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夏世铎（右三）与同学们在华北革大合影。
笔者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过8年，其间，与同学会常务理事夏世铎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次与夏老聊天，他和我讲起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的一些经历。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生活
夏世铎，祖籍安徽巢湖，1920年生于北京，中学时代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9年西南联大法律系就读期间，被全民族抗战的形势所感染，决心投笔从戎，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七期炮科，国民党陆军大学参谋班。1949年解放前夕，先后在京就读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北京外国语学校英语系。后来沪，长期在民进市委机关工作，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吴若安同志秘书。改革开放后，黄埔军校同学会恢复成立，曾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
1949 年，全国即将解放，为了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改造旧知识分子，党和国家创办了华北、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一所在北京，一所在南京。当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校长是刘澜涛，副校长是胡锡奎，教育长是侯维煜。夏世铎当时从上海考入了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校，被送到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他说：
“记得我们这批参加革命的上海知识青年，刚来到华北革大就被整个学校洋溢着的革命热情气氛所吸引。全校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校干部、学员列队夹道热烈鼓掌欢迎，他们充满深厚的革命情谊，使人强烈感到革命大家庭是多么温暖。我们是乘坐卡车来到学校的，同学们携带的行李很多，许多革大的干部、学员一看到我们，立刻拥上前来，争相帮助搬运行李。”
据夏世铎回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位于北京西郊十多公里的西苑，靠近著名的颐和园。学校生活十分紧张和艰苦，学生们边学习边劳动，穿的是军装，吃的是粗粮，住的是营房，睡的是地铺。但大家的精神很振奋，心情很愉悦，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毕业后，要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我们当时主要学习的课程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课程，学习时间最多的是艾恩奇同志主编的《社会发展史》，并由他亲自讲授。同时，结合国内外形势、政策方针、组织建设等专题报告进行学习。学习期间，不少中共的领导同志来校作过报告和讲话。如陈毅同志作过关于上海建设的报告，薄一波同志作过有关土改政策的报告，罗瑞卿同志作过有关军事形势和政策方面的报告，郭沫若同志作过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报告。朱德同志也在百忙中来校为我们作形势教育报告。”
这段青春时光，给夏世铎带来了从思想到灵魂的重塑和震撼。通过几个月的紧张学习，他们每个人的进步都很快，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思想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和收获，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有些学员入校时，西装革履，衣着入时，几个月后，身穿军装，足蹬布鞋，十分朴素，面貌皆非了”。
“参加开国大典，是我一生的光荣”
谈到1949年10月1日当天的情景，夏世铎说：“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天，参加开国大典，是我一生的光荣。”
参加开国大典群众游行的约50万人。由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社会安全形势非常复杂，所以参加群众游行的都是各单位的机关干部、解放军战士、大中学学生以及工人农民群众。游行前，各单位在各自驻地进行训练彩排。夏世铎说，练过几次，时间并不长，并没有要求整齐划一，只是要把新中国成立的精神面貌表达出来。
10月1日，凌晨4点，夏世铎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师生们就从学校步行出发了。从当时的校园走到天安门广场约20公里，耗时需5个小时左右。夏老说，他们走得比较慢，而且走的当中还不断有其他方面的队伍加入进来，大概中午前后终于到达了指定等待位置。
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正式开始的。夏世铎和大家一起静静聆听领袖的声音，当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时，人群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了。夏世铎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华北革大的学员和参加开国典礼的几十万人民群众，流着激动的眼泪，挥舞着有力的手臂，高呼着‘毛主席的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的旗杆上升起时，人们热烈欢呼，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宣告：久经黑暗统治的中国真正独立自由了，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真正获得解放了。全中国人民对此怎不热情奔放，热烈欢呼，深深感谢中国共产党呢！”
升旗仪式后是大阅兵，黝黑壮实的朱老总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检阅受阅部队，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等口号震天响，等待游行的群众也跟着喊，大家一边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一边喊，直到傍晚群众游行才正式开始。
“当我们华北革大学员的游行队伍威武地通过天安门时，我们亲眼看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城楼上远远地向我们队伍挥手致意，激动的人群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直冲云霄。令人兴奋的是，这一次游行的队伍可以靠近金水桥，每个人的眼光都热切地投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清晰地看到他们微笑着向我们挥手，一刹那，幸福的暖流涌遍全身。那是参加开国典礼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令人终身难以忘怀。”
夏世铎说，他们革大师生还比较守纪律，许多群众方队在经过天安门城楼时都想多看几眼毛主席，所以队伍很快成了一砣，后面踩掉前面人鞋子的事时有发生。据说第二天，天安门广场的清洁工人捡到了无数双丢失的鞋子，可见许多群众是带着激动的心情光着脚回家的。
国庆后见到了邓颖超同志
夏世铎还讲到国庆后不久见到邓颖超同志的经历。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国民政府军队后勤部工作，这时他就知道周恩来同志夫人邓颖超的大名，她的革命业绩、爱国精神在大后方已广为流传。此外，作为黄埔军校同学，更因为周恩来同志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同学们都很佩服的老上级，其夫人邓颖超自然而然大家都很关注。
此外，夏世铎有个关系不错的女同学叫黄粤生，两人常常结伴在假日到黄的姨母家去拜访。她的姨母是著名教育家冯友兰教授的夫人，也是夏世铎母亲的同学。而冯友兰教授又是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所以也时常去拜访老师和师母。听二老说，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同志为了团结知识分子，发展统一战线，有空常到清华大学看望一些老教授，也常去冯友兰家中拜访。听到这件事，夏世铎心里就在盘算，真希望有一天也能在冯家有机会碰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巧的是，不久愿望就实现了。
“那是1949年11月深秋的一天，已近黄昏，清华园显得十分肃穆幽静，我与黄粤生从冯友兰家中出来，准备回华北革大。刚刚走出清华园校门，便看到一辆黑色轿车疾驶而来，在我们面前嘎然而止。车门开启，出来一位英俊潇洒的中年男子——他是著名电影演员金山，接着一位头发略有花白戴着一副银丝眼镜，衣着朴素，面带微笑，显得十分端庄、慈蔼的女同志走出车门。黄粤生急忙迎上前去高喊‘邓妈妈’，并介绍我与邓颖超、金山认识。邓颖超满面笑容地与我握手，亲切地与我们谈话，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生活。当她知道我们准备回校时，她老人家关心地要她的司机顺便带我们返校。当时华北革大校址在北乐西苑，靠近颐和园，离清华园不远。我们唯恐影响邓颖超同志的访问工作，坚持自己乘车返校，便向邓颖超同志匆匆告辞离去。”
这次与邓颖超同志虽是匆匆一面，但夏世铎感到非常荣幸。他说，她那朴素、亲和的形象和沁人心腑的话语使他终身难忘。
整个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翻天覆地的，而对于夏世铎来说，也是人生崭新的跨越，以至于70年后的今天，仍然感到这是家与国梦想启航的庄严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