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鸟瞰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万人大礼堂的地点选在天安门前，同改建天安门广场一起考虑设计方案。同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10周年到来之前，改建好天安门广场，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公共建筑。
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和十大工程的建设一直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关怀和重视。周恩来总理专门委派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负责联系国庆工程的建设事宜，并亲自指导方案的规划设计，审查方案。他提出：“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所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取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这个精辟论述成为天安门广场改建和其他国庆工程的重要指导思想，使广大设计人员解放思想去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建筑。1958年11月初，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审看国庆工程模型影片，万里、赵鹏飞（时任北京市建委主任）等作了汇报。12月底，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了讨论会。周恩来亲自做了介绍，会议一致同意天安门广场规划和施工方案。
北京市委对国庆工程一直抓得很紧、很细。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求，一定要体现“人民是主人”的设计思想。彭真、刘仁、万里等市委领导经常深入现场和大家反复研究方案，解决设计施工中的问题。以副市长冯基平为首的，由东城区和西城区区长、市建工局和房管局局长在内的领导小组负责拆迁动员工作。广大群众热烈响应中央决定，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于1958年10月上旬基本完成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天安门广场工程拆房10129间的搬迁任务，保证了各项工程及时开工。
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创造精神。为了集中群众智慧，做好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市委发动北京市城市建设工作者，并邀请全国1000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在过去方案的基础上，又综合了30多个方案，经过归纳筛选，取长补短，最后综合成一个方案上报中央。
全国有18个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派来了优秀的施工队伍，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承接了繁杂的订货任务，为国庆工程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只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一个雄伟、壮丽的广场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它的不凡的形象在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庆典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祝大典在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应邀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60个兄弟党的代表团团长及政府代表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陆、海、空三军部队和70万首都群众的游行队伍。中国各民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和华侨、港澳同胞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在天安门前的16个观礼台上参观典礼。晚上，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联欢会，华灯齐放，彩焰飞舞，整个广场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
天安门是我们国家的象征。天安门广场是首都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的中心，占据了全城最重要的位置，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和扩建，改变了北京旧城以皇宫（故宫）为中心、体现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格局，呈现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在政治生活上的新风貌。
由于其突出的地位，天安门广场应该建成什么样，一直是首都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自建国初期开始研究总体规划编制时就为各方面人士所关注，各级领导、广大规划设计专业人员、专家学者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应该说天安门广场的构思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到国庆10周年前夕，第一期扩建计划才得以实施。至此，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已基本定局，到现在，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对天安门广场两侧未改造的部分如何使用有各种不同的设想，但是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天安门南墙至正阳门北墙）长870米，这个决定广场大小的基本尺度一直没变化，也无法改变。现在回顾其从构思到形成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汲取有益的经验，开拓未来，为创造首都的独特风貌提供借鉴。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

第一次整治与规划

1949年，整修中的天安门广场
改建前的天安门广场是封建帝王皇宫大门前院的旧址，是一个狭长的丁字形广场，四周用红墙密密地封闭起来。当时，该处戒备森严，老百姓不得跨越，如果你要想从西城到东城，不是绕道大清门之南，就是绕道地安门之北，其间南北7华里之遥属皇宫大内，是绝对不能穿行的。直到辛亥革命后，东西长安街才算沟通，但是，东西三座门和红墙一直遗留到解放以后。
天安门广场的第一次整治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刚解放时，广场上杂草丛生，蒿草遍地，垃圾堆积如山，金水河淤塞发臭，道路年久失修。解放后，市政府发动群众义务劳动，清除垃圾，拔去芜草，疏浚河道，初步整治了环境。为迎接开国大典，于1949年9月对其进行突击整治，初步修整了天安门、中华门和东西三座门楼顶，粉刷了台墩和东西大墙，搭设了临时观礼台，修建了厕所。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与石狮向斜后方作了移动，砍掉了妨碍视线的树木。广场内的道路铺装了沥青路面，五道桥前展宽了石板路，加铺了钢砖道。东西大墙新辟了两个出入口。在广场上安装了一座高22米的旗杆，并在天安门上立了8根高8米的旗杆（东西各4根）。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定都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9月30日，会议又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毛主席亲自为纪念碑奠基。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为准备开国大典，整治天安门广场，都市计划委员会和建设局承担了第一次规划任务。
