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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上海社科院“绅士”院长张仲礼:行端言善,谦谦君子
尤俊意/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头条 | 2020-07-03 07:20 字号
张仲礼(1920-2015)
2020年是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老院长张仲礼先生100周年的诞辰。抚今忆昔,感触良多。我与他的接触不算很多,也不怎么密切来往。因为感到他是科研、行政双肩挑的领导,事务繁多,年事又高,不忍心去打扰他;同时,他是单位最高行政领导人,又是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等多种社会职务的社会闻人,为避阿谀奉承之嫌,就连他的府上都未曾造访。然而,他在我的心中始终是栩栩如生的一位慈祥儒者,一座道德文章的丰碑,叫我如何不感念他。
上海社科院自1958年9月成立以来,近62年间,院长已有8任了。我在学生阶段,经历了两位院长,第一位是社科院开创院长雷经天,传奇式的人物。第二任院长由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杨永直兼任,我1961年毕业证书上签署的院长名字就是他。李培南书记兼任院长时我已经不在社科院了。社科院复建、我归队回院工作后,另一位传奇式人物、原本颇有作为的黄逸峰院长由于突患疾病而坐上了轮椅,我也只见过他一面,那是他生前坐着轮椅特地来院看望大家,我在法学所办公室门口迎候他、向他挥手致意的时候。这4位院长都不认识我,我对他们也只有一面之缘或者听过他们一两次大会讲话。
张仲礼院长之后的是尹继佐院长,早先一起在社联参加过研讨会,听过他精彩的发言。他任宣传部副部长时,听过他在小礼堂作的形势与任务报告。他任院长后,曾经因为梳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问题和他有过一次接触。市政协原副主席王荣华任院长期间,我已经退休返聘,多次在小礼堂聆听过他的精彩演讲。他卸任后,因为偶然在食堂里毗邻而坐,于是,有了唯一一次和他放松而友好的交谈。王战任院长期间,我已经退聘全休,只是食堂里经常看到他。有时对面遇到也对他点头示意,但不知他是否认识我。建院6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张道根院长在小礼堂里看到我,走过来和我握手打招呼,我感动至今。
张仲礼先生(右一)在给研究生们上课 资料图片
9位院长除了应有的共性外,由于不同的人生历练,各有各的特点与个性,我都很尊崇和敬重他们。前四任均为出身于行伍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后四任系出身于学者、走上仕途从政后回来的教授或研究员,只有第五任院长张仲礼先生是纯粹的研究员和教授。与其他8位院长相比较,张仲礼院长特具学者和长者的特质,任职时间最长,计11年半,连同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时间则更长了。
相比其他院长,我和张院长总算有所接触,有过耳提面命之恩遇。本文标题的院长之所以冠以“绅士”二字:一是因为他在美国以研究“中国绅士”问题出名,并奠定了他在中国学研究领域里的独特地位。华盛顿大学第一批出版4本中国问题专著均出自他手,其中,研究中国绅士问题就有两本。因此,他先后荣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金和美国卢斯基金会中国学者奖。二是因为在我看来,他的形象举止、为人处世也非常有“绅士”风度:行端言善,谦谦君子;知识渊博,虚怀若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涵养有素,人际关系极好。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对张院长的印象始于参加他所主持的一些座谈会、外宾接待会以及每年的全院工作会议。慈眉善目,脸上微笑,语速适中,不紧不慢,语音偏低,捎带粗犷,内容实在,恬然淡定。发言中经常例举当年在美留学时的经历,以鼓励与鞭策科研人员做好科研工作。给我的直接感觉是:领导要求与长者嘱托浑然一体,非常亲切。
我对他的进一步关注始于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的活动。他根据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职称状况与上海的实际情况,草拟了一份关于职称评定经常化、制度化问题的议案,并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反复修改,一到宾馆立即征集到30位代表的签名,从而以最高效率、最快速度向大会递交,成为1987年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第一号议案。
