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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初期财税战线领军人物顾准
高建国/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头条 | 2019-08-15 07:26 字号
兼任两个局长的年轻华东财委委员
1949年春,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之际,中共中央最担忧的,不是能否战胜已被有效钳制的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而是对上海实行全面军管后,能否迅速恢复其经济活力,让这个远东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既保持自身的繁荣稳定,又能对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作出重要贡献。
这年5月间,当大批接管人员还在江苏丹阳集训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便根据毛泽东指示,连续召开上海财经接管专题会议。“丹阳会议”由陈毅﹑邓小平等领导先后主持,各路群英荟萃争鸣。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青州总队”——南下接管干部总队队长顾准,往往“一马当先”,朗声发表精辟务实的意见。
据顾准的老友﹑时任华东财委秘书长骆耕漠对笔者介绍,顾准曾在会上鲜明地提出,按照新民主主义方针,上海与华东大区的新政府,既必须对生产贸易等公私营机构,给予应有的“资金”支持,也必须将“资金”与“军费”严格区别,一切“资金”均应通过经营,以“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作为基本要求;同时立即改变财政与税收政策不合理不平衡不统一的状况,健全各级财政与税务专门机关,严格进行具有数字报表的专业管理;所有经济部门与企业单位,均应定期接受规范化制度化的会计审计,以求报表真实﹑运作合法,确保长治久安……
顾准这些引人瞩目﹑针砭痼疾的尖锐意见,在一些根据地干部中引起巨大争议,却深获华东财委副书记兼上海市军管会财委主任曾山,与未来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陈毅赞赏。经陈毅﹑曾山联合推荐,报请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华东财委书记邓小平亲自批准,“丹阳会议”尚未结束,华东局便任命顾准为华东财委委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军管会财委财政处处长;一待接管工作结束,即正式出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并兼中共上海市政府党组领导成员。
华东财政部在建制上严格地说,属于1949年8月开始组建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所属的华东大区政府财委。但因华东局财委与华东政府财委基本上是一个领导班子——邓小平于该年6月离沪去西南后,华东局财委与随即成立的华东政府财委,均由曾山担任主任主持工作,“丹阳会议”提前组建的华东政府财委各部,便先由华东局财委管理。
“丹阳会议”发布的任命名单中,既出任上海市两个局长要职,又兼任华东大区部领导的高级干部,唯顾准一人。那时,顾准年仅34岁。
无师自通的奇才
据顾准的老友﹑时任华东财委运输部部长徐雪寒对笔者介绍,邓﹑陈主持的“丹阳会议”,不仅汇聚了华东各根据地的财经精英,也特别邀请了潜伏于上海香港等地,长期从事党产经营与经济理论研究的专家,譬如许涤新﹑冀朝鼎﹑吴雪之﹑卢绪章等(徐雪寒本人便曾是上海滩著名“大老板”),实可谓人才济济,“‘人精’汇聚”。顾准能在这样的场合侃侃而谈,并被陈毅当众赞誉“有倚马可待之才”,除了才华出众﹑性格不拘之外,也与他早年在上海的丰富经历密不可分。
综合顾准晚年撰写的历史自述,及其胞弟陈敏之等亲属对笔者的讲述,可知顾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曾有一系列奇特经历:
顾准,号顾哲云,笔名吴绛枫(绛枫),1915年7月1日出生在上海一个“中等阶级”的棉花商人家庭。他尚未成年,父亲便因经营不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破产,沦为城市贫民。
顾准在中华职业学校商科读到初二,便被迫辍学,去留美归国博士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学徒。谁知,这位年方12岁的天才少年,仅在会计夜校补习了半年,便凭借每晚加班“赚外快”,为潘序伦刻写中英文教材蜡纸的“良机”,无师自通;并因“鲜嘎嘎”地向资深会计师指出矩阵计算捷径,进行辩论大获全胜,而被潘序伦发现,破格提拔为会计员与夜校助教。
1929年,顾准年方14岁,便署名参与编写《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并独立编写附冊《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两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顾准15岁,担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负责人。
1931年,顾准16岁,已是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台柱子,并创办学术刊物《会计季刊》,担任主编。
1932年,顾准17岁,编写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专业教材,并在立信会计夜校试讲。
1933年,18岁的顾准,担任立信会计学校部主任,主管所有立信会计学校。
