人士,他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安排他暂时隐蔽,才躲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大搜捕。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9月,陈望道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到他病逝的1977年,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他还担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文字组副组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职,还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来到上海,点名要见陈望道。元旦,他们见面了,回溯往事,感慨良多,使陈望道要求回到党组织的心情更为迫切。不久即向上海市委提了出来。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由上海市委报请中央批准,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重新回到党内。实现了他的长期愿望。他还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四届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5年他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为确定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贡献;1956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成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1961年他接替去世的舒新城出任《辞海》主编,在主持这一工作期间,努力排除“左”的思想在辞书编撰工作中的干扰,实行了分科主编责任制,使《辞海》(未定稿)在1965年出版,他还为《辞海》题写了书名。
复兴中路221弄12号,原辣斐德路成裕里21号,又新印刷所旧址
“文革”中,陈望道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被隔离审查,后由于有关方面的及时制止,“四人帮”才停止了对他的迫害。1973年陈望道抱病出席了党的“十大”,1975年又出席了四届全国人大,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陈望道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这是他继《修辞学发凡》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起来的一个语文革新体系。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肺部感染逝世,终年87岁。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陈望道一生虽然有过曲折,然而透过历史风尘,我们依然看到一个真理追求者的赤子之心、忠贞之志。
责任编辑:杨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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