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郭沫若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时刻。“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江南湖海流新颂，昆仑长颂最高峰”的新华颂歌，显示出郭沫若对新中国的颂扬之情。郭沫若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过艰辛的血泪，同样也为她的发展和建设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影像，在为国为民的奋斗中郭沫若彰显出浓烈的“家国情怀”。如果说在争取民族独立抗敌斗争的腥风血雨里，郭沫若的家国情怀充满了悲壮激励的豪迈之情的话，那么在新中国热血沸腾的全面建设时期，郭沫若的家国情怀则洋溢着温情可亲的长者之风。他留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影像，既有我们所熟知的一般政务性活动，也有知识分子的文化考察，还有不太被公众所熟知的个体独立的诗情画意。
郭沫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朗读《“六一”颂》。 本文图片均来自《人民政协报》

国际和平友好的使者
由知识分子到国家领导人身份的转变是郭沫若走向新中国舞台最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长期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多种不同的领导职务。我们也经常看到他在公开场合出席各种国际国内会议，接见各国政要的图片。但是为了更好地对外进行文化交往与沟通，特别是表达新中国和平外交思想，郭沫若除了进行传统的正式会谈外，还经常将来访的国际友人邀请至家中，借助家庭私人空间和文化氛围，给到访者传递出浓浓的友善之意。
1973年4月15日，坂田信子和有山兼孝夫妇到访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和全家人一起到四合院垂花门前迎接。这次会见轻松愉快，郭沫若向客人们介绍了会客厅前面种植的牡丹开放的情况，以牡丹花的花期表达了希望客人在中国多停留些时日的待客之意，当看到客厅中所悬挂的傅抱石量体制作的《拟九龙渊诗意》大幅山水画时，郭沫若便详细向客人描述了此画创作的过程、表达的寓意以及和创作者的深厚情谊。家庭中的会客，郭沫若多借助文化元素表达对外宾访问的盛意，他不仅将自己题名并亲笔写成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赠与了客人，而且夫人于立群也以书法助兴，让客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种近乎拉家常的氛围中，不同国度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悄然完成了。
1975年9月，西园寺公一访问中国，此时郭沫若因肺炎发作不得不住院治疗，当得知西园寺公一想到访前海西街18号时，郭沫若便从医院特意请假回家接待他。此时正值郭沫若亲手种植的蛇豆成熟之际，在会谈之余，他们走出了会客厅，来到了中间的小花园中，郭沫若亲自向西园寺公一介绍了蛇豆生长的情况，以及主要用途。从现存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园寺公一和随从人员都穿着短袖衬衫，而郭沫若却因身体虚弱穿着长褂，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郭沫若也坚持陪同西园寺公一来到了蛇豆藤架下，亲自拿起已经成熟的蛇豆向客人讲解。
中国和日本在1972年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至1972年间，中国和日本的对外交往大多以民间外交的形式进行的。对日本友人家庭式的造访，消除了两国在政治上的隔阂，以家庭的温情表达了对友人的情谊，传递了中国人和平友善的外交思想。在前海西街18号的垂花门前、海棠树下都留下了日本访客的身影，虽然他们有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等，分属诸多不同职业的人士，但都是民间外交的和平使者，也践行和诠释了中日友好协会的宗旨：增进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实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1961年郭沫若登临泰山。

为新中国儿童高唱的歌者
虽然历经战争风雨的磨砺，但郭沫若一生中始终有一颗未曾泯灭的童心。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更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孩子们健康成长，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创始者郭沫若，为生活在新天地的少年儿童倾情抒写出优美诗篇，再次以“女神诗体”直白大胆的抒情形式，真诚地为成长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讴歌，颂扬它们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
1950年，郭沫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现场朗诵为新中国儿童而创作的诗歌《“六一”颂》，他双手展开，高高举过头顶，右手紧紧握着诗歌的底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张定格于激情朗诵瞬间的影像是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狂放抒情的场景。从诗歌内容上来看，《“六一”颂》是典型的以儿童成长作为写作题材的现代诗歌作品。全诗共分为三段，每一段都以“小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为起句，以此也说明全诗的写作主题和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着特定的主角———“小朋友”的成长、思想和未来等几个方面展开书写的。诗歌的第一段用词语反复的手法，希望小朋友们“健康，健康，健康”，从宏观发展的视角祈望小朋友们成长为对人民、对人类都有用的人才；第二段则从物质和精神的角度，从微观现实的角度，期盼小朋友们在各个方面努力完善自己，成为身心健康的接班人；第三段则是从总体上，希望小朋友们适应时代的要求，勇于成立历史和时代的创造者。三段诗句，层层递进，表达了诗歌作者从各个方面对儿童成长主题的关切。
《“六一”颂》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专门为少年儿童而写作的诗歌，因儿童特有的知识结构和年龄阶段所致，所以口语化是《“六一”颂》最主要的美学特征。诗歌中写道：“我诚恳地祝你们健康，健康，健康，祝你们自由自在地在自由的天地中成长，祝你们一个个都长成为人民中国的栋梁，祝你们一个个都长成为人类社会的栋梁。”直白的词句组合，使诗歌朗朗上口，适宜于低龄儿童诵读，同时郭沫若也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对儿童的颂赞。通过口语化的方式，《“六一”颂》也利于知识储备还不系统的少儿理解和接受，以此消除了与新中国儿童因年龄、时代等方面原因所造成的客观代际之间的差异。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为传颂的儿童诗歌作品。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献给儿童节的礼物》《爱护新鲜的生命》等，都是郭沫若在新中国之初，每逢“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利用歌曲、诗歌、演说和论文等方式，奉献给全国少年儿童最珍贵的礼物，这里有他对儿童幸福生活的歌颂，也有他对儿童健康成长的期望，更有他对儿童历史使命的寄托。
郭沫若为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介绍自家栽种的蛇豆。

