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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上海政协《共同纲领》学习活动
陈正卿/浦江纵横  
来源:政协头条 | 2020-09-30 20:24 字号
通过学习,凝聚共识历来是人民政协的光荣传统和重要任务。1952年国家初步完成经济恢复任务后,于6月15日由全国政协通知,在各省、市及下属区、县协商委员会,开展一次《共同纲领》学习活动。6月30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作首场报告,在京的部委和党派、团体领导等1700余人出席。接着,在京的民革、民盟、民建、民进的中央领导人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响应学习的谈话,一时声势浩大。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活动也在上海政协系统掀起。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第一阶段学习:认清中国革命性质和基本理论
当年的上海市人民协商委员会(简称市协商会,即后市政协)连续两次召开常委会研究,于7月15日组织了学习委员会,由市协商会常委、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任学委会主任,学习从8月中旬开始,由市协商会中各界代表人士319人参加,学习内容根据《共同纲领》分为:1.序言、总纲;2.政治制度;3.经济政策;4.文化教育政策等四个单元。有大会辅导报告和小组讨论,要求按照周副主席要求认真联系思想实际。
这次学习是在中共中央和各大局、省市委领导下进行的,1952年8月29日,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大光明电影院联合举行了学习动员大会,由市长陈毅作动员报告。出席的有华东局及市各机关、党派和团体的领导人员1900余人。
陈毅市长的报告道理深刻又生动风趣。他说,要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减少盲目性,当前来说就是认识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性和优越性,正确看待刚刚经历的“三反”“五反”运动,巩固取得的进步。学习《共同纲领》,就是学习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与实质,“就是新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啊”!他强调国家的前途,是纲领规定的工人阶级和国有经济领导,保证走向社会主义。他说学习方法嘛,就是自觉自愿,联系思想和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说错了也不要怕,有认识就好。陈毅市长动员报告后,由副市长、市协商会副主席、市民建会和工商联主任盛丕华讲话,他是代表市各党派、团体等,表示要把这次学习学好,联系思想实际,真正提高认识,吸取“三反”“五反”运动的教训,跟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不断进步进入新的时代。
由于工商界情况比较特殊且受高度重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也于8月25日正式下发了通知,要求认真开展学习。上海工商界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作了全面安排,将市协商委工商组、市工商联筹委会、市民建分会这三个组织系列,统一组织了市协商会学委会工商界分会,由盛丕华任主任,将以上三个组织有合有分地共同开展学习。实际上,上海工商界对《共同纲领》的学习,是一向重视的。1949年10月27日,上海刚解放,市工商联筹备会就公布了《主办工商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学习会公告》,要求学习它的章程和宗旨以及经济政策等,请沙千里、孙晓村、许涤新、顾准等作辅导报告,有500多人参加,报名非常踊跃,超过礼堂容纳座位,出版过特刊并由电台广播过。结合上次经验,这次市学委会工商界分会制订了较完整的学习计划和纪律规定,计划有七条:1.目的,有计划地系统组织学习,实现克服“五毒”思想,服从工人阶级和国有经济的领导。2.学员约500余人,均为各行业和地区工商联负责人。3.实现内容、课题和时间进度统一。4.学习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5.学习方式自学为主,分组讨论。6.每组不超过30人,选组长和副组长各一人。7.汇报制度,学习讨论后由正副组长汇报给市协商会学委会办公室。
1956 年1 月,荣毅仁(左)陪同毛泽东、陈毅视察上海申新九厂。这是毛泽东视察过的唯一一家私营企业
这次《共同纲领》学习,根据中央和市的安排,第一阶段分三个单元:1.中国革命的性质;2.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3.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华东局和市委决定举行三次报告大会,由领导亲自来做报告,会场还在大光明电影院。第一次是9月17日,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做《中国革命性质》的报告。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江浙人多的工商界人士听不大懂,但他结合亲身经历侃侃而谈,会场气氛很活跃,他有一句话大家听得很清楚,革命中毛主席贡献是最大的,他欢喜讲的一句话,就是从实际出发。第二次报告会是11月8日,是潘汉年副市长讲《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工商界人士对他熟悉,听过他多次报告谈话,他谈统一战线问题如数家珍,让人感到鼓舞而有信心。再一次是12月13日,是市委文教部长兼副市长刘季平,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的报告,他阐释民主和专政的关系,结合当时的镇反运动讲得透彻而让人警觉。这三次全市性的报告会,对学习起了推动作用,讨论中纷纷说:“有理论,有事例,本来脑子里有一团雾,现在慢慢弄清爽了。”
由于从中央到各级领导重视,组织得如此周全,学习出席率等纪律很好,小组讨论会每次出席人数在90%以上。这一阶段三个月的学习讨论,每周一次共有12次,时间从周五下午3时至6时,很多人是从生意场匆匆赶来。总体上,学习是有成效的,不但出席率高,发言也很踊跃,讨论常延至6时半。多数人还订了学习公约,有顾虑的经启发也吐露了出来。比如普遍有思想疙瘩的问题:1.怎样才是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样样听工会和工人的吗?2.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到底是什么?尤其是谈到“五反”,总有一些不爽快。3.对外交政策“对苏一面倒”等仍有种种疑虑,包括“和英美要不要做生意了?”等想法。总结中说:“许多问题心中尚有困惑,但有了进步和新的认识,能说出来是信任共产党了。”“这次征收所得税,学员都是估定和实缴税额的带头分子”。总结还指出了不足方面:“忙业务和生意着劲,自学坐不住,许多新名词半懂不懂,发言还未能充分发挥真实思想”等。