1934年,19岁的顾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专业教材(后经修订,成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被会计界与银钱界誉为“中国银行会计学‘鼻祖’”。
岂料,这位名声鹊起的青年专家志不在此。《银行会计》问世仅仅半年,1935年2月,顾准便因信仰马克思主义,宣誓加入他已秘密接触近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并秘密出任中共领导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分会主席(总会主席宋庆龄)。
他的新婚妻子﹑女会计员汪璧,不久也加入共产党,成为地下工作助手。
革命者与会计学家合一
然而,顾准毕竟非常热爱会计学,便利用上海租界的宽松条件,将革命家与会计学家的异色身份协调于一。
正如桑巴特(WernerSombart)所言:现代化将使人们认识,会计学的重要性,决不亚于血液循环学(其意为,会计学可以健全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循环系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遭受外国与民族资本双重刺激,正处于市场化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时期。不仅所有大中企业急需完善现代财务簿记制度,列表制图精确计算成本利润;国家行政机关与司法教育等系统,也都急需具备现代会计学知识,适应社会转型。
因此,以潘序伦为代表的欧美现代会计学派,在那些年里,受到中外企业家及现代化社会体制营建者们的普遍欢迎。而顾准就是这一学派的明星要角,也可谓栋梁之材。于是,他便在会计学界连年显现“好风凭借力,骏马正当时”的发达景象,以至在修订《银行会计》之余,连续为著名会计师陈文麟﹑著名律师会计师李文杰等,代撰《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两本书(顾准语);并曾应宋子文亲信刘攻芸(后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特聘,担任中国银行的总账会计师。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悍然侵占上海,只有苏州河以南的租界,成为受欧美保护的“孤岛”。而“孤岛”对人口与资金的吸纳效应,导致经济畸形繁荣,会计学愈加吃香。
顾准晚年曾回忆,1937年-1940年,他在上海法租界居住时,如同随时变形的“双身人”,先后秘密担任中共江苏地下省委的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血与火的地下抗日革命运动;同时,公开担任沪江﹑之江﹑圣约翰大学与上海法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名校的特聘会计学教授和讲师,并以立信系统著名会计师身份,参与中外企业界的会计实务。此时,顾准对现代会计学的著述已堪称炉火纯青,便利用讲学交流之机,确立选题,逐一撰写。“孤岛”期间,他陆续出版《中华银行会计制度》《中华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等蜚声海内的名著。据顾准晚年自述,三部著作均系独立撰写,亦均属各个领域中国第一部专著,但出于对潘序伦给予身份掩护感恩等因,后两部著作与潘序伦共同署名。
如果算上1937年上半年,顾准为潘序伦代笔全面改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改写《所得税原理与实务》(潘均曾鸣谢),他在短短三年里,便完成了五部会计学名著;并同时前往五所著名高校,用中英文讲授会计学的不同专业课。因此,顾准被“孤岛”中外人士誉为“当仁不让的潘序伦第二”,各方面享有很高的社会待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准在上海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却又活跃于现代会计学领域,著书讲学,领衔发起研讨,曾自始至终得到在沪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支持。从武卫会的林里夫,到救国会的王翰﹑徐雪寒,再到江苏省委的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孙冶方,无一不与顾准同样认为,现代会计学在未来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能派上大用场。这是顾准当年能顺利实现双肩挑的重要条件。
“中国现代会计学奠基人”潘序伦,则一心指望顾准能接继其学术“衣钵”,并成为立信会计联合体的传火继薪人。他却不知道,顾准早已萌生参加新四军的念头,并多次向地下党组织提出要求。
据潘序伦记叙,1940年7月,即将离沪秘密前往抗日根据地的顾准,“突然提出辞职的申请。我当时好比受了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然而,无论是潘序伦竭力挽留,还是之江大学的美国人校长明慕义一再恳劝,都不能改变青年志士顾准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以圣洁之心告别“象牙之塔”,奔赴抗日前线,为受难的祖国与民众直接奋战的决心。他是青年知识分子精英中,唯一这样选择的人。
那一年,顾准25岁,主动放弃在上海“孤岛”的优越显赫地位,奔赴艰苦危险的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
之后,顾准在抗日烽火中,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苏北盐阜公署与淮海公署财经处副处长等职;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在刚被解放军接管的济南,出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19岁那年撰写了《银行会计》
