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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前途,要发展”,毛泽东指示为上海赢得重要发展机遇
张文清/浦江纵横  
来源:政协头条 | 2020-09-16 10:48 字号
毛泽东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工业化建设和实施“一五”计划过程中,在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中央各部委和部分省市汇报的基础上总结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十大关系中一个是讲“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要“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后,毛泽东即作出了“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的重要指示,在它的指引下,上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赢得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飞跃。
《毛泽东在上海》图片史料展产生热烈反响
1993年12月下旬,我正在北京参加由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部门联合召开的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研讨会。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接到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得知上海市委办公厅要查问一个重要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在12月26日这天,上海市委、市政府等四套班子的领导参观了由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市委其他部门一起主办的《毛泽东在上海》图片史料展。在这个展览中,有一个大标题特别醒目——“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在图片解释中指出,这是1956年5月3日,毛泽东叫陈云带给上海市委领导的一个重要指示,正是有了这个指示,使上海的发展有了重大转机,获得了10年的经济大发展。这则新闻在报纸上醒目地报道后,被当时住在上海休养的陈云看到了,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对市委有关领导说,能不能把当年他来传达这句话的原始记录找给他看一下。我是图片史料展的主要参与者,于是,回到上海后,根据当年的档案记载,如实地写了一个材料报市委办公厅。通过展览及媒体传播,“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在上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上海江南造船厂
“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是怎么提出来的?
“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并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的一句鼓励话,在它的背后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内涵。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全国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明确新中国成立后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然而,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现代工业非常薄弱,要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十分重视这仅有的分布在沿海的10%现代工业。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沿海城市,经过100多年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半壁江山。因此,党中央、毛泽东把上海这座城市纳入中央整个大局之中加以考虑。
当时有这样几件事可以着重说一说。第一,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就亲自调查研究上海的情况,并先后作出了解放接管上海的一系列决策,比如,在用武力解放上海的过程中,要使上海免遭破坏、完整地保存上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在解放、接管上海过程中亲自指挥,先后共起草了19份电报,最终在血与火的对决中把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第二,为上海解放后有序地开展接管等各项工作,中央直接确定以陈毅为首的党政领导班子;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面临着重重困难,封锁、轰炸,严重的金融风暴,一些资本家抽资离开上海,1950年上半年陈毅连续给毛泽东写了六封告急信,这就是上海的“四月危机”。上海与全国息息相关,在税金方面“一个上海相当于五个天津”“稳定上海,就是稳定全国”,因此,毛泽东亲自过问,调兵遣将,制定政策,在经济上打了个“淮海战役”,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主战场就在上海。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始国家工业化建设。当时由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从战争的角度考虑较多,而处东南沿海的上海,在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中,并没有被列为重点地区,只是在原有基础上为全国工业化建设服务。从195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开始到各地进行视察、调查,考虑我国长远发展的问题。就地区来讲,上海是他考察的重点地区。他在上海先后视察了上海港口、江南造船厂、申新九厂等,还和各方面人士进行座谈。这年年底,他抽出时间,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逐步对一些问题有了认识上的新飞跃,其中之一关于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毛泽东得出了要“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结论。
1949年5月3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审定的新华社社论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力量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这是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部署与国际形势紧密相联。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对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了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的高压政策,当时战争威胁时刻存在,因此国家考虑处于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为应付突发事变,以恢复与维持为主,不作大的扩建和发展,有些行业甚至压缩内迁。然而,随着1953年朝鲜停战,以及1955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把握国际形势这一重大变化,经过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期。据此,毛泽东认为“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他针对当时有些恪守沿海不能发展、主张对沿海采取消极态度的同志的认识说:“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毛泽东还根据沿海工业发展的特点,指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完全合算。”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趋缓的准确判断,为沿海工业特别是上海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总结“一五”计划经验教训后的客观要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工人阶级集中、技术力量雄厚,轻重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都很好。据统计,占国土总面积12%的沿海地区占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当时国内供应的设备、材料和大部分轻工业都是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生产的。与沿海工业所能发挥作用相矛盾、掣肘的是“一五”计划中对沿海工业限制发展的方针。从而使上海一度落后于全国的发展速度。毛泽东由此认识到:原有方针应该改变一下,“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需要确定一条适合上海等沿海工业实际情况的建设方针,才能更好地发挥沿海优势,以促进内地发展。在听取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汇报关于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时,毛泽东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在数年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一再反思这一教训:“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工业,整整耽误了七年时间。”