限于条件，广场规划主要是选定纪念碑和旗杆位置，提出广场上天安门等主要建筑和环境整修方案。旗杆的位置选定在长安街南侧丁字形广场南墙东西连线与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上。人民英雄纪念碑位置曾选了三处：一处是现定位置，是东绒线胡同轴线延长线与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地位比较适中，大体上是天安门与正阳门中间偏北12米处。另两处，一处更偏北，离天安门、旗杆太近，影响集会；一处偏南，在中华门与正阳门之间，已脱离了广场当时的范围，均被否定。现在看，这个位置定得还比较合适。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后，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1年末，先后征求了100多个设计方案，并把这些方案做成模型，广泛征求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归纳起来：碑体有的主张采用传统的高耸的塔形碑体；有的主张采用低矮的影壁形碑体；有的主张在碑的底部开门洞，让中轴线上的视线能通透；有的则认为高耸的塔形碑体比较瘦长，不会影响中轴线的视线。最后采用了大体上接近梁思成先生构思的方案，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今天见到的高耸挺拔、气宇轩昂、主题明确、富于民族特色的形象。人民英雄纪念碑1952年8月1日着手兴建，于1958年5月1日落成揭幕。纪念碑位置的确定，对后来天安门广场的构思有重大影响。
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3月）
天安门广场改建最先遇到的争论是如何对待丁字形广场。一种意见认为该广场是故宫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筑艺术的无上珍品，不宜随意拆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应受限于封建格局，应符合时代需要，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通过改造可以使建筑艺术更为发扬。
这个争论突出地表现在对待东西三座门的存留上。东西三座门位于长安街上丁字形广场的东西端。长安街虽然已沟通，但三座门仍横阻在干道上，随着交通量增大，门洞十分阻碍交通，甚至是交通事故的引发点，一遇节日，游行队伍也难以顺畅通过，因而公安交通部门提出拆除建议。但是，少数专家、学者出于对传统风貌保护的考虑，认为这是广场建筑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拆了就破坏了风貌。市政府对此作了认真考虑，并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讨论，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拆除，这样，才于1952年8月正式付诸实施。当时还曾决定将拆下来的材料暂时保存下来，如果实践证明这个做法不正确，还有弥补的余地。1952年国庆前夕还改建了观礼台，成为永久性建筑。
1955年第二次整治与扩建
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整治与扩建是在1955年，拆除了原有沿公安街和西皮市的两道红墙，将广场面积向东西扩展达9000多平方米，天安门和金水河间原有榆树、槐树，换植了冬夏常青的油松，广场上还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方案从开国大典准备开始，一直是规划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从1950年至1954年间陆续做了15个方案，这些方案曾在华北城市建设展览会上展出。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对旧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都有很大的争论，所编制的方案反映了当时对广场规划的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关于广场的性质。有的认为天安门象征着中国，广场周围的建筑应当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不是全部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有的认为天安门广场周围，不应当也不可能以修建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而应当以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为主，使它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第二，关于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有的认为，天安门广场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它的周围甚至在它的前边或中间应当有一定的（不是全部）高大雄伟的新建筑，使它成为全市建筑的中心和高峰。有的认为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高，其周围的建筑也不应超过它们。
第三，对旧有建筑物的处理。有的认为旧有建筑（前门、箭楼、中华门）和我们新时代的伟大建设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在相当时期后，必要时它们应当让位给新的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建筑。有的认为旧有的建筑是我国历史遗产，应当保留。
民国初年的中华门，远处为天安门
第四，关于广场的大小问题。有的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我国人民政治活动和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广场，应当比较大，比较开阔（30至40公顷左右）。有的认为从建筑的比例上看广场不宜过大（20到25公顷即可）。
但是，第一轮的方案广场普遍偏小，没有完全摆脱丁字形的广场的约束。对待天安门广场规划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建国初期对待北京规划两种不同意见争论的延续。1950年，北京市委、市政府邀请国内专家和聘请苏联专家来研究北京的总体规划，当时出于对旧城保护的不同认识，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把行政中心迁到西郊，这样有利于旧城保护，天安门广场作为一种庆典中心，不宜放更多新的办公楼，应基本保持原貌，保持文化性质。另一种观点主张行政中心应该在旧城，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旧城基础，保护精华，也应改造不适合人民需要的一些古建筑，可以也应该显示新建筑超过旧建筑。
市政府最后决定行政中心仍在旧城，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央的意见，另一方面也符合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背景。
其一，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俱兴，但财力有限，当时只能充分利用旧有城市设施，还不可能开辟新区。
其二，经过28年奋斗，刚刚取得政权，大家出于尽快改造旧中国的破败落后面貌建设新中国的迫切心情，普遍存在新的应该超过旧的心情，对历史遗产、古建筑保护应该说是一贯重视的，但如何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既无经验，也来不及仔细分辨精华与糟粕，当时无法准确提出从整体上实行保护的意见来。严格地说，旧城1700万平方米的房屋都是历史留下的遗产，但北平变成北京，落后的消费城市变成首都，人口增加，对外交往开展，国内联系频繁，如不对城市加以改造，很难适应需要，不拆一部分旧东西，就无法实施改造。当时建设与保护的矛盾首先发生在改善交通上，在城墙上打豁口，拆牌楼，拆三座门，都是与交通发生矛盾后提出来的。因此，社会舆论倾向于支持改造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其三，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对天安门广场方案编制也带来影响。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北京总体规划讨论会上说：“我看不出在天安门广场要建筑二三层的房屋而不建设五层楼房的理由。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开始建筑32层的房屋，但克里姆林宫并不因与这所房屋毗邻而减色，为什么北京不建筑五六座15到20层的房屋？现在城内没有黑夜的影像，只有北海的白塔和景山是最突出的，为什么城市一定要是平面的，谁说这样很美丽？”从已编制的15个方案中有10个方案把类似莫斯科苏维埃大厦的高层楼房放在中华门、正阳门或前门五牌楼的位置，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苏联专家建议的影响。
