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中山医院隔离病房内收治的霍乱患者
霍乱（Cholera）在中国属于甲类传染病，也是被列入强制管理的烈性传染病。
民国时期的上海，霍乱频繁发生。1938年的霍乱大流行带给人们心理上的阴霾还未完全散去，1946年，抗战胜利还不到一年的上海再次被霍乱的阴霾所笼罩。1946年5月暴发的霍乱，造成数千人感染。
起势早 来势猛
1946年的霍乱开始得比较早。5 月 23 日，上海沪西、闸北首先发现6起霍乱病例，之后，疫势开始蔓延。5月28日，有报载：“本市现已发生真性虎烈拉十四起，三起在一日之内，即行死亡，其他病势严重。”（注：虎烈拉，为霍乱英文Cholera的音译）进入6月，霍乱从沪西、闸北蔓延至南市，感染者多为在平民区生活且没有条件饮用自来水的工人、贫民等生活环境较差的民众。6月中旬，霍乱流行更加猖獗，沪西一带尤为严重，卫生局专门派遣10支流动注射队，到霍乱流行较为严重的沪西区实行挨家挨户注射。6月15日《民国日报》载：“患有真性霍乱者计二二人，男一二人，女八十二人，死亡者男十六人，女七人，十三日死亡率最高。”
1946年6月下旬，霍乱发病率达到更高纪录，26日，霍乱患者达到68人。7月初，霍乱已全面蔓延至虹口区、沪东区。7月4日，市防疫委员会提醒市民注意防疫： “疫病辄按几何率增加，从五月二十三日发现第一病例起，今日为第四十三日，平均每日二十七例，约每周增加一倍……而非各界合力防卫……七月份一个月即可超出一万三干人。”此时，上海各大时疫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当时报载：“现除广慈医院尚有二十余双空床位外，其他各医院与私立时疫医院，昨日均已宣告额满，无法收容。”7 月10 日，位于闸北天通庵路的市立第一传染病医院，又加盖活动病房两所。
7月18日，霍乱疫势仍持续蔓延。当时，市政当局负责人在防疫经费筹募大会上说道： “今年霍乱流行，以情势观察，恐较一九三八年尤盛”。7月底，疫情毫无消退迹象，霍乱患者超3000人。
客观上讲，面对疫情，市政当局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事实上，上海在应对霍乱疫情方面是有经验的。1871年，新上任的工部局卫生官爱德华·亨德森（Edward Henderson）就开始在租界内发起接种牛痘行动。最初，这种预防接种在位于宁波路的工部局疫苗接种门诊部进行，疫苗购自苏格兰疫苗药房及英国国家疫苗站，门诊部开放时间为每星期一四下午。
自民国初期，工部局卫生处还让病理实验室制造天花、霍乱、狂犬病、伤寒、脑膜炎及鼠疫等防疫疫苗。在防疫注射中，设备齐全的防疫汽车队起到重要作用。在种痘、注射预防霍乱疫苗时，该汽车队依照各卫生分处所定日程，分别前往学校、工厂、工场、路隅、草棚、旅馆、百货商店、公寓、市场等地。另外，在菜场、露天游泳池等地，各卫生分处也常设点进行防疫注射。为了预防霍乱在夏季流行，卫生处除检查饮料，督查水厂严加消毒外，还推行免费注射霍乱疫苗。
1926年，上海华界就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卫生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取代了之前淞沪警察厅的部分卫生职能，后又改称上海卫生局。由于上海频频流行传染病，1936 年，上海卫生局联合市内有关机构、群众团体、防疫专家、社会热心卫生人士等共同组建了上海市防疫委员会。由于传染病频繁发生，防疫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
1946年5月1日，上海卫生局便早早发布夏令防疫的通告，上海卫生局告知：“夏令在即，疫疠堪虞，特自今日起，为市民免费注射霍乱疫苗，以资预防。”卫生局还指定了市立医院与卫生所共40处医疗机构免费为市民注射。但是疫情发展之凶猛，还是超出当局之预料。
1946年5月28日，《申报》在头版刊发了“霍乱流行”的消息
“防疫”与“隔离”措施不断推出
对抗传染病的最佳措施，就是“防疫”和“隔离”。自1946年5月23日，市内发现霍乱起，上海卫生局就不断增加霍乱疫苗注射流动队的数量。5月底，鉴于霍乱疫情的加重，防疫委员会开始派人分赴各区保甲办事处实施强迫注射疫苗，除北火车站、八仙桥、白渡桥外，还在四川路桥、天后宫桥增设注射队。此次霍乱防治期间，上海每日出动20个流动队，设置40处固定注射站，后增加至64支防疫队。据《民国日报》1946年6月9日第三版《虎疫猖獗，市民速打防疫针》一文刊载：“至霍乱基本平息，先后注射二五万余人次。”
