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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台盟组织创始人李伟光:以传奇一生诠释爱国爱乡情怀
钮荣森/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头条 | 2020-06-06 08:16 字号
1949年9月21日,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谢雪红(前排左一)与李伟光(后排右二)等台盟代表一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今年是台湾“二林蔗农事件”爆发95周年。1925年在台湾省彰化县二林镇,发生了震撼全台湾的反日农民运动,史称“二林蔗农事件”。当时的领导人,就是后来成为台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台盟第一届总部理事兼台盟华东总支部(台盟上海市委前身)第一届主委的李伟光先生。“一生抗日求解放,足踏两岸图光明”,李伟光以其传奇的一生诠释了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怀。
青年时代接受进步思想熏陶
李伟光,原名李应章,台湾彰化县人,1897年10月8日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当时正值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李伟光自小常听祖母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欺压百姓的残暴情形,目睹日本人到处耀武扬威的场景,又亲见自己的曾祖父行医时受到日本警察刁难和凌辱,于是在心中根植下仇恨的种子,与两位同学结拜发誓要反抗日寇。
在台湾医学专科学校(现为台大医学院)读书时,李伟光受到“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等书刊,了解祖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与同学一起成立了进步组织“弘道会”,在校内秘密举行“岛耻纪念日”等活动,发动学生联合起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1920年11月,李伟光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旅行,瞻仰了黄花岗烈士陵墓,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广州浓厚的革命氛围对他触动很大。回到台湾后,李伟光十分关注台湾抗日运动,开始了革命的实践与摸索。1921年,在台北参与筹组“台湾青年会”,后接受台湾名流的意见,将青年会扩大为“台湾文化协会”,当选为理事兼二林地方干事。主要活动是深入民间举办各种演讲会,揭露台湾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很受民众欢迎,对于唤起民众的反日思想和民族意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领导反日农民运动
李伟光在家乡彰化二林镇一面行医一面进行启蒙宣传,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时常受到传讯。二林是个农村小镇,大多是甘蔗田。当时台湾的甘蔗田占全岛耕地的20%,台湾制糖厂大多被日本资本所控制,他们用总督府命令“采取原料(甘蔗)采收区域制度”和“产糖奖励法”压榨蔗农,农民不得越区出售。针对这种压迫与剥削制度,李伟光组织宣讲进行揭露,同时开展调查研究,编成了农作物和种蔗收成比较表、糖厂利润和蔗农收入比较表等资料,还编了用闽南话唱的《甘蔗歌》。经过半年多的宣传发动,反抗日本资本家的群众基础日渐雄厚,1925年6月28日成立了近代台湾第一个农民组织——二林蔗农协会,李伟光当选为理事长,参加的蔗农有400多人。
蔗农协会成立后,李伟光带领蔗农向日本制糖会社“请愿”,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但是,蔗农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反抗情绪愈发高涨。10月22日,蔗农们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大规模冲突,他们夺了日警的佩刀,将欲强行收割甘蔗的日警和厂方人员赶走。第二天清早,大批日本警察包围了蔗农协会,对蔗农们进行了镇压,逮捕了包括李伟光在内的90多人。这次冲突史称“二林蔗农事件”。后来,李伟光以骚乱罪被判8个月,关在台中监狱做苦役。狱中,李伟光自始至终没有向敌人屈服。1928年1月中旬,李伟光出狱,才得知父亲李木生因忧子成疾已辞世而去,家中房屋遭火灾烧成灰烬。家仇民族恨,李伟光发誓“宁为玉碎、不当瓦全”,继续率领民众开展反日斗争。
开启在祖国大陆抗日爱国之路
在与仁人志士筹备成立台湾民众党的过程中,李伟光再次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搜查。1932年农历除夕之夜,就在日本警察前往逮捕之前,李伟光匆匆离开台湾奔赴厦门。在船上,他回想革命经历,作诗一首,表达了自己始终不渝的志向。“十载杏林守一经,依然于鬓两青青。侧身瀛海豺狼满,龙首云山草木腥。潮急风高辞鹿耳,鸡鸣月黑出鲲溟。扬帆且咏归来赋,西望神州点点星。”
到厦门后,为躲避日本爪牙的追踪,李伟光只能以行医为掩护隐瞒身份。他向台湾老友借钱,在鼓浪屿泉州路54号开设了神州医院,又经老乡张水松介绍,认识了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部长严壮真,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互济会”,并于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李伟光团结周围的人,发展他们成为互济会会员和中共党员,宣传反对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积极支持厦门花砖厂工人的斗争。作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联络站兼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李伟光利用医生身份搜集敌方的情报提供给党组织,为苏区来的伤病员治病并输送一批医生、护士到苏区参加革命,掩护来往的革命同志,其中包括张云逸(时任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中共中央与19路军谈判全权代表)和方毅(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等人。1934年11月,厦门地下党遭破坏,神州医院被敌人包围,李伟光事先得到消息得以安全撤离,经汕头、香港辗转到了广州,但与党组织一度失去了联系。怎么办?革命仍要继续,最后下定决心到上海去。
