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伤医事件发生？2020年上海两会期间，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多名上海市政协委员。
诸多政协委员认为，通过设置安检来防范伤医事件的发生，不适合医患矛盾关系的缓解，治标不治本。要减少“医闹”，必须要重视和明确法律体系。
有委员认为，医院本身是救死扶伤的场所，伤医不仅给医护人员带来伤害，同时也给其他患者带来危险，在医院发生的伤医等违法行为，应该较一般公共场合的违法行为处罚来得更重。也有委员建议，参考国外做法将医疗暴力分级处置。
安检不利于医患双方信任感的建立
“通过设置安检来防范伤医事件的发生，并不适合医患矛盾关系的缓解，无形中增加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隔阂’。”在上海市政协常委张怀琼看来，不能因为个别伤医事件的发生，就将医患之间的矛盾扩大化，这样反而不利于医患双方信任感的建立，治标不治本。
“伤医事件可以说是医疗暴力，本质上说是‘医闹’，这不仅在我国有，在其他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上海市政协委员王德辉举例说，拿美国来说，5年里就有150起在医院发生的枪击事件，其中30起左右是发生在急诊室的，而日本相对较少，10年内仅有5例严重的伤医事件，其中4例是医生被刺伤，另外1例是2名患者互殴。
王德辉认为，近年来，中国也在法律中明确过“医闹入刑”、“为医闹建立失信人黑名单”等，他认为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执法的落实尤为重要，“在医院发生的杀医、伤医等违法行为，我认为应该比一般场合的处罚来得更为严重，尤其是发生在急诊室，或者是在医生为患者治疗过程中遇到的违法行为，在澳大利亚，就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在急诊室内攻击医生将被判14年监禁。”
王德辉表示，要减少伤医事件的发生，与完善的医保体系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不单单是解决医务人员和患者双方的矛盾，“但对于医院来说，必须要预防和重视这类情况，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应急处置机制，不能光喊喊口号，医务人员平时也要加强学习和演练，同时也要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及人文关怀，以此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王德辉建议，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医疗暴力实现科学管理，“在日本，将医疗暴力定义为一般性以及恶性，恶性又分为大声吵闹、肢体冲突、拿刀具等器械攻击医务人员等，不同类型的医疗暴力可以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他还提出，当下社会上包括媒体、医疗机构要减少类似“神医”的报道，不要过于突出宣传一些具有特殊情况的患者手术成功的案例，来强调突出医疗技术的高超，“一些成功病例往往仅仅是个案，如果用同样的技术去救同一类患者，由于个体差异、病情程度等不同，也往往会存在不同的治疗结果，但患者可能看到了成功的个案报道，就会对医院和医生有很高的期待，这样一来，一旦发生意外，就容易引发医患矛盾。”
医疗社工能辅助医生增进与患者的沟通
“我认为，医院的行政管理部门，要和病人家属多沟通。”上海市政协常委、农工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陈芳源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医生一般都忙于临床工作，没办法将很多精力用于和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如果能够关口前移，医院的行政管理部门能够早点介入，这种事情就有可能会避免。
陈芳源建议，在一些高风险科室，医生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比如像脑外科、心外科，如果开刀的话，病人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医生要和病人讲明白，让病人知道，你这个疾病的风险是很高的。”
其次，陈芳源建议，如果发现病人有过激行为，而且不能理解医生的解释，那么，医院的行政管理部门就要早点介入。
“每家医院都设立了医务处、门办等，这些都是病人及其家属投诉的渠道，对于这种病人，行政部门要早点干预，不要让医生和病人起冲突。比如，有的病人有过激行为的，就由行政部门作为第三方去沟通、去解释，效果可能会好一些，让病人更容易接受。”陈芳源说。
另外，张怀琼建议，可以加强医疗社工体系的建立，“在医院里，医务人员往往因为病人多而失去了跟病人长时间交流的机会，同时医疗体系较为复杂，涉及到医药、医保等诸多领域，并不是所有问题医务人员都能解答，如果有一支经过培训且具备专业知识的医疗社工，能辅助医生增进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可以消除一部分患者的疑虑，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医患双方的矛盾。”
市政协委员董竞成同时建议，一方面要加大宣传，提高全民医学素养，“医生并不是神，不是什么病都能救”；一方面医生和医院都要有预防意识，加强对一些原本就存在紧张医患关系的特殊患者给予关注、加强沟通，避免伤医事件的发生。
“医生自己的自我保护意识要加强，譬如医生和病人谈话要面对面，如果病人或其家属在你后面看，你的手头工作都得赶紧放下，这就是医生的安全教育，但很多医生可能并不知道。”陈芳源表示。
（原题为《设安检防范伤医？上海政协委员：增加医患隔阂，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