防疫注射确实对于预防霍乱有明显作用，未注射区较注射区死亡率高，据当时中国时疫医院医生称“五百人中注射防疫针后，未有一人被传染”。防疫注射对防治霍乱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霍乱弧菌易通过饮用水传播，河水、土井水是霍乱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隔离问题水源，切断传播路径，保障水源清洁与安全饮食也是重中之重。然而，在当时，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使用自来水，而多数的平民及贫民用的仍是河水与土井水。鉴于此实情，当局也采取了加大饮用水消毒力度，在市内各贫民区安装“防疫龙头”，提供清洁水源等措施。
在保障饮食安全卫生方面，卫生局、警察局也有诸多措施，要求饮食店及水果摊贩，严格采用纱罩玻璃柜等措施。卫生局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公布预防霍乱、伤寒、痢疾的要点：快打防疫针；茶水要煮开，菜食要烧熟，千万勿吃生冷；饮用食具，食前用开水消毒；用纱罩纱橱防蝇、用蝇拍蝇笼减蝇；染疫病人，速送时疫医院医治。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加大了取缔不洁冷饮食品摊位的力度，卫生局还对上海各餐馆从业人员组织卫生训练班，学习卫生知识，培养卫生意识，让他们注意饮食清洁安全。
垃圾也是滋生和传播病毒的一大恶源。通常情况下，上海市区的垃圾每天都被用驳船或汽车运至南市、闸北以及沪西的垃圾堆场，而这3处也是霍乱疫情的重灾区。再加上当局施政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使得清道夫薪资微薄，且长期处在恶劣的卫生环境中工作，各种矛盾突出，清道夫怨声载道。
1946年5月中旬，就在上海疫情暴发之际，清道夫们与当局的积怨也再次爆发，罢工开始了！鉴此危局，市政管理部门不得不派遣警察上街临时担任“清道夫”的角色。当时，驻沪美军也提供卡车10辆用于清除垃圾。7月8日起，防疫委员会更在全市举行清洁运动，卫生局也决定试办清洁区管制。清洁区管制要求：户内与户外清洁并重，分区竞赛，清洁总队负责清除垃圾，保甲长负责保持清洁。这些举措，对于营造上海良好公共卫生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扑灭疫情提供了支撑。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此次霍乱流行期间，上海社会各界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防治霍乱。同业公会、慈善团体、宗教团体与同乡组织都在此次防疫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上海新药业制药业公会在此次防疫中是社会团体防疫的杰出代表。该公会通过捐赠善款，设立了两所急救时疫医院，收治贫苦病人。一院建在闸北南星路，二院建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美丽园隔壁。
童子军理事会在防疫活动中，工作非常积极。他们不仅沿街发放防疫传单，还参与注射队，在北火车站等处不辞辛劳地劝说市民注射霍乱疫苗。
中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防治霍乱活动。美军也参与到此次霍乱的防治中。注射防疫疫苗期间，由于医疗器械的不足，市卫生局曾多方求助，还曾与美国驻沪海陆军、美国红十字会接洽，会商防疫事务。其间，美驻沪海军还调派海军医官6人，参与上海防疫工作。6月中旬，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美国红十字会向市卫生局供应了10万人的注射器、酒精、棉花、针头、疫苗等。
上海防疫委员会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各界热心人士纷纷报名。一些带有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岗位，还需经过专业知识考试才能被录用。上海各高等院校、护士学校、女子中学的学生很多都主动参与到义务注射队中。震旦大学医学院的30余名师生，组成“水上注射队”，专门为黄浦江、苏州河的船户注射防疫疫苗。
1946年上海的这次霍乱疫情，起势早，来势猛，使得当局猝不及防。幸得各方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协力防治，疫情在8月上旬开始减退，9月基本解除警报。据《上海卫生志》记载，1946 年的这次霍乱流行，共发病4415例，共计死亡353人。
（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