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左四为毛泽东　　资料照片
毛泽东一生与上海关系密切，曾50多次到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1次到上海，集中在1919年3月至1926年11月。建党前1919年至1920年间，他前后3次来上海，这对他个人的成长转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湖南赴法勤工留学生送行
1919年至1920年，在中国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湖南是开展此项工作最好的省份之一，留法人数仅次于四川。据1921年华法教育会名册登记，赴法勤工俭学者1600多人中湖南籍有346人。新民学会是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的主要领导者，对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1918年，毛泽东亲赴北京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策划出国事宜，不仅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中“出力最多”，还为留法学子积极筹措费用。
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接到家里和新民学会会员的两封信，家信说母亲病重，要他立即赶回韶山，从上海寄来新民学会会员的信请他到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湖南籍青年送行。毛泽东认为这两件都是大事，就辞去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南下。3月14日，毛泽东第一次到达上海，从此开始与上海结缘。
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共89人，其中湖南籍学生最多，有欧阳钦、林蔚等43人。这是第一批通过海路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勤工俭学会、寰球中国学生会等组织者都很重视。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参加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举办的隆重的欢送会，并一起集体合影。3月17日，这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因幡丸号日轮启程，毛泽东把湖南留法勤工俭学人员送上轮船。3月29日下午3时，毛泽东出席了由寰球中国学生会及法国驻沪总领事在法工部局大厅召开的第二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欢迎会。这批留法勤工俭学者共26人，湖南籍有10人。3月31日，他们乘坐贺茂丸号日轮启程，毛泽东再次登船送别。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率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代表团赴京绕道第二次到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行程推迟，毛泽东没等到他们乘船，就离开上海北上继续开展湖南人民驱张运动。12月25日，蔡和森等人乘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启程。他们到达法国后，与毛泽东书信来往密切，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
对于自己为什么不出国留学，毛泽东有自己独立的思考。1920年3月，他给同学周世钊信中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936年10月，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也说道：“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表明毛泽东对自己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不盲从不逐流，以直接行动扎根中国社会，深入中国革命实践。
开展驱张运动和实验工读互助活动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以驱张代表团成员身份，从北京第三次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7月初，湖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毛泽东返回长沙。毛泽东这次在上海前后两个月，主要开展以下几方面革命实践活动：
一是继续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5月8日，毛泽东召集留在上海和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萧三、彭璜、欧阳泽、刘明俨、李思安、劳启荣、魏璧、周敦祥、陈绍休、熊光楚、张伯龄等12人，在半淞园举办送别会。同时，讨论会务，议决新民学会采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会风，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为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会议期间，大家在细雨中摄影留念。5月9日，毛泽东再至黄浦江畔去欢送萧三、劳启荣等6名新民学会会员乘坐阿尔芒勃西号法国邮轮赴法勤工俭学。这批赴法勤工俭学人员共121人。
二是积极开展驱张活动，探索湖南社会改造问题。他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并以湖南人民自决会名义发表宣言。在上海创办的驱张刊物《天问》周刊及上海的《时事新报》《申报》上，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提出“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湘人自决”“湖南自治”等主张。12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湖南自治运动史》，其中收录他写的《再说“促进的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等4篇文章，这是最早收入毛泽东文章的一本文集。
三是尝试工读互助活动，探索改良社会方法。1920年3月，毛泽东和陈独秀、王光祈等26人发起组织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公布《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上海工读互助宗旨是“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5月，到达上海后，毛泽东与彭璜、张文亮等在民厚南里租房，实验工读互助生活，曾担任洗衣和送报工作。这种不切实际的工读互助生活很快失败，使他清醒认识到用新村主义改良方法不能救中国。在此期间，他还拜会湖南籍名士章士钊，获得对他开展革命活动和筹措留法勤工俭学急需款项的热情帮助。
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20年5月至7月，这次上海之行，毛泽东个人的最大收获，是通过结识陈独秀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新领域，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此期间，毛泽东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 号）拜访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改造湖南联盟”计划等重大问题。
当时，陈独秀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周围聚集了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等一批有远大抱负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相互交流，撰文立说，筹谋建党大业，探索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毛泽东常来拜访陈独秀，深入交流讨论，使他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36年，他在延安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说道，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20年夏季上海之行“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候，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同时，他还看望了帮助陈独秀搞工人运动的湖南学生李启汉和李声懈（又名李中），这对他以后领导开展湖南工人运动起到积极作用。
这次上海之行，他还受托在湖南开展建党活动，建立起湖南进步组织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直接联系。1920年7月，毛泽东回湖南后，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出发，与彭璜、易礼容等在长沙建立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还与彭璜、何叔衡等联络湖南教育界、新闻界知名人士姜济寰、易培基、贺民范等人，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主要任务。在俄罗斯研究会的影响下，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等10余人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补习俄语，再转赴俄留学。
1920年冬，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此，1921年7月，他与何叔衡作为湖南早期组织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成为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