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横浜路景云里居住过的亭子间　（资料图片）
石库门，是上海独特的民居，可以说是“上海的表情”。
石库门民居的典型特征是中西合璧。它以一圈石头为门框而得名，门扇一般是乌漆实心实木所做，上有铜环一副。一般进门就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后是客厅，天井和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楼上则是主要的卧室。再进去，是后天井，这里设有灶披间和后门，上海人习惯从后门出入。灶披间上面为亭子间，再往上是晒台。这种结构脱胎于江南传统民居的二层院落式住宅，在总体布局上却采取欧洲常用的联排式风格。石库门住宅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体现，它是上海的一种表情，也是海派文化的一个标志。
石库门承载着浓浓的乡愁和人文情怀。石库门住房对外相对封闭，闹中取静。但一幢房子里的各家居民，一条弄堂里的一家一家，却是互相贯通，联络方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居民住房十分紧张，一幢石库门房子，要住好多家人家。但大部分都能相安无事，有的还相处得和睦亲切，如同家人。石库门里哪一家碰到了难处，众人都会伸出援手来帮忙；哪家做了馄饨，会端着碗一家一家地送去，让大家享用；端午节谁家裹了粽子，每家的餐桌上都会飘荡着粽香；谁家过生日，就家家都吃长寿面。下午放学了，有些孩子会聚集到某一家的客厅里一起做功课，男孩子们在弄堂里打弹子，拍香烟牌子，玩官兵捉强盗等游戏，女孩子们则在弄堂里跳橡皮筋、“造房子”，时不时发出一阵阵嘈杂的喧闹声和爽朗的笑声。在20世纪70年代，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了晚上，谁家的电视机会拿到弄堂里，大家就会聚在一起看电视，一起为剧情而欢乐或悲伤……每每回想起这些情景，常常会感到异常的温馨。
石库门房子与文学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上海曾涌现出一批“亭子间作家”的群落。如果说，石库门是上海的表情，那么，“亭子间作家”就是上海文坛的一道特有的风景。亭子间是石库门房子里比较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正房后面，楼梯中间，朝向北面，六七平方米，狭小低矮，然而它又是租金最便宜的房间。当时，有一批作家，他们往往在报社、书局兼职，租住亭子间，在里面笔耕，为大小报刊、出版社写稿，卖文为生。就是一些有些名气的作家，住亭子间也不少。鲁迅、叶圣陶、沈雁冰等就都在虹口横滨路景云里的亭子间住过，前几年我还专程去寻访过。鲁迅在亭子间写过许多文章，著名的《且介亭杂文》就撰写于此。因亭子间在越界筑路的半租界之上，故取其半，称之为“且介亭”。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也是在亭子间里写成的。当时，还出现了不少描写亭子间生活的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亭子间中》、梁实秋的《亭子间生涯》、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等，郭沫若在《亭子间》中描写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文学青年爱牟在亭子间里的艰难居家生活；梁实秋在《亭子间生涯》中写道：“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到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闻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亭子间文学和亭子间作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在戏剧作品中，也有不少写到石库门、亭子间的。夏衍写于1937年的《上海屋檐下》就把上海一幢石库门房子的横剖面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幢房子住着5家人家，底楼客堂间住着二房东工厂职员林志成一家，灶披间是小学教师赵振宇，前楼住着风尘女子施小宝，亭子间里是失业洋行职员黄家楣一家，阁楼上是老报贩李陵碑。台上5家人家此起彼伏地展开故事，西安事变后政治犯释放了，但国内政治依然黑暗，危机四伏，民不聊生。剧作深刻反映出抗战前夕中国的政治气候和上海都市的社会风貌。上海大公滑稽剧团演出的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写旧上海一幢破旧的石库门房子里，拥挤地住着七十二家房客。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住户裁缝师傅、卖梨膏糖小贩、牙科医生、小皮匠等挣扎在饥饿线上。警察敲诈勒索，二房东借着流氓势力欺压房客，要把养女阿香卖给警察局局长做小妾，要把整幢房子顶给别人开向导社。房客们联合起来与之斗争。故事非常滑稽，但笑声里含着辛酸的眼泪。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滑稽剧团创作演出的《GPT不正常》，也是写石库门里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末，传染病“甲肝”在上海肆虐，住在楼上的阿米染上了肝炎，引起整幢房子居民的极度惶恐，人人自危，而远洋轮海员阿为毅然担负起照顾病人的义务，对此居民们纷纷猜疑——“他的动机是什么？”GPT不正常，同时暴露出人际关系的不正常。经过一番曲折的纠葛，人们才有所醒悟：最宝贵的乃是人间真情，昔日的友爱和理解又回到了人们的身边。这些戏剧作品都反映了上海都市独有的人生故事，具有浓郁的海派文化风情。
石库门对每一个上海人来说，就像好朋友那么亲切，在石库门里凝聚着太多的历史记忆。每当我们经过这些地方，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由此也会引出许多美好的联想。石库门也是一本书，我们一遍一遍地阅读，总是那么兴味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