“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我国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需要技术设备,而且需要大量资金。上海等沿海城市加工工业集中、技术水平高、协作条件好,“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市努力贯彻“投资少、收效大”的方针,五年内全市财政收入177亿元,其中90%以上上缴国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然而,由于上海发展受到限制,长此以往必然缺乏支持的后劲。可见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不失为国家获得资金的捷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获得了许多新认识,特别是对发展沿海工业与发展内地工业以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沿海轻工业发展可以回笼资金,就是上海的重工业虽然破破烂烂,集中一下,不花很多钱,作用也很大。如钢铁公司一年上缴的利润就达3000万元。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思考和认识,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底子,以促进内地工业迅速发展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阐述了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这一基本原则。在这个情况下,毛泽东下达了“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的指示。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阐述《论十大关系》一个星期后,5月3日,他就请陈云给上海同志带去这个口信,并在市委负责人和工商界上层人士中进行了传达。
奋力拼搏上海经济建设实现大发展
1956年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以“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和“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作指导,深入地分析了上海的具体情况,立足长远发展,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上海工业建设方针。这个方针的中心环节是:充分使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利用它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使之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同时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的改造和合理的发展,解决落后的设备、技术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要求的矛盾,对现有的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扩建和改建。这一方针为上海工业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经济建设的大发展。
在上海确定并实施“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之后,毛泽东为上海实施这一方针,亲自做了许多关心指导工作。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杭州,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叫去,告诉他,中央决定从江苏划拨一部分地方给上海,让上海具备更好的发展空间。同时,从1955年开始,到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到上海亲自参加调研与指导。他在调研中,十分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他在视察上海港时,他对上海港的负责人韩克辛说:上海港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性港口,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港口,一定要把它管好。上海的干部要好好学会管理本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当时,我国经济建设是在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1957年,毛泽东视察上海机床厂,当他得知新中国的第一台磨床在这里诞生,现在已由原来的仿制到自行设计后,他非常兴奋地指出,“要走独立设计的道路”。当厂领导汇报到工厂生产的磨床能供应全国时,他高兴地说,“国家建设需要这样的工厂”。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右三)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
1958年,他一路沿长江巡视,风尘仆仆到上海后,马上视察了上钢一厂由工人、技术人员只用了47天就建成的二号转炉,他得知这个转炉对进料没有特殊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适应性,他就风趣地说:“这种炉不错,是吃粗粮的。”他握着工人的手鼓励说:“好好干,大有可为。”简单的几句话,体现了领袖对上海广大工人的信赖和希望。万吨水压机的问世,是上海工人阶级的骄傲,它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试制的。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国要制造万吨水压机。毛泽东接信后非常重视,当天就批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最后落实到技术力量较强的上海。经过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充分发挥上海工人阶级的聪明才智,采取“猴子骑大象”“蚂蚁顶泰山”“银丝转昆仑”等各种土办法,历时三年,终于制造出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才有的万吨水压机。1960年,毛泽东在锦江饭店接见上海工人的革新能手并请他们吃饭,席间鼓励他们:“不试验、不失败,不成功。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
在实施“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方针的过程中,全市围绕工业生产这个中心,进行了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适当地改建和扩建。在工业布局的调整中,相继进行了彭浦、桃浦、漕河泾、吴泾、高桥、闵行、蕴藻浜安亭等工业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经济建设。期间虽然遭到“大跃进”的错误影响,但由于贯彻这一方针没有间断,在经济调整中又基本上纠正了“大跃进”的失误,经过前后三次工业改组,依靠上海科技力量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到1965年,已经实现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在原有工业基础上建立了机电、仪表、汽车、化工、新材料等门类,20世纪50年代试制出了我国自己的第一代手表和轿车;60年代初,上海已经研制成功人工合成胰岛素,发射探空火箭,自行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1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20万倍电子显微镜和每秒运算2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到“文革”前,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还建立了高温合金、稀有金属、石油化工、合成树脂塑料、合成纤维、半导体材料以及激射光、高温陶瓷等一批新兴工业。据1965年统计,上海有许多工业产品在全国占有很大比重,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1/8,上缴财政约占全国的1/6。1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1.6倍,平均年增长10%,这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上海综合经济能力远远超过当时我国的台湾、香港。在全国一盘棋思想指导下,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更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它们是承前启后的关系。改革开放,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革与发展;而上海在这一时期取得的建设成果,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张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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