1949年5月26日凌晨,顾准与华东财委﹑上海市军管会财委的接管“大员”们,在依稀可闻的两军交战声中,由解放军重兵护送,进驻上海南京路的豪华酒店——金门饭店,而不必像野战军一样睡在马路上。
家父高景平,时任华东财委与上海市军管会财委副秘书主任,据他及同职务的卜三对笔者介绍,接管干部进驻金门饭店,行装甫卸,曾山便在大餐厅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接管纪律,颁发接管证件。接着,两委的大会小会套着开,电话机电报机不停地呼叫联络,命令上海各财经部门的地下党潜伏干部,立即配合行动。
顾准主持的市军管会财政处,是任务最重的几个处之一,将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财政局、地政局、会计处、审计处,以及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直接税局、公债司驻沪办事处等要害机构。
为了使财政接管不出点滴差错,顾准希望30年代的部下﹑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推荐几个在科班学过经济的地下党员。这样,年轻的顾树祯就来到财政处。据顾树祯回忆,他听说首长姓名后,不禁好奇地问顾准:“我在暨南大学读书时学《银行会计》,作者就叫顾准,您怎么也是这个名字?”“《银行会计》的作者就是我啊。”顾树祯打量着年方34岁的顾准,不解地问:“您是哪年在上海出版这本专著的?”“15年前,1934年,那时我才19岁……”顾准笑答。
顾树祯接着又获知,许涤新﹑骆耕漠﹑徐雪寒﹑孙冶方等接管首长,都是30年代在上海出版过著作的经济学家;而曾山﹑宋裕和﹑方毅等华东财委领导,均为根据地主持多年财经工作的专家,心中极为高兴,便将“内部消息”四处传播。这样一来,两委“大员”的专业名声不胫而走,为接管工作颇增便利。
顾准忙忙碌碌指挥定当,突然想起该给每个接管人员发一把算盘,以便精确迅速地做账,便在会上提出此事。当年算盘的重要性,如同今天的计算机,各处处长均表赞成。但是,战争导致店铺普遍歇业,两委所需总量甚大,如何解决燃眉之急?
家父也曾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便向顾准建议,通过张承宗系统,全面动员老城隍庙一带的旧家具店,利用红木边角料,快速加工优质红木算盘,同时将两委所需各类办公用品等等,一并在老城隍庙特色商号发包订货;由于金圆券崩溃,人民币尚未发行,上海只通用银元和外币,财委可用一批上海市场最紧缺的大米“以物易物”,既省下银元和外币,也借机宣传我们将有充足的大米运沪,以稳定民心(家父稍前已用此法解决两委订餐问题)。曾山批准了这一方案,此事迅即落实。顾准30年代在中国银行担任总账会计师时,即曾练就“双手左右打飞归”的硬本领,此时便给自己定制了两把大算盘;其中一把使用到最后阶段,并由骆耕漠收藏。
金门饭店干部会议,把各项接管准备“功课”都做得深入细致,政策之内有法规,方案之外有备案,实可谓无懈可击。
5月27日-28日,财委各处的接管工作,在地下党各级组织全面配合下,进行得异常顺利。
当众上演一幕“好戏”
顾准对市财政局的接管,堪称全市接管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解放日报》1949年6月刊登的任命名单
当顾准带队进入市财政局局长室,端坐在办公桌前,传唤早已静候在一旁的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时,不料,汪维恒突然提出,要与顾准单独谈一会儿。顾准沉吟片刻,答应了他的请求。汪维恒避开众人后,悄悄告诉顾准,他其实是潘汉年系统的中共潜伏干部。这确实使顾准吃惊不小。汪维恒便向顾准详述了自己的情况。
汪维恒1924年加入中共,曾与同乡汪寿华(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牺牲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一起,在浙江从事地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奉中共组织之命,潜入国民党军队,逐步升至胡宗南第34集团军的军需部部长等要职。然而,中共中央社会部却由于种种缘故,直至1937年夏,抗战爆发后,才由李克农派遣沙文威(蒋介石幕僚沙孟海之弟)与他取得联系。其后,汪维恒曾在重庆直接向周恩来提供情报。1948年内战期间,他经陈诚举荐前往台湾,担任专为国民党退守台岛做准备的补给区少将副司令。1949年4月,他奉中共中央社会部之命,“请假回沪探亲休养”,其实是转入潘汉年系统,专做同乡老友﹑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陈良的策反工作;不料,却被陈良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他只好将错就错,秘密地为共产党接管做准备,并期待与潘汉年见面,递交台湾军事情报等;谁知,却一直找不到潘汉年。
顾准听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潘汉年正是在丹阳开会甚久,5月26日才与顾准等人一同返回上海。
于是,顾准与汪维恒约定,当众上演一幕国共政府代表交接财权的好戏。而后,顾准派出军队干部,将汪维恒稳妥地送至潘汉年处。台湾国民党方面,却不知从何处获知汪维恒将军“在沪失踪”,误以为他已经“捐躯成仁”,专门为他隆重举行追悼会,并由中央通讯社播发消息。其实,中共中央社会部不久便根据汪维恒要求,将其身份解密,并转至地方工作。
汪维恒遂应顾准热情邀请,在上海市税务局所属直接税局,担任一段时间副局长。顾﹑汪共同签署的税务布告,曾公开刊载于1949年6月21日《解放日报》。
1949年8月,经上海市政府党组提议,陈毅市长任命汪维恒为市地政局局长。
新上海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
国民党宣传机关曾经扬言:共产党政治10分,军事7分,经济0分;即使占领大上海,半年之后必将因为经济溃烂而败退。
上海被军事接管时,金圆券崩溃,工商业倒闭,物价飞涨,市场瘫痪,早已成为全国性经济危机的“龙头”。世界政要都在密切关注,上海新政府的财经官员,能否挽狂澜于既倒,并使这个东方“大魔都”逐步复苏?