祖国大好山河的咏者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自小成长于大渡河之畔与绥山之脚的郭沫若，对于自然山水有着天然的亲近之情。随着新中国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好转、民众安居，郭沫若在文化调研、考察和外出参会的空隙，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的足迹遍布了国内的广西、海南、山东等20余个省份。在饱览祖国大好山河美景后，他写下了一组组歌咏祖国壮丽山河的优美诗篇。
组诗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纪游诗写作的重要特征，它是指由同一题材、在内容上互相关联的若干首单篇诗作组成的一组作品。虽然组诗中每首单篇诗作相对独立，但是各首诗作之间因所描绘题材的一致性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们共同组成了对某事物描绘的完整系列。
《访泰山杂咏》 （六首）是郭沫若1961年5月到访泰山时留下的登临泰山过程中所创作的六首诗作，是其纪游组诗的代表。他站在孔子登临处，远眺山下，右手紧握手杖，左手放在裤子的口袋之中，面带微笑，既有攀登后休憩的惬意，也有畅游文化胜境的从容。他先后参观了普照寺、岱庙，并且徒步登上了泰山之巅，后又下山途中游历了经石峪摩崖刻经，一路走来，诗兴所致，口吟成句，六首纪游泰山的诗作便孕育而成。
《访泰山杂咏》六首诗作虽然各自成篇，但是各个单篇诗作却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全面、透彻地反映出作者登临泰山的过程、情感的变迁以及对泰山历史文化内涵的认知。《咏普照寺六朝松》和《在岱庙望泰山》是郭沫若还未能登临泰山之前心境的描写，作者曾走过祖国许多大山大河、名胜古迹，因此他初到泰山之时还没有体会到被誉为“五岳之首”“中华国山”的泰山独有的文化魅力。他在普照寺看到六朝古松时所写下的“四山有石泉身绝，万里无云日照融”诗句，也仅是对这棵古树生长环境的客观描写，并无太多新意，特别是开始之初“磴道七千级,泰山不算高。只缘天下小,遂使仲尼骄”，更是写出了郭沫若对于泰山被称为“五岳之尊”的疑惑之情。但是当他登临泰山之顶，极目远眺，浮云丛生，望着脚下的万物，始才理解泰山独特魅力所在，不由得感慨道：“云雾移时合，雷霆指路迷。我来登极顶，果见众山低”，泰山自然壮美之感油然而生，仅仅只有自然之美，泰山还不足以称之为“五岳之尊”。因天气原因，郭沫若在山顶观日未遂，但却看到了泰山云海的奇观，他更是产生“晨曦光晦若,东壁石巍然。摩抚碑无字,回思汉武年”之慨叹，泰山的文化之韵便戛然而生。郭沫若通过登临泰山时不同地点、不同景别、不同观感的叙写，完整地展现了登临泰山的心理变迁，真实地刻画了游者的自然文化心境。《海南纪行》（八首） 《咏福建二十二首》《在出夔门》 （七首） 《游大理》 （十首）等纪游组诗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先秦以来以歌咏游记、田园、宴饮等传统组诗写作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郭沫若笔下得以恢复和发展。
饱受战争沧桑洗礼的祖国大好山河，不仅仅是外观上遭到了损毁，更主要的是断裂了其内在文化意蕴的传承，各地文化名胜历史古迹逐渐消退了它原有的文化内涵。郭沫若作为研究文史见长的学者，睿智地洞悉了这种状况，他在探访名山圣水之时，不断复原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我欲举杯邀杜李，问今佳兴复何如？”在游历品鉴中，郭沫若拥有李白、苏轼邀月共游的浪漫情怀，兴之所至于山水画卷的足迹亦是郭沫若古体诗性勃发的催化剂，一个现代历史上充满天性童趣的郭沫若跃然而生。
家中接待客人、现场倾情朗诵以及歌咏山河大川，仅仅只是郭沫若在新中国生活中细微的点滴，但正是这些纤细的小场景构成了郭沫若在新中国走过的30年风雨历程。他在文化外交与个人生活等领域留下了诸多生动鲜活的历史影像印记，成为新中国发展历程中不可磨灭的光辉人物，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庆典“致敬方阵”中的一员，接受全国人民的纪念与敬仰。
（原题为《影像中的记忆与思念》，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