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9日，出征解放上海战役前3天，张勇给新婚妻子吴兴野的信（第1 页）
1949年1月29日春节前夕，马飞给父母的信（第1页）
70年前，在解放上海战役的烽火岁月中，有许许多多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烈士。70年的岁月，把他们中很多人的姓名都淹没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多年来致力于先烈身份和事迹的追寻，重新发掘出许多闪光的名字。
烈士墓前的誓愿
1984年5月25日上午，上海北郊的宝山烈士陵园内，100多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来到上海的老同志，正整齐排列在纪念碑旁。他们两鬓飞霜，神声庄重。这不是一支寻常的悼念队伍，他们是1949年5月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指战员，在沉痛悼念为国捐躯的战友。
青松肃立，翠柏垂首。致悼词后，老同志们瞻仰烈士墓。他们虔诚地瞻仰着，仔细地辨认着，小声地议论。他们在追忆当年悲壮激烈的战斗，在缅怀战友的英烈事迹，在寻觅烈士的英名……
“老邵，你发现了没有？怎么好多牺牲了的老战友没有英名？”原解放军29军261团组织干事、上海市警备区离休干部张文生对人事比较熟悉，他诧异地问身边的战友邵鸿淦。
邵鸿淦曾任261团机炮连指导员，后来是上海市对外供应公司离休干部。他有些激动地说：“其他人不说，我亲眼看见和亲手料理的几位烈士，怎么墓碑上也没有英名？”
原来老邵当年南下攻打上海时，负责261团的伤员转送和登记处理烈士善后事宜。那一幕幕悲壮的场面，如刀刻似的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他忘不了三营副教导员曾干同志：曾干原是小学教员，是家中的“独苗”，而且是“三房合一子”，父辈格外宠爱；可他毅然带头参了军，1942年入党，在月浦激战中英勇牺牲。老邵曾冒着枪林弹雨抢运曾干烈士遗体。
还有二营副营长马飞，临终前拉着老邵的手说：“好兄弟啊，我活不了，家里的事就托付给你了，请代我照顾家人……”解放后，老邵还曾接济过马飞家属，坚持与烈士老家的父母通信联系，战友情谊延续了几十年。
此时，老邵寻觅得格外细致，他慢慢地走.细细地辨。可是马飞、曾干、邵金尧、张勇……这一个个英名，烈士陵园内竟没有！老邵又细心地在墓地里寻觅了两遍，还是没有!
老同志们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他们要求查阅陵园烈士名单。名册拿来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他们索性统计了—下：原29军87师师部5名，259团4名，260团105名，261团5名，85师253团186名，总共载入“英名录”的仅有305名，这与实际人数悬殊太大了。
面对此情此景，许多老同志痛心地流下了泪水。于是，一个誓愿在他们心头萌发：趁老战友还健在，在有生之年，尽快把遗漏掉的烈士英名及其英雄事迹征集起来，补充到烈士陵园中去，教育后代，慰藉英灵。
两千多个日夜的不懈追寻
之所以有这么多烈士姓名遗失，是因为当年条件所限。
1949年5月27日，我人民解放军第28军、29军，在攻克宝山、吴淞，打扫完战场的当天，就奉命撤回到苏州，稍事休整后，挥师南下，参加解放福建的战斗。
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烈士的遗体，是用白布包裹，就地安葬的。烈士墓前一般是竖一根木板或竹片，上面写上烈士的英名。待到1953年宝山烈士陵园移葬烈士尸骨时，许多材料已经残缺不全；烈士墓前的木板、竹片因日晒雨淋已经腐蚀……
为了永远留下这段珍贵的历史，1985年，除了上海民政、党史、部队系统的全面摸底调查增补外，在沪的张文生、邵鸿淦、姜维清、杨炳荣、张维新等，成立了老战友“淞沪战役29军87师英雄烈士史迹征集组”，开始全力征集线索。
然而，当年的战友散居在全国各地，互相几十年不通音信，给征集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但老同志们没人退缩。原259团军医、上袜一厂离休干部杨炳荣，当年南下时腿负枪伤，走路有些跛。面对困难，他毫不退缩。他打趣道：“当年打宝山月浦，我们不怕飞机坦克，攻克明碉暗堡。今天我们难道还怕这些困难？！”
原87师260团卫生队干事、徐汇区离休干部姜维清说：“我们的许多战友为国捐躯，却没有名垂史册，这更使我们活着的老战友心里感到难过；他们无名无姓，我们离休在家，能安享清福吗？！”
短短两年中，姜维清先后给老战友发出600多封信。有一次，他收到一位老战友的来信，提到江苏启东有位烈士叫黄凤元，牺牲在宝山激战中。老姜一对名单，并无此人，而260团2营机炮连有位烈士叫黄福元，也是江苏启东人。这一字之差，到底是2位烈士，还是同一人?为了调查清楚，他先后写了3封信，最后终于搞清了：烈士黄福元，又名黄凤元。