财政与税收,是城市经济最显见的晴雨表。上海市军管会入城的第一张布告,便是关于税收的公告。然而,经济生活混乱危殆,海上交通又被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海军全面封锁,一点石油煤炭棉花大米都运不进上海,新政权生存所需的税款从哪里来?
史料反映,华东财委干部会议讨论后一致认为,上海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保护人民币有效流通;让新发行的人民币能够投资生产,支付工资,购买货物,稳定物价,增加税收,并改善民众生活。可是,银元与外币违禁交易猖獗,恶意的谣言满天飞:“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绝对进不了上海!”“蒋介石和宋美龄决定回上海过中秋节!”后人需知,蒋介石1949年5月仍在舟山群岛,12月才从成都乘飞机撤往台北;五六月间上海局势之险恶,可想而知。
为此,经华东银行副经理陈穆以及骆耕漠、徐雪寒、顾准等华东财委委员联合建议,由陈毅﹑粟裕等上海市军管会领导出面,报请即将离沪赴西南的邓小平,以及中央财委主任陈云批准,上海市军管会于1949年6月10日,严厉取缔“黄白绿”——黄金、银元与美钞等外币的黑市交易。
华东财委随即动用大批人民币,从内地各省区购入“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与多种轻工业原料,并从东北等地运来石油;在上海迅速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政策,对公营私营企业同时提供原材料与订货单,刺激各类企业竞相开工;又通过市场渠道,迅速将各类商品销往全国各地,以回笼货币;银行同时推出多种储蓄品种吸收游资,并适时收紧银根。为了保证民众存款不因货币贬值而受损失,银行并于非常时期实行“折实储蓄”,亦即按当日挂牌公布的物价涨落指数,以货币实际可购多少大米等日用品的折算法,计付民众取款(政府同时对职工全面实行“折实工资”制度)。
这一配套成龙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案,立即促进上海经济回暖,货币趋稳,税收增加。
顾准提前预见了这一形势,因而已于1949年6月,对上海企业营业税进行大胆改革,制定了“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新政策,经华东局与市委批准公布。其特点为,以“轻税”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而以“重罚”强调必须依法经营。
新的“轻税”政策,将国民党政府所定营业税率大大减低约30%后,极有效地促进了产销两旺,竟使上海征税实绩,猛超国民党执政时期好几倍(顾准语)。为了让“重罚”之剑悬而不挥或少挥,而逃税漏税又能较有效杜绝,顾准于1949年冬,经陈毅批准,采纳著名留日派老会计学家徐永祚的建议,聘请约二十名注册会计师担任特约查账员,对重点企业进行抽查。
虽然这个做法,被一些人指责为迷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起了“查一儆百”的威慑作用,使“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新政策可以坚持;并为上海接着试行“专管员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税收新方法,顺利铺平了道路。
顾准制定的“专管查账”税收新方法,在上海试行成功后,经毛泽东﹑陈云肯定(顾准语),向全国各地推广并沿用至今。
但是,世上并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船。1950年3月,中央由于全国财政严重困难,向上海下达了一个月之内,力争税收与公债各得旧币约3000亿的极重任务。顾准实在无法解决“任务与政策的矛盾”,只得连续挥动“重罚”的利剑;却因处罚过度,引起工商界不安与批评。顾准做了公开检讨,并切实纠正失误。
为了帮助上海完成税收重任,各方面都加强了支持力度。
譬如,方毅﹑骆耕漠,通过刚起义的(轮船)招商局,以及徐雪寒过去在香港和海外建立的贸易机构,逐步恢复了上海的外贸交易。华东纺织局局长刘少文代表该局,向上海移交约八家纺织厂,以增加上海的工商税利。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副部长孙冶方,都对技术支援上海作出积极布置;并与顾准一起研究,如何让上海资金参与扩建华东工业规模,共享利润与产品。
