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宝山路上海商务印书馆全景
最近，“陈云与商务印书馆——纪念陈云走上革命道路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由此，不禁令人回想起这位老一辈革命家昔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度过的不寻常岁月。
毅然投身革命洪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年少的陈云在家乡青浦练塘积极进行声援，他曾回忆：“‘五四’的时候，我才15岁，是一名高等小学3年级的学生。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名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不久，家境贫寒的陈云高小毕业，本校教师张行恭托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弟弟张子宏推荐，使他得以进入该馆做学徒工，开始独立谋生。这里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起先以从事印刷为主，后接盘一家外资印制局，业务迅速扩大。20世纪初期，内部设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又建分馆于汉口、北京，并在上海闸北购地80多亩（今宝山路499弄）造起规模很大的新厂房。
陈云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时，它已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图书出版、印刷、发行机构，他被分配在发行所做文具柜台练习生。由于年纪比较小，个子和柜台差不多高，他只能踩着小板凳卖货，每天从早晨8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尽管非常辛苦，但他顽强地磨炼自己的意志，并挤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
1925年年初，陈云学徒期满转为店员。在上半年，他经董亦湘和恽雨棠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年底，担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分支部书记。
5月15日，纱厂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因罢工遭日本资本家枪杀，各界人士极为激愤。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途经南京路，英国巡捕房悍然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举国震惊。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申城工人运动迅猛发展。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成为党领导申城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陈云和工友们一起投身于革命洪流，迅速发起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6月1日，郑振铎等邀集少年中国学会、学术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中华学艺社等10多个团体的代表，成立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决定发动大家筹集资金以该会名义主编一份报纸，并将它定名《公理日报》。由于这份报纸敢于说真话，客观报道事件真相，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社会影响很快超过《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大报。那时，陈云对《公理日报》热忱支持，积极配合郑振铎开展工作，发动许多青年工人承担了义务卖报的任务。
据徐梅坤的《回忆1925年的商务印书馆大罢工》中说，6月下旬，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在虬江路广舞台举行，到会的会员和各界代表4000人左右；担任大会主席的是王景云，陈云作为工会代表进行发言。接着，上海商务印书馆下属的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总务处也相继分别成立了职工组织。
通过亲身经历五卅运动，陈云目睹帝国主义的残忍，真切地感受到在工人群众中蕴藏着伟大能量，所以他在《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中说：“震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动摇了。”
有理有节地领导罢工
1925年8月21日，上海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的职工为了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陈云是发起者和重要组织者之一。
8月22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筹备会成立，陈云担任委员长。8月24日，《时报》发表关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罢工的报道，题为《职工会委员长之谈话》：其中说：“昨日据该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廖陈云（按即陈云）声称，自前日至今，公司方面虽屡有人来此接洽，但均非正式……工会方面，确认为有组织工会之必要，其理由有二：增进公司与员工之感情；排除公司与员工之种种隔阂。故先邀公司承认工会，然后再开谈判。”
陈云全力维护职工权益，与馆方谈判时沉着、稳健。在谈判前，他把大家的意见、要求了解得非常细致，谈判时该提什么条件，哪些必须坚持到底，哪些可作让步，都考虑得非常周到。由于这次罢工组织周密、有理有节，到8月28日取得了胜利。9月1日，陈云被推选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当年陈云不仅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而且参加进步青年应修人和楼适夷创办的上海通讯图书馆的活动，研读《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书籍，逐步确立了只有改造社会才能解放全人类的政治信仰。
陈云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编印的刊物《职工》写过不少稿件，如他的《职工在社会的地位》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肩负着两大责任：“第一，必须联络各阶级起来，作民族革命；第二，解放在水深火热中的自己”；他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则认为：“五卅运动虽然遭受了挫折，可是在民族革命的行程里，已经显现了曙光。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这些文章被工友们争相传阅，大家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
积极参与组织工人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和翌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两次武装起义,但都因准备不足和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成立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从广州抵达申城不久的周恩来为成员之一，他还担任特别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书记；其次，拟定比较具体的行动计划，由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的党员、工人骨干会议中，周恩来详细了解该馆工会参与前两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经过，他对大家说：“我们工人首先要树立起军阀必倒、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去发动群众，组织训练好既有军事知识，又有政治思想觉悟的工人纠察队。”他的这番话，鼓舞了陈云的斗志，也增强了大家胜利的信心。
由于局势动荡，上海商务印书馆高层为了保护企业财产，出资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建立闸北保卫团第三辅助团，并想吸收符合要求的工人。大家对是否应参与意见不一，出现了争论。陈云积极做工作，希望准备参加起义的工人骨干加入进去，以此获得馆方提供的武器，并能得到军事训练。周恩来闻讯也表示：“不但能参加的要参加、要去训练，而且没有参加的还要争取去参加。保卫团就是个合法身份嘛，我们有了合法身份，就可公开进行军事训练，就能学到军事技术，就可以对付敌人，必要时还可以把保卫团的枪支拉过来对敌军作战。”工友们茅塞顿开，一致赞同参与。一些工人骨干接受军事训练回来后，陈云分别压担子，让他们教工友使用武器，训练工友作战。周恩来还特意派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公冕前来，协助对工人纠察队开展军事辅导。于是，很快形成一支由党组织领导的掌握基本军事技术的工人武装力量。
那时，周恩来、赵世炎等多次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了解起义准备情况，均由陈云等陪同。周恩来的机智、儒雅、谦虚、善于团结同志的品格，使陈云发自内心地敬佩；而陈云的干练、机警、能力强、好学上进，也使周恩来从内心里对他十分赞赏。从此，周恩来对陈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1927年3月21日，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党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进行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为了方便指挥，周恩来曾将总指挥部设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今宝山路584号）。经过30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租界除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起义前，陈云等在工友中组织起救护队、宣传队、消防队，进行充分准备；起义中，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在陈云等带领下，接受总指挥部的命令，执行了攻打闸北警察署的任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云为了避开敌人的通缉，不得不离开工作、生活了七八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他转入地下斗争，毅然踏上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于1954年迁至北京。1982年2月，陈云曾怀着激情为商务印书馆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