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创校时期的暨南学堂校门
近代上海由于显著的地缘优势，孕育发展了大量高校，却很少有人知道，被称作“华侨最高学府”的暨南大学，曾经与上海有着一段无法割舍的历史情缘。历史上，暨南大学曾三度迁播于此，学校校址辗转上海的真如、宝山、徐汇、静安等地，在沪办学长达23年，尤其在真如时期，更可以说是建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端方上奏：于南京创立暨南学堂
暨南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这两个字代表了创校者的愿景，即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
而说起暨南大学创办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派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端方从欧洲归国，途经南洋，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欢迎。他不仅深切感受到海外华侨的爱国情深，而且认识到开展华侨教育刻不容缓，因而，召见各埠华侨“劝其就地兴办学堂培养子弟，并戒其勿染外洋习气”。
清末的华洋关系正处于一个转变之中，也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清政府开始重视这些身处海外的侨民。由此，对华侨教育也真正开始引起重视。此时，清政府多次派遣官员赴南洋调查学务。
同一时期，爪哇巴达维亚最先开办了中华学堂，开南洋华侨办学之先河。此后，各埠创办了大量的学堂，形成了海外办学的高潮，但师资和教材均不足，教学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华侨父老希望能送子弟回国读书。前往南洋调查学务的官员也鼓励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允以官费待遇，并当即在各埠华侨学堂挑选了60多名侨生，准备分批返国。时任南洋查学委员的钱恂还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请他主持办学。
端方深知“大地造物”的哲理，主张秉着“百年树人”的大计，准备接纳这些来自南洋的华侨学生。由此端方奏请朝廷，清政府准许了端方的请求。1907年3月23日，暨南学堂在南京正式开学。首批侨生21人，由于他们原籍大多为广东，端方指派广东人温秉忠为学堂总理，郑洪年为庶务长。这是侨生回国学习的开始。
暨南学堂的开办，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期，掀起了一股华侨学生回国求学的潮流，基于此，暨南学堂的人数也开始不断增加。有数据统计，侨生数量由1907年开办时的21人，发展到1909年6月时，已增加到167人；1909年下半年至1910年，又陆续增加70余人。辛亥革命爆发前，在校学生共有240多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暨南学堂也受到影响，师生甚至受到火炮轰门的威胁。学堂为了安全起见，星夜送学生到上海租界避难。海外侨民纷纷汇来旅费让学生返回海外，其中大部分侨生乘海轮回到南洋，小部分还曾响应革命，与清军作战。从此，师生星散，暨南学堂停办。
复校与迁沪：迎来办学的“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之后，重新恢复暨南学堂成了海外侨民的一大心愿。但是由于担心革命党威胁其政权，袁世凯对复校一事一直态度消极。当时，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海外华侨强烈要求政府尽快恢复暨南学堂，“今者南北息戈，天下一家，教育一道似不容缓，本校为华侨总机关，尤宜早日开办，以副侨望”。他们还召开学生大会，推举出新校长，敦促当局实施复校计划。
虽然多方关注，但是暨南学堂的复办一直没有进展。1916年，巴达维亚中华会馆的陈金山在回国时，会见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袁熙涛和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事情有了转机。次年，黄炎培前往南洋调查华侨教育情况，对复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推动。暨南学校复校的筹备工作在黄炎培等人的率领下，历时5个月，耗资万元，于1918年2月大体完成，校园面貌焕然一新。1918年3月1日，暨南学校补习科正式开课。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3月7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赵正平为国立暨南学校校长，并令黄炎培筹办并会同规划校务。
9月9日，暨南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时有华侨学生70人，内地学生40人，共110人。这一时期的办学重点主要集中在师范和商业两个方向。基于此，暨南学校在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筹划扩展商科，希望能创办商业高等教育。这一时期，学校开始将目标转向了商业发达的上海。1920年3月，黄炎培和赵正平校长开始筹划学校迁沪和设立商科大学的工作。
在黄炎培及教育界同仁的努力下，1921年2月，暨南学校商科首先从南京迁往了上海徐家汇，临时借用上海松社的场地办学。松社内的蔡松坡图书馆和祠堂宁静致远，是都市中不可多得的读书之处。1921年春，暨南学校又与东南大学合作成立上海商科大学，暂借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为校舍。9月28日，“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设上海商科大学”正式开学，这是国内第一所商科大学。从此，开始了暨南与上海的这段不解情缘。
在此之后，暨南的教育事业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此时，上海郊区的真如成了下一步经营的目标。真如虽然处在上海城外的乡间农村，但是距离上海不过10余里，更有沪宁铁路经过，另外还有建设汽车站的规划，环境幽静、地价较廉。经过校董、校长和各主任多次筹商，最终决定在沪宁铁路的真如车站旁边，勘定面积200余亩的地段。
鼎盛真如：动荡年代的曲折发展
1921年开始，上海真如的新校区便开始建设。1923年夏末，第一批校舍正式建成，共有学生宿舍3座，办公室、大教室、饭堂、调养室、浴室各l座，可容纳师生500余人。在上海徐家汇松社办学的商科师生首先迁入新校区。9月初，又将南京本部的师范、中学两科之男生全部迁入，上海真如校区成了本部。这一时期，学校进入了高速扩展时期。首先是商科大学部得到拓展；其次是中学部的改进和女子部的扩充。女子部设立商科，为南洋华侨女子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受到华侨女生及其家长的欢迎。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郑洪年为校长。郑到职之后，即提出改组与扩建计划。他计划将暨南学校“扩充为一完善之大学，改商科为商学院，并增设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艺术学院五门，以期从质量上完成华侨之最高学府”。同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暨南学校正式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两年后，除商学院外，国立暨南大学又相继成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1930年又成立法学院。学校也发展成为拥有5个学院、16个学系、2个专科的完全大学。
这一时期，堪称暨大的黄金时代，名师荟萃、学术活跃，招揽了一大批负有时望的人才。周谷城、梁实秋、夏丏尊、潘光旦、叶公超、梁遇春、陶冷月、顾仲彝、洪深、钱钟书等著名学者都曾活跃在暨大的讲台上……这些大师留给世人的，是一座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也给暨南留下一段段难忘的掌故。真如时期的暨大校园文化繁荣，期刊众多，其中文学刊物《秋野》连鲁迅也每期必看。
此时的暨大，看似鱼跃龙门般的顺利，但是发展路上的厄运每一次都没有绕开暨大。
1924年夏间，学校刚刚建成，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军阀混战。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战争直接影响了新近迁入的暨南学校，导致暨南几乎要中辍停办。到11月战争结束，真如校园却被军阀部队抢掠一空，给刚刚迁校真如的暨南一个沉重的打击。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地处真如的暨大正处于战区，学校被日军占领，损失惨重。郑洪年校长称：“本校校舍被日军掷弹炸去科学馆一座外，其余校舍因占据被坏者尤多……校具仪器大半被毁及窃去，家具等亦大半毁失。”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暨大真如校区更是毁于一旦。日军在3日之内于真如校区投弹40枚，巍巍学府，损毁殆尽，仅存一栋理学院楼（科学馆）和教工宿舍。被炸以后，暨南大学被迫迁入租界，开始了长达4年多“孤岛”办学的艰难历程。
1938年11月，学校迁入校长何炳松几经辗转租得的康脑脱路（今康定路）528号时，全校师生只剩下200余人，教育的血脉在这栋小楼里得以延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租界，暨南大学只能举校迁往福建建阳，直到1946年才回迁上海宝山。1949年8月，暨南大学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结束了在上海20余年的办学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暨南大学于1958年在广州重建，“文革”期间一度停办，1978年在广州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