上海政协单位《共同纲领》学习的第一阶段,前后进行了三个多月,在1952年末顺利地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学习:重点学政策
在中央和上海市的统一安排下,《共同纲领》学习第二阶段,从1952年12月27日的第二次动员大会开始。这个阶段的学习按照全国政协的指示,每一界别有重点内容,文教界是文教政策,工商界是经济政策,民族界是民族政策等。
1953年1月3日,上海工商界的第二阶段小组学习会开始。这一阶段学习参加人员数量大大增加,因学习范围正式扩大到当时上海市的20个区,在各区协商会和工商联筹委会组织下,《共同纲领》学习也掀起热潮。其中黄浦、新成、蓬莱、徐汇、虹口、北站、闸北七个区自一月份开始,二月份有嵩山、邑庙、江宁、长宁、普陀、提篮、杨浦七区,三月份的有老闸、榆林、北四川三区,四月份则有静安、常熟、卢湾三区,市和区的学习人员总数达到了1.037万余人。学习内容和方式以及组织机构等,基本全市一致,以自学和听报告及分组讨论为主。
这一阶段的学习,国内外大事件较多,如斯大林逝世、财政部预算报告和《选举法》落实等,中央要求结合一起学习。1952年12月14日、12月28日,市学委会又安排由华东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市民建会副主任金学成两次作国际形势和苏联情况报告。学习小组的6次讨论很热烈,有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力快速增长,原世界统一市场已开始分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步加剧等等。而讨论会主持人要求,要将学习重点集中到确定的目标上来,就是:“教育私营工商业者服从国家建设总计划,在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必须加强计划性,发挥潜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完成生产任务。”1953年4月16日,上海市工商界学分会召开各学习小组正、副组长及联络员等会议,会议由盛康年主持,会议对历经了七个多月的《共同纲领》学习情况进行了总结,并通过总结报告(草案),报告市协商会学委会。总结是由盛康年和经叔平等起草和审核定稿的,认为大多数学员态度认真,立场正确,遵守制度,发言踊跃;正、副组长能以身作则,涌现出一批学习积极分子,起了表率作用。
1951年2月,上海工商界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会上学习了《共同纲领》(李迅 提供)
同年6月17日,全国政协又向各省市协商委员会发出《关于继续学习〈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三章的通知》,要求作为重点来学,时间可酌情延长,并下发参考书目,主要是毛泽东等著作论述。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习仲勋在北京政协会堂专门作了《关于文教政策》的大会辅导报告。就此,上海市协商会学委会对继续深入学习也作了安排,在学习习仲勋报告同时,正式传达了周恩来上年6月30日在全国政协学习《共同纲领》动员报告的要点。7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在市协商会作了《关于国家建设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报告》。9月12日,市协商会学委会主任沈志远又作了《关于〈共同纲领〉经济政策的报告》,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共同工作过,他的报告既熟悉又亲切。市工商学分会要求对沈的报告进行了讨论,深刻理解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等核心内容。其间,还组织部分学员参观了申新纺织九厂,由荣毅仁介绍了情况,它属于私营企业荣氏申新纺织公司,在遵照国家法令等方面是做得好的。
1953年2月,上海第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上再次对《共同纲领》进行学习领会(李迅提供)
这样,整个学习持续到10月底,中央和市又下达了学习和贯彻国务院财经委《关于税制修正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也结合进《共同纲领》经济政策学习。10月间中央布置了新的学习任务,总路线和第一部新宪法的学习,它标志着国家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共同纲领》学习活动影响深远
新中国初期这次长达一年又四个多月的《共同纲领》学习活动,对上海各界民主人士包括有全国影响的工商界,不仅教育及时,影响也是深远的。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市工商界代表会议
其一,广大的工商界人士包括积极分子,对自身阶级地位和在新中国的前途,以及一同进入社会主义的觉悟,这次从理论上有了认识。曾经加入过民建会投身过抗日民主运动的人,也承认自己以前缺乏系统学习。而多数人更坦言:“以前信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只谈生意赚钱,生活过舒服就行了。”这次系统地讲授基本理论,又联系个人历史和思想实际等,做报告的又都是水平很高的专家,使大家对“四大阶级”“五种经济成份”和“国家工业化”等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从思想上能大致了解了,这很大地提高了上海工商界人士和工商联组织的理论水准和思想觉悟。此后,市、区两级工商联都把学习纳入了常态化。
上世纪50年代,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座谈
其二,《共同纲领》学习中涌现出一批工商界积极分子。上海工商界的各级参政的人员,都成为这次学习的带头人和积极分子。盛丕华、荣毅仁、胡厥文、刘鸿生、吴蕴初等在《解放日报》等报刊撰写文章。还有汤蒂因、陈铭珊、叶宝珊等人也在广播电台或《上海工商》交流过学习体会。学习总结中表扬的一批积极分子,后来都成了工商联的领导骨干成员。如孙廷芳曾回忆:“江宁区工商联(现为静安区工商联),组织私方人员政治学习,还委任我当副组长,主要内容是学习《共同纲领》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大家学习很认真,每周两次,一次在下午,一次在晚上,通过学习,我的情绪逐步稳定下来。”
其三、刚解放初,一般的工商界人员,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知识了解很少。而当年上海有18万户这样的中小工商业户。大多数小作坊式经营业主或小店铺商业户,老板是“学生意”或“小商贩”出身,文化较低,甚至没有进过校门。通过一年多学习,很多人了解了新政治、经济政策,晓得了一些新思想。当年有一万多人参加群众性、普及性的学习教育活动,对提高工商界和全社会的政治意识,是有极大意义的。
责任编辑:张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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