天安门广场方案编制的进一步深入是在1955年市政府正式聘请苏联专家工作组，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也称专家工作室）以后。专家工作组的任务是在1953年所编制的北京市改建扩建总体规划草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订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经过两年努力，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1956年至1957年，先后举办了4次大规模的展览，共有中外各界16000多人参观了规划工作展览。其中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党的八大代表和参加八大的35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以及市级党政负责同志和人民代表。
天安门广场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共编制了10个方案。与前一轮方案相比，在新旧建筑的结合上比较注意体量尺度协调，类似苏维埃大厦这样的高大建筑取消了，天安门与正阳门都保留了下来，箭楼有的方案保留，有的方案拆除。天安门的中心位置比较突出，广场中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天安门。有5个方案广场的宽度大体保持在东西三座门之间的距离（500米左右），长度为天安门南墙至正阳门北墙（870米左右），北部为游行集会广场，南部为绿化广场，在两个广场的结合部安排大会堂、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办公楼安排在广场两侧。其中一个方案在广场内搞一个三合院柱廊，向天安门开口，正阳门方向封闭，把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的视线切断。有5个方案除了集会广场外，把绿化广场缩窄，中间除安排文化建筑外还安排了办公楼。跨护城河的桥有的是一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上；有的是两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两侧。展览会上各位领导对这些方案的意见也不尽一致，但多数倾向于第8号方案，认为广场还要开敞一些，大体有一点丁字形广场的意思。
1958年第三次规划
盛装的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方案的第三次编制是在中央决定“建国10周年到来之前改建好天安门广场”以后。市政府在发动了上千名城市规划建筑工作者和艺术家、青年学生征稿的基础上，又邀请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的知名专家参加方案的编制与审议。
在这轮方案编制时有两个前提已经确定：
第一是广场的尺度要大。根据领导同志回忆，195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取了彭真同志关于改建扩建天安门广场的汇报后指示，天安门广场宽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红墙一直向南通出去，直到护城河，即东西宽500米。
第二是广场两侧：一侧建万人大会堂，一侧建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
鉴于两侧建筑设计和广场规划是同步进行的，所以方案的制订和综合经过了较多反复。最后经过筛选归纳后，共有7个代表性的方案，即：陈植等设计的方案、赵深等设计的方案、刘敦桢等设计的方案、戴念慈等设计的方案、毛梓尧等设计的方案、张镈等设计的方案，还有一个是第10号方案，现在已无法考证出自谁的手笔。
这些方案都大体满足了上述两个前提，但是在广场南部要不要把广场宽度收缩一下，仍然有小收拢方案（戴念慈方案）、大收拢方案（赵深方案）和正阳门与箭楼扩建方案（刘敦桢方案）。对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规模，开始规定的面积偏小，后来觉得如此大尺度的广场建筑体量太小了镇不住，因此几经反复，最后确定建筑面积增大到现在见到的尺度。最后实施的方案是在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构思基本上成熟的状况下，由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综合编制的。编制方案的负责人是赵冬日和沈其。这个方案最后经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批准后实施。
国庆10周年改建完成天安门广场第一期工程后，广场的规模、布局已确定下来。顺便提一下，目前对天安门广场改建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阳门和箭楼是在1965年修地铁时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留下来的，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拟恢复瓮城，正阳门、箭楼间的道路改从地下穿过，并把箭楼前的公共汽车场迁走加以绿化，这样可把正阳门箭楼地段变成一个博物馆和花园，供人们观赏游憩。
2.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南侧两块用地，原规划比较多的意见是安排国家剧院和青少年宫，在1985年经市委、市政府和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审查上报中央的方案中，大多数同志赞成以绿化为主，两侧安排体量较小的艺术博物馆。
3.天安门广场水泥块铺装地面太大，缺少绿化，多数同志赞成在广场上增加绿化面积，栽树、铺草皮、设喷水池，增加游憩地，改善小气候。也有同志提出天安门广场地下空间应该开发出来作停车场，也可以增添商业服务设施，解决广场上目前没有吃饭、喝水的地方和没有厕所的状况，为人们增加方便。
4.天安门的旗杆，在开国大典时，它的底座用汉白玉栏杆围合，没有留出入口，每天举行升旗、降旗仪式时，值勤战士要跨栏杆进出，不太雅观，因此，中央领导指示研究改造方案。
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中心，天安门是我们国家的象征。因此，天安门广场的构思首先取决于政治功能，从立旗杆、建纪念碑到国庆工程无不反映了政治需要，无不由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等最高机关决策，一些重要问题如广场大小，建什么内容建筑，也都是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审定的。虽然作为学术问题至今专家们还有不同看法，对天安门广场的评价也不太一致。但是，大多数同志对国庆10周年前夕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是肯定的，它反映了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至今仍是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对天安门广场的认识和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包括对于古建筑的保护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与发展。因此，回顾天安门广场的演变，只有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出发，才能更深地理解它形成发展的过程，得到有益的经验。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新中国往事·文史述闻》。文章小标题有修改，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董光器，曾任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