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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彦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唯一来自上海的少数民族代表
李迅/浦江纵横  
来源:政协头条 | 2019-12-02 08:43 字号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建立新中国的进程大大加快。1949年9月21日,万众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是一个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会议。由于参加会议代表的广泛性,这个会议具有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此次大会的代表名单中,有少数民族正式和候补代表共33人,其中只有一位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代表,他就是74岁高龄的回族大律师沙彦楷。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爱国华侨等45个单位,共有代表、候补代表和特别邀请人士662名。其中国内少数民族单位代表10人,他们是:刘格平(回族)、张冲(彝族)、奎璧(蒙古族)、朱早观(苗族)、吴鸿宾(回族)、杨静仁(回族)、朱德海(朝鲜族)、王国兴(黎族)、天宝(桑吉悦希,藏族)、白寿彝(回族)。另有候补代表2人:金汉文(蒙古族)、多吉才旦(藏族)。由于当时西北、西南、中南等多片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解放,许多少数民族代表无法参加这次盛会。一些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如黎族代表王国兴,是经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化装为华侨,由海南岛渡海转道香港到大陆,冒着很大风险才来到北平的。
此外,在民主党派、地区代表和特邀代表中,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乌兰夫(云泽,蒙古族)、王悦丰(阿拉宾巴雅尔,蒙古族)、那木济色楞(王再天,蒙古族)、特木尔巴根(蒙古族)、朋斯克(蒙古族,候补代表)等,是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代表;粟裕(侗族)、田富达(高山族)、刘清扬(回族)、翦伯赞(维吾尔族)、齐燕铭(蒙古族)、周保中(白族)、马坚(回族)、罗常培(满族)、龙云(彝族)、沙彦楷(回族)、萨空了(蒙古族)、陈经畲(回族)、萨镇冰(蒙古族)、程砚秋(满族)等分别属于其他单位的代表。令人遗憾的是,新疆保卫世界和平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阿合买提江(维吾尔族),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伊斯哈克伯克(柯尔克孜族),中央委员、情报处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维吾尔族),中央委员达列尔里汉(哈萨克族),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会长罗志等,在来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未能参加这次盛会。后由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阿里木江(乌孜别克族)等作为特邀人士参加了会议。参加第一届政协的少数民族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计33人。
这些代表中,回族代表、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委员会(简称民社党革新派)主席沙彦楷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开始并没有列入邀请的名单。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民社党革新派负责人之一汪世铭自香港到达北平,致函周恩来和李维汉,要求参加新政协,未得到筹备会同意。会后,民社党革新派主席沙彦楷于6月22日自上海致电毛泽东和新政协筹备会,声称:“贵会公布出席新政协四十五个单位,竟遗漏本党名次,深为骇异。”“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诺言,实民主前途之幸。”6月27日,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李维汉找汪世铭谈话,当面指出,民社党革新派“以其过去历史来说,实在不能算为一个民主党派,直至‘五一’口号时,还是动摇的,故作为一个党派来说,应当结束,假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加入民盟,至于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其一二人参加”。后来,民社党革新派于9月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决定自行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沙彦楷、汪世铭二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
耿直的宜兴人沙彦楷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回族代表沙彦楷
沙彦楷(1875-1970),字武曾,回族,江苏宜兴周铁镇人。其子女沙韫、沙瑗在《怀念父亲沙彦楷》一文中提到,“1875年7月,父亲出身于一个医生家庭。他幼年读书聪颖,为人耿直,热爱祖国。”
1900年沙彦楷考取秀才,翌年又考中举人。1907年9月考取京师法律学堂,3年毕业后,候补浙江监伎职衔。1913年2月,任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分庭推事,兼民事庭庭长。1914年3月调任北京地方审判厅推事。1918年2月调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1919年12月兼庭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曾派10万劳工助战。战后,法国同意将“庚子赔款”余额作为中法合作、文化交流的基金,当时许多政客都想攫取这笔基金。其时沙彦楷在国会任议员,提出了“金法郎议案”,建议将该笔基金筹建中法银行,并作为派留学生留学法国等的文化合作基金。正由于此基金的建立,为中国造就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及革命领导人。
1922年发生曹锟贿选总统事件,沙彦楷等一批正直的议员反对曹锟贿选,放弃议员职位,毅然南下并通电反对曹锟,因缺少路费,卖去旅行箱作旅资。沿途千方百计避开曹锟暗探的监视,在秘密至上海取道无锡返回家乡时,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周铁镇上更是贴满欢迎标语。
为上海救国会“七君子案”多方奔走
1924年沙彦楷在上海开设个人律师事务所。次年,与好友沈钧儒又合开律师事务所。他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仗义执言,主持正义。这就有悖当时社会风气,被人认为“不近人情”。他从不接受无理案件,相反如有受人欺凌、受陷害者有求于他时,则不畏权势,秉公办事。如有一寡妇,受宗族中人欺凌,房产被霸占,他挺身而出,帮她打赢官司,收回了。