创立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站
1934年11月,李伟光来到上海,在霞飞路四明里(今淮海中路425弄21号)开办了伟光医院,在行医的同时继续寻找中共党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八·一三”战火漫延到了上海,李伟光与一批进步的台湾青年同乡组建了台湾革命大同盟,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宣言和纲领,还去慰问被监禁释放出来的革命同志。不久,李伟光与中共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少文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李伟光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地下工作,设立秘密机关,伟光医院成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先后掩护过曹获秋(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市长)等许多党的高级干部。此外,李伟光还参与编印抗日救亡宣传刊物,募捐支援新四军的药品和经费。1940年3月,经组织介绍,倪振寰与李伟光结为夫妇,协助开展革命工作。
由于到医院活动的“病客”众多,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注意,经常派特务上门查访。1945年7月初的一个凌晨,李伟光在睡梦中被一阵阵紧急的叩门声惊醒,从窗帘缝隙中看到有电光射向庭园,马上意识到有紧急情况,他顾不上穿衣,立刻取出革命文件和地下党名单撕碎后投入抽水马桶冲掉,随即顺着屋后排水管道落到地面,越过篱笆脱险,到亲戚家躲藏起来。敌人如狼似虎地毒打倪振寰,逼迫其讲出李伟光的行踪,倪振寰不畏强暴、坚贞不屈,敌人终一无所获。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底,李伟光接到夫人的平安电报才回到上海。
参与台盟组织的创建
抗战胜利后,李伟光在中共上海局刘晓、张执一等的领导下,担任了旅沪台湾同乡会的理事长。同乡会下设台光小学和音乐夜校,有多名共产党员担任教师,在服务台胞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反对美蒋统治的宣传。由于战后滞留在沪的台胞人数众多,为使他们能够顺利返回家乡,同乡会千方百计予以帮助救济,设立了好几处招待所用来收留接待台胞。李伟光夫妇慷慨地把积蓄全部拿了出来,还组织募捐,以维持同乡会的日常开支,后来又设法租到外国轮船,把1800名台湾难民送回台湾。据统计,同乡会救济遣送台胞返台15批次,共计7618人,其中自费购票3560人。
1947年春,震惊岛内外的台湾“二·二八”起义爆发,李伟光领导旅沪台湾同乡会第一时间声援岛内民众的抗争运动,组织代表团赴台了解情况,并印发《台湾大惨案报告书》。掩护撤退到上海的“二·二八”起义领导人谢雪红、杨克煌、王天强、李乔松、蔡子民以及地下党员程浩(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连(原名林绿竹,曾任中共福建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等人,营救参加学生运动遭到追捕的台籍学生郑晶莹、江浓等人,把中原突围出来的李先念部队的一大批干部妥善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其中有王树声(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人。旅沪台湾同乡会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李伟光支持谢雪红、杨克煌等在香港筹备创建台盟组织工作,联系台籍革命人士在上海成立了“台湾前进社”,重点研讨台湾革命的策略以及成立台盟等问题,相关文章寄往香港,在《新台湾丛刊》上发表,面向台湾民众进行宣传。1947年11月1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1949年7月,台盟华东总支部在上海成立,李伟光当选为第一任主任委员。1949年9月21日,作为台盟第一届总部5位理事之一,李伟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胜利闭幕后,李伟光与全体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并于10月1日和首都30万军民共同参加了开国大典。
革命精神永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李伟光担任台盟华东总支部主委,并参加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同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顾问。其团结台胞、热心为病人服务和刻苦研究的优良品格,深受众人的爱戴。抗美援朝时期,李伟光在台盟盟内和在沪台胞中组织开展募捐活动,拍卖了自己的一辆汽车,将所得款项全数捐出,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1954年,李伟光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月1日参加了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当天晚上,李伟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欣然写下一首新诗,满怀激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可爱的人民。第二天上午,李伟光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57岁。李伟光去世后,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评价。10月6日,华东暨上海各界人士在万国殡仪馆为李伟光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遗体安葬于万国公墓,如今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内的革命公墓。
责任编辑: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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