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出席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主建国会代表。前排左起：沈子槎、黄炎培、冷遹、杨卫玉、胡厥文，二排左起：章元善、陈巳生、胡子婴、陈维稷、孙起孟、盛康年，三排左起：章乃器、莫艺昌、施复亮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70年前，留下的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照片，其中有民主建国会正式代表、候补代表的合影。在合影的民主建国会人士中，上海人士以及与上海有联系的人士占了大多数。让我们穿越时空，回眸这些曾在上海这片土地上，为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作过贡献的民主建国会人士。
以民建名义参会的代表有14名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们常常称它为“新政协”或“人民政协”，这是因为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相区别而言。1945年至1946年，为抗战后的和平建国大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盟、青年党等）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人们称之为“旧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积极响应，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46个单位，当时还未称界别，因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尚未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行使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在称呼上，不称委员而是称代表。
出席此次会议各单位代表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别邀请代表，共计662人。其中，党派代表中“民主建国会”有正式代表12人，按照当年的排序是：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胡子婴、孙起孟、陈巳生、章元善、盛康年、冷遹、杨卫玉、沈子槎，候补代表有陈维稷、莫艺昌2人，合计14人。在全体662名与会代表中，占比2.11%。其他界别的民建成员或以后加入民建的政协代表，还有40多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代表、候补代表1949年时如以虚岁计，黄炎培71岁、章乃器53岁、胡厥文55岁、施复亮52岁、胡子婴41岁、孙起孟39岁、陈巳生57岁、章元善58岁、盛康年36岁、冷遹68岁、杨卫玉62岁、沈子槎69岁，陈维稷48岁、莫艺昌46岁，14位代表平均年龄53.93岁，不到54岁。其中，黄炎培年龄最大71岁，盛康年最小36岁。
民建代表彰显经济界特色
各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相应的社会基础，都有各自所联系的群体，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界别特色。1949年9月，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的代表彰显经济界特色。
黄炎培一般被人们认为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但是他与工商界联系且深且广，他与营造商人杨斯盛，与纺织工业家穆藕初、顾吉生，与木业巨商朱吟江，与金融家钱新之……黄炎培与工商界的联系数不胜数。章乃器曾是银行家，创办过中国征信所，港九地产公司；胡厥文曾创办新民机器厂，任上海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施复亮长期研究经济理论，曾任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主任；胡子婴在重庆李家坨工业区主持办理学校、简易医院和消费合作社；陈巳生经营了许多企业，如平安轮船公司、关勒铭金笔厂；盛康年是开美科化学制药厂经理；沈子槎是绸缎业的翘楚；章元善办过报、经营过华北制革厂，后来致力于华洋义赈会；冷遹以从军、从政为主，但是曾办过黄墟农村改进区，三益改良蚕种制造场。从这些人士的特点可以看到，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界一样担负着参与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尤其是讨论、制定《共同纲领》里经济政策的任务。
《共同纲领》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部大宪章，它有代行《宪法》的功能。《共同纲领》共有60条，涉及经济政策的有多条。如第一章《总纲》第三条写道：“……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再如，第七章《外交政策》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民建与工商界对于《共同纲领》的贡献，可以从《黄炎培日记》里窥见一斑。1949年9月3日，黄炎培这样记道：“林伯渠来，询对于人民政协种种意见。我建议三点：1、如何使每一代表得深切了解共同纲领及几种组织法的意义。2、如何使每一代表得有机会充分发表他的意思——大会发言较少，每人至少必入一小组，得在小组内发言，并得以书面（三言两语亦可）发表。3、如何保持全会始终和谐的空气。”黄炎培在日记所记的建议，后来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采纳的信息披露也可以从另一位民建代表的发言中得知，这位民建代表叫章乃器。章乃器在新政协会议的发言中说：“我们的共同纲领在筹备会里面经过了七次的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容纳了绝大多数的意见，最后才在筹备会全体会议里面很顺利地作为草案通过。”可以看出，黄炎培向林伯渠所提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
与上海有渊源的杨卫玉、施复亮
为什么民主建国会代表有那么多的人士与上海有缘，这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的国际大都市，工商业人才、教育界人才辈出，人杰地灵。在此选择杨卫玉和施复亮两位代表作一简要的介绍。
杨卫玉（1888—1956），字鄂联，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市）。杨卫玉作出重要贡献，如倡导女子教育、主持职教社事务、推动《延安归来》发行、组织民建上海地方组织、出任轻工部副部长等。
倡导女子教育，杨卫玉算不上第一，但对于苏南地方女子教育，他是有功劳的。辛亥革命后，兴办学校施行新教育，杨卫玉任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及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师范学校、苏州女子职业学校主事。
1921年，应黄炎培之邀，杨卫玉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任副理事长、总干事，杨卫玉因为长期主持为职教社工作，与黄炎培、江问渔一起被誉为职教社“三老”。
杨卫玉推动黄炎培所著的《延安归来》发行，是指1945年黄炎培、冷遹等访问延安归来，他所编的《国讯》刊物联合10多家报刊发起“拒检运动”，杨卫玉秉笔写下了“拒检声明”，使得后来《延安归来》能够问世。声明中杨卫玉写下一句他人不敢说的话也不敢写的文字：“对于这个混账政府，我看了几十年，现在看透了。”
再说他是民建上海地方组织的组织者，是指1945年12月，民建总会成立后，由总会推派杨卫玉来上海发展组织。杨卫玉参加新政协后，1949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轻工业部副部长。从杨卫玉在国民党统治下关键时刻几个事例，可以勾勒出他人生道路上平凡而又明智的抉择。
施复亮（1898—1970），原名叫施存统，浙江金华人。施复亮与上海之缘，可以追溯的有很多，在此选两段他在上海时间比较长的事例。一段是施复亮在上海大学教书时，从1924年至1926年9月，他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史”等课程；另一段是民建总会在上海发展组织时，时间在1946年至1949年。
施复亮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于《浙江新潮》上发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有人描绘他写《非孝》“一挥而就”，原因是他写了自己已经思索了很久的问题。1919年春，施存统的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导致双目失明，还有其他疾病。父亲非但没有给她医治，而且时常打骂和虐待母亲。他的母亲去世时年仅45岁，这对施存统的刺激很大，他苦苦思索：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他思索：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又不能反对他。恰在这个时候，《浙江新潮》向他约稿，所以，他的《非孝》一挥而就。他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此文一出，舆论哗然，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由于文章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施存统被迫离开学校，这就是引起轰动的“一师风潮”。正因为“一师风潮”，他与陈独秀、沈玄庐、李汉俊等人有了接触，成为中共和团中央的早期人物。
1945年12月，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组建后，施复亮当选为常务理事。在民建会创立之初，施复亮与章乃器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均是经济学家，同是从浙江地方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负有盛名。但是，施复亮与章乃器，性格各有不同，章“刚”施“柔”。1946年2月，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施复亮是受伤最重的一位。他在伤痛中口述，让夫人钟复光笔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愤怒的抗议》，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残暴。4月，新华日报社被捣毁，周恩来指示施复亮离开重庆。5月，他抵达上海，出席民建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10月22日，出席民建理监事联席会议，被推选为上海分会筹备委员。1949年，施复亮还担任民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的职务。从1946年5月至1949年10月赴京任职，施复亮再次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眸出席新政协民主建国会的上海人士，可以窥见民主建国会早期对于新中国的历史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