此后不久,有关部门果然做出了关于职称评定规范化、制度化的规定,深得全国知识分子的好评。之后,他对参政议政活动更加积极主动,他提出的议案连续3年列为全国人大会议的一号议案,成为名副其实的议案“三冠王”。有感于此,我写了一篇时评短论《我心目中的人民代表》给《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并于1990年3月16日刊出。这是我出于法学专业和公民意识的直觉而写的,感到人大代表就应当像他这样认真履职,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第一次面对面地和张院长坐在一起开小会是在1984年8月13日星期一的下午。记得当时莅会的院领导有党委书记严瑾、张院长(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和党委组织部部长雷德昌同志。开会对象是5个人:经济所的李荣昌,部门所的孙恒志,世经所的乔依德和张幼文,法学所的我。会议主题就一件事:正式宣布任命我们5个人为所长助理。老雷宣读任命书和宣传部批复件,严书记和张院长都对我们讲了一些勉励的话,并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语重心长、关爱有加。在这样近距离接触的会上,我才得以从容而仔细地端详院领导的面容与神态,聆听了张院长语重心长、慈祥长者的话语,至今言犹在耳,异常亲切。大家也各自发了言、表了态,决心不辜负领导期望,努力做好助理工作。
从担任所长助理开始到1991年,由于科研和行政工作的关系,故经常参加有张院长主持和参与的许多大小会议,但我始终保持着一种院领导和普通科研人员之间上下级关系的适当距离,未敢套近乎。和张院长有了比较多接触而且有点密切关系的阶段,是在1991年至1994年那3年时光,他主管研究生工作,我任研究生部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张院长慈祥善良、和蔼宽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我的工作比较顺利的。鉴于他整天忙于院务、教务等,我比较“识相”,尽量不麻烦他、少打扰他。非得找他或者非得请他出面的时候,他总是笑脸相迎,问清事由、明确要求,然后欣然应允。每次研究生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我们通常都要请党委书记和院长莅会并请院长讲话。1993年度研究生开学典礼暨庆祝教师节大会于9月3日在小礼堂举行,严书记主持会议,记得张院长讲话的要点是要求全体研究生在新学年里要有“新的起点,好的起点,高的起点”,颇具新意;并分别对一、二、三级研究生提出明确的要求,针对性非常强。
1994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和1994年的庆祝教师节暨研究生开学典礼,时间离得很近,前者在7月8日,后者在8月31日,我们担心他是否都能来。当我忐忑不安地征询他是否在时间安排上有难处,不料他竟一口答应:“没有问题,我来。”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不用谢。对你的工作,我们应该支持;同时我也乐意跟同学们聊聊如何学习和研究问题”。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按照党政领导安排,那次毕业典礼由我主持,严书记和张院长都来了。张院长在讲话中除了对各方面人员表示感谢,对毕业生表示祝贺外,还从自己的留美研究生生涯说起,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绅士》,分析了博士、硕士、绅士的含义,勉励研究生们精心钻研学问、精心撰写论文,毕业后为国家社科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开学典礼由张济康副书记主持,张院长的讲话突出两个重点:一是回顾了我院创办研究生教育培养事业15年来的历程及其丰硕成果,并在培养人才方面列举了已成院所领导的硕士毕业生左学金、厉无畏、沈祖炜、沈国明、顾肖荣、周建民等双肩挑干部,已成科研骨干的博士毕业生张道根、杨建文、张幼文等;二是分别对各所领导、导师与教师、学术秘书与研究生部、全体研究生一一提出针对性的要求。一番掏心话语,听了非常动容。
张院长对我个人的学术发展,有过一次特别暖心的关照。他问我是否要到美国去讲学、做访问学者,他可以为我推荐有关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条件是必须用英语交流。我只好实话实说。说来实在惭愧,学的一点点日语、法语都差不多忘光了;学习时间最长的俄语、英语也只能笔译而不能口译。由于当年我们学的都是哑巴外语,听说能力很差,开口说不了几句就接不下去了。记得1991年访苏期间,我曾经尝试和宾馆服务人员对对话,开头三个回合是一般用语和几个短句,由于我的发音是标准莫斯科音,讲得比较顺畅,对方以为我的俄语很好,就一连串噼哩啪啦连珠炮发过来了,我根本来不及思索,卡住了。我只好对这位苏联老大妈说,我的外语不好,听不懂你的话,抱歉。对方哈哈一笑,也说“我也不会讲中文”,就此结束对话。如今,科研行政双肩挑,不可能为了访学而专门脱产突击补课,所以,出国讲学之事只好“歇搁”,按下不表,实在是有负张院长照拂与厚望的一件憾事。
平日里我总是尊称他为“张院长”,他总是亲切地直呼我的姓名,有时也叫我一声“小尤”。他退休后经常来院公干,走廊里会偶尔与他相遇,我俩总是微笑地互相打招呼。我总是这两句话:“张院长好!最近工作还忙吗?身体好吗?”他也总是这两句话:“最近忙什么啦?有什么大作出来啦?”尽管张院长对我的态度非常亲切而随和,但在这位功成名就的老领导和大学者面前,我始终怀着崇拜和敬畏的心理。如今,他老人家离我们而去已经5年了,每逢我走在淮海中路社科院大楼廊道里,恍惚依稀看见这位老领导、老学者、老朋友、老绅士渐行渐远的背影……
责任编辑: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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