老姜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同时他脑海中也升起厂一个念头：87师的指挥员有许多在苏北、南通一带入伍的，与其书信往返，不如亲往走访。于是，老姜自费赴南通、启东、海门一带，走访老战友和烈士家属，一口气补充了201位牺牲于解放上海战役的烈士。
邵鸿淦一直在寻找的马飞烈士也有了下落。据了解：马飞在前线战场负伤后，被迅速转送到位于浏河镇的野战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在医院牺牲，被就地安葬在太仓县三家市烈士墓。这里在2011年被确定为“太仓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马飞烈士的儿子听说父亲生前部队的老同志在征集解放上海战役的烈士史料，翻出了精心保存近40年的两封父亲遗信和邵鸿淦当年写给他们家的四封信，专程从安徽老家送到上海……
经过近2000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征集小组发出信函2000多封，走访调查行程几万公里，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市，走访了近千名亲历解放上海战役的老战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新增补烈士英名780多人，比原来新增了两倍多，与当年实际牺牲的人数已相差无几。新发现的烈士中，有营级干部6名，连同原有2名，共计8名；连级干部原来没有，新增40名；排级干部新增100多名。
2005年3月，宝山区委、区政府决定在当年解放上海的主战场筹建上海解放纪念馆和《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镌刻为上海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名字，英烈的寻访工作再一次启动。
热血丰碑，寻访仍将继续
2006年5月建成的《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上面镌刻着近8000名为上海解放英勇献身的英烈名字，包括：7800余名解放军烈士，72名随军支前干部和民工烈士，100名上海地方烈士。这是迄今为止，上海规模最大、较为完整的一块烈士墓碑。
笔者曾参与了征集整理这些烈士英名的过程。记得在征集过程中，有许多位老将军，曾泪湿眼眶。比如海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刘仲修将军。
参加解放上海战役时，刘仲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77师作战参谋。他有位老乡叫张宪富，2个人一直是一起战斗、生活的好伙伴。他们都有一个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他俩曾经约定，一定要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1949年5月，部队终于打到了上海，张宪富牺牲在战场上。
刘仲修将军说，几十年过去了，张宪富烈士的影子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2006年5月，刘仲修应邀重访上海战地，在《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的26军烈士名单栏中没有找到张宪富的名字。2007年7月，刘仲修应邀再次来到上海，他只有一个心愿 —— 一定要在烈士英名墙上找到张宪富的名字。他冒着烈日，戴上老花眼镜，仔仔细细地将名字一个个看过去，结果还是没能找到。老将军不甘心，擦了一把汗，又把近8000个名字一个个重新找一遍，终于找到了“张现富”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张宪富，音同字不同。出生年月、籍贯、入伍入党和牺牲时间、地点，全部一致。档案材料证明是当时的口述之误）。老将军顿时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张现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上海、以及全中国才能得到解放，我们才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在烈士英名墙上，还特意留出一块空白处，用来增补新发现的为解放上海献身的革命英烈。寻访英烈的工作，永远不会终结。
（作者系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