沙彦楷很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积极筹办宜兴中学,办学经费无着,自己又两袖清风,就邀集友人先行筹款3万元,组织校董会,聘请当时“宜兴财神”任凤苞、贾士毅为校董会正副主席,积极进行建校工作。当年夏天公立宜兴中学先在城内设址招生,聘请无锡老教育家胡雨人为校长,同时在宜城南门外建筑校舍(即今宜兴市中学校址)。校董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学校规划,筹措经费等,他总是由沪先期专程赶回,处理一切事宜。1924—1931年期间,宜兴中学由初中扩办高中,初具普通中学规模,方便青年当地就读,培养了大批中学生,为大专院校输送了后备力量。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七君子”被关押在狱中
作为救国会的成员,沙彦楷坚决声援抗日的正义要求,反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不畏强暴,亲往监狱探望,并积极参与营救沈钧儒等的出狱工作。据流水长先生所著《中国律师史话》记载,当时有这么多律师参加的“七君子”辩护案在中国自有律师制度以来的法制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极罕见的。这是当时爱国律师们向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对内迫害爱国人士的一次大示威。而且整个法庭的斗争,自始至终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力量,党在指挥战斗。从辩护律师团的组成到《答辩状》的起草,从申请审判官回避到每一个细节的安排,都倾注着地下党的心血。6月6日,救国会邀请受委托的辫护律师在上海香港路银行俱乐部四楼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救国会负责人和“七君子”的家属胡愈之、潘震亚、沙彦楷、钱俊瑞、沈兹九等,会议从下午四时三十分起一直开到八时多才结束。其中胡愈之就是党和毛泽东同志委托潘汉年通过他与救国会联系的主要成员,钱俊瑞则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党团书记。会上,胡子婴还传达了宋庆龄对此案的关切。沙彦楷等发言,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提出在辩护过程中要扩大宣传救国会的正义主张。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七君子”。
1937年抗战军兴,不久上海沦陷,沙彦楷不为日伪诱以高官厚禄所动,结束业务,回宜兴故乡,闭门读书,课读儿孙,从事著作。他对子女,孙辈要求严格,为此他的后代多数成才。1944年,沙彦楷作七十自述诗中有“岁寒共抱冬心在,何恨何求更愠穷”句,可见他当时为了保持民族气节,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
在周恩来同志影响下走向光明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沙彦楷仍回沪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周恩来同志当时在沪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曾多次与他会晤,他在中共的影响下,思想追求进步,靠拢革命,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沙彦楷曾加入过中国民主社会党。这是张君劢创建的,1946年8月14日成立于上海。自称“以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宗旨。该党1949年随国民党一起去了台湾,外界称为国民党办的党外之党、“政治花瓶”。当沙彦楷了解了民社党的反动本质后,毅然与张君劢划清界限,和另一些同志另组民社党革新委员会,被推为副主席、主席。解放前夕,他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与各爱国民主党派发表共同声明,声讨蒋介石。民社党革新委员会解散后,沙彦楷参加了民盟。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安排下,1949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
宜兴沙彦楷故居

新中国成立后,沙彦楷积极从事司法、民族和伊斯兰教工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他还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上海市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上海市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主任等职。他虽年事已高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在1956年我国人民支援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中,他在上海市召开的声援大会上发言,声讨帝国主义,埃及电台作了相应的报道。在1962年印度侵犯我国边境时,积极提供有关历史资料,证明西藏自古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关心社会主义建设捐献大运河文物
解放以后,沙彦楷除了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还非常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4月他将珍藏多年的明代运河全图一卷,捐献给国家,图中关于运河水源以及沿运河通航设施等均有详细记载,极有参考价值。1958年,以84岁高龄亲赴太湖,考察南江入湖故道,并在全国政协作书面发言。
平时他好学不倦,年届耄耋犹手不释卷,经常至文化馆查阅文献资料。晚年专心研究水利,著有《三江四考》《南江入太湖故道考》等专论,并擅长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曾被推为江苏武进县志总纂。研究文史资料方面著有《陶渊明集注补证》《洪亮吉传》《杂忆曹锟贿选》等,并著有《迟翁论书》10篇及《霜鸣室金石考跋》等。此外,精于书法,作品曾选送日本展览,颇得中外人士好评,且常用书法形式歌颂新社会,多次刊于报端。
沙彦楷先后有两位夫人,有子女十人,都培养得很好。第一位夫人生的长子是医生,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次子毕业于北京农学院,专长畜牧兽医。三子毕业于金陵大学,是学植物的。解放前后,次子,三子都已担任了山东农学院教授。其余四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分别毕业于东吴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美专等。第二位夫人所生的孩子也都大学毕业。子女事业有成,这是与父亲的培养教育分不开的。在《怀念父亲沙彦楷》一文中,子女回忆道: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只爱好读书写字。在家乡时,早晚都要读书。有时尖着嗓子,拉长声调读,越读越有劲。父亲的书房在前面的楼上,他每晚手执煤油灯在前面走,叫我们姐弟跟着他。到了书房,大家围着桌子坐下。他教我们读书,先讲解文章内容,然后领我们读,待我们都已会读,便坐到自己书桌旁,读他爱好的书去了。
责任编辑:张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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