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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31日清晨，赵寿先被捕。军统特务好不容易抓到了化名为刘志宏的赵寿先，一时得意忘形，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从赵寿先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以便把魔爪伸向各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万万没有想到，赵寿先在被捕后，首先想到的是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决心宁死也要坚守机密
赵寿先（1923—1948），又名赵毅、刘志宏，江苏扬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先后担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主任等职。
1948年10月31日，因“利群书报社案”被捕，被单独关押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一大队（威海卫路成都路155弄）楼上。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和同志，他曾将眼镜碎片吞入肚中，以死抗争。11月21日，赵寿先乘看守不备，推开窗子凌空跳下，壮烈就义，时年2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现长眠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赵寿先给二姐赵棣先的亲笔信 （资料图片）
强忍亡国恨，苦寻报国路
小学毕业后，赵寿先考取了历史悠久而富有革命传统的扬州中学。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正走向高潮。中华民族的危亡，全国人民的救亡怒潮，在赵寿先的心灵深处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1937年底，日寇占领了扬州，赵寿先随父母逃亡到乡下避难，全家生活更是艰难。国土沦亡，家庭罹难，点燃起赵寿先满腔的怒火，他不甘心在太阳旗下当亡国奴，决心投奔在重庆的二哥。他想那里应该是抗战的后方，可以求得读书学习的机会，以报效国家。为了筹措川资，经亲戚介绍，赵寿先进入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伪水路测量局当练习生。因中国学生备受歧视，常常使他悲愤难抑满腔怒火。有一次，水路局有个中国厨师生重病而日本校医不予治疗。赵寿先愤怒之下，带领一批学生与校医评理，因而触怒了校方。在同学掩护下，赵寿先逃离学校，跋涉千里历经艰难，于1942年冬到达重庆。次年夏，赵寿先考入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
1944年，赵寿先怀着强烈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毅然投笔从戎。但他从军后，抗日救国的愿望并未实现，却亲眼看见国民党军队胡作非为的恶劣作风。他和一些青年学生十分气愤，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回学校读书。一个月后，他回校了。
探求革命真理，争取民主自由
短短一个多月的“从军”生涯，使一些青年学生开始认识了国民党政府欺骗人民的面目，但对赵寿先来说，则成为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从国民党消极抗战的现状，思索着民族前途和社会进步、国家民主等问题，开始如饥似渴地探求革命真理。
1945年春，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央大学成立了进步青年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新青社成员将《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书籍介绍给赵寿先，为他打开了一扇思想上的亮窗，使他的思想觉悟和追求革命的热情得到进一步提高。他积极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各项工作，带头参加每次的学生运动和斗争，而且是重要的组织者之一。
抗战胜利后的和平民主运动，像一股巨大的潮流，冲击着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赵寿先也正是被这股潮流推上了浪尖，成了一名坚强的民主战士。在中央大学离开重庆时，他已是中央大学民盟组织的骨干和负责人之一。1946年夏天，中央大学迁回南京。走进校园，赵寿先望着绿树掩映下的教学楼、礼堂和图书馆，他下决心要努力学习，为民族的航空事业发展显身手。但全面内战的爆发让他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已露出狰狞面目，认为只有坚持斗争，才能争取到民主。赵寿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并被选为航空系的学生代表，还担任全校学生系科代表大会的常设委员。在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中，作为纠察队队长的赵寿先在与军警搏斗中受伤。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他劝说一些同学暂时离校转移。他也到镇江二哥家暂住。但是，他的心仍然牵挂着学校里的斗争，于是住了两三天就又返校了。
经过这一斗争，赵寿先变得更加坚强。他在给二姐赵棣先的信中写道：“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不断地奋斗，只会把人锻炼得更坚强，现在没有什么可怕，文凭是另一回事，可有可无。”为了民主和自由，他做好了抛弃一切的准备。
1947年，赵寿先毕业后来到上海，在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之一，现上理工复兴路校区）任教。面临着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他无暇考虑自己事业，仍然以主要精力从事学联和青年工作。10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根据原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负责人黄可和刘晴波的介绍，吸收赵寿先为中共党员。赵寿先入党后，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他在给二哥的信中说：“……今后当共勉励，完成抱负，他日能造福于人民，事无大小，皆英勇之举耳。”
赵寿先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已转入地下斗争的农工民主党工作。1948年初，农工党上海市党部根据斗争需要，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赵寿先担任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专门从事青运工作。青年运动委员会在大、中专学校的进步师生和职业青年中开展工作，教育青年认识形势、提高觉悟并发展组织。为了广泛地团结进步青年，在中共的领导下，成立了农工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青联），赵寿先任主任委员。新青联的主要成员是各大中学的在校学生和部分职业青年，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音专、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等都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在“利群书报社案”发生之前，新青联的组织发展很快，成员很多，在进步青年中影响很大。
1948年初，为了适应形势，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赵寿先等人秘密出版了《新青联丛刊》，在青年团体中散发，先后共出了十几期。《新青联丛刊》经常刊登毛泽东的文章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为了及时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赵寿先买了一台可以收听短波的收音机，经常将收听到的解放区的消息，编为时事述评，刊登在《新青联丛刊》上。
宁死不屈，精神永存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压学生运动，除了在各大学密布特务进行破坏之外，还竭力查禁进步书刊。1948年9月，上海利群书报社从香港订购的一批进步书刊在海关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查获，军统特务大肆逮捕有牵连的人。10月31日清晨，赵寿先被捕。军统特务好不容易抓到了化名为刘志宏的赵寿先，一时得意忘形，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从赵寿先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以便把魔爪伸向各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万万没有想到，赵寿先在被捕后，首先想到的是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决心宁死也要坚守机密。在到达军统机关后，还没来得及审讯，赵寿先就趁值班的特务和勤务兵稍不留意时，悄悄地卸下化装戴的眼镜，把镜片掰成两半，吞了下去。赵寿先被送进监狱医院，经过抢救，稍微清醒后，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找到了一个关系，把他被捕的消息及时转告了组织，以免组织遭到更大的破坏。为了安定同志们的情绪，他通过关系带话出来说：“大家好好地干，请放心，敌人不可能从我口中知道任何一个同志的情况。”
十几天以后，特务不等他痊愈，就把他押回特务机关。为了及早获得口供，敌人用尽各种酷刑逼供。赵寿先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屈服。他除了承认是农工党上海市党部青委会负责人之外，什么也没有说。他在传给好友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被捕，受酷刑，一度自杀未果，恐续受刑，生死未卜，无畏，望勇敢生活，我没有了泪，只有满腔怒火。”
在牺牲的前夕，赵寿先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爬到与他同属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难友小周身边，说：“特务给了我两条路，一条是毁灭，一条是投降，做他们的走狗。我选择前一条路，你要设法转告难友，把一切‘罪责’统统推到我一人身上，要争取让更多的人活下来，继续工作。”他还说：“看来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但是敌人想从我身上捞到点什么，那是做梦。”
1948年11月20日凌晨4点，赵寿先趁着看守特务不备的一瞬间，爬上窗台，奋身一跃，从三楼窗口纵身跳出，壮烈牺牲，当时年仅25岁。
特务们费尽心机，没有从赵寿先的嘴里掏出一句他们需要的话，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张空白的供词，还有革命者不可征服的形象。在上海，和他有关系的地下组织没有再被扩大破坏；在南京，跟他有往来的地下学联、中央大学的新青社、中共组织，始终没有因他被捕而受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