而顾准则在上海财政系统,努力推动开源节流。他大刀阔斧地削减了市属各局不必要的财政预算;并将国民党政府原定为事业编制,划在市工务局内的市政施工队﹑机械厂﹑材料场,与划在市卫生局防疫部门的牲畜屠宰场等,统统划入企业编制,以减负创收。
上海原公共租界(俗称英美租界)内的“美国区”与“日本区”,为了吸引投资和居住,所定电费价格明显低于法租界。顾准别出心裁地制定了“全市电费平衡税”,亦即略降原法租界的电价,但对原“美国区”与“日本区”的电费加征“平衡税”,统一全市电价。而这笔可观的增收税款,则经市府党组批准,直接划入市财政收入。
上海原租界的黄金地段,密布外商的洋行与房地产项目等。顾准十分巧妙地借用了国民党政府为体现“平均地权”,而对高价地段征收地价税的政策,制定了对黄金地段私人大面积占地,进一步抬高地价税率的新政策。果然,从1950年冬季开始,地价税及其滞纳金,便迫使一批批停业的外商高级博彩业与酒店业等,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自动放弃房地产权,以抵交欠税。其中有举世闻名的跑马厅(今人民广场与人民公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沙逊大楼(今和平饭店北楼)﹑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北楼)等等。消息传开,顿时轰动国际。
上海市政府与沙逊等外商产权人,办理了房地产抵交欠税的法律手续;并将有关文件报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由周恩来签字,外交部盖印,形成“部印周批”的国家文本。上海市财政,就此增加了一大批既可经营又可升值的巨额不动产。
由于华东与上海财经部门善于按经济规律办事,1950年秋冬,上海财经工作便取得扭转性胜利,先于全国遏制已延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使经济全面复苏,逐步负起中央财政收入1/4强的重担。
据卜三﹑黄朝治等华东财委老干部介绍,毛泽东、周恩来于1950年底高度褒扬:“这次上海财经工作大胜利,意义不下于军事上的淮海战役!”
为新上海绘制高起点发展蓝图
上海1951年3月的统计报表显示,由于经济好转,税收总额已达1950年3月的6倍,并正以良好稳健的势头持续增长(1952年3月的税收总额,则为1950年3月的10倍)。这座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真正稳定下来,并且大有希望了。
上世纪50年代合家欢
顾准认为,上海财政收入有了充足盈余,便可效仿西方国家,实行一定比例的“财政赤字”,进行数额较大的长期投资。他的“财政赤字”方案,得到陈毅等领导批准,得以在上海作为特例试行。
1951年4月,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乘着财政东风,将市军管会财委改建为市政府财委,亲自兼任主任,并安排许涤新﹑顾准兼任副主任。
潘汉年在顾准大力提议下,以市政府财委名义,首先对市政重大改造工程进行投资,并放手任用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接替陈良的最后一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代市长),作为有职有权的领导者,负责为长寿路段的苏州河与北郊的蕴藻浜,设计建造两座桥梁,以改善上海自从开埠以来,便缺少南北交通干道与城乡连接干道的不合理状况。
赵祖康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这两座桥梁的通行,立即推动上海北部增加跨省际的城乡经济交流,市区增设贯通隔绝地的公交与商业网点;并使吴淞一带港口增加吞吐量,农区扩建水利与菜地工程,在经济效益上可谓一本万利,何况还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50年代合家欢图
陈毅﹑潘汉年建造曹杨新村等“两万户(工人宿舍)”的大手笔计划,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上世纪40年代,青霉素(配尼西林)在中国是需用黄金购买的救命药。但是,美国对华实行封锁政策后,上海用金条也难买到一支青霉素针剂。童村﹑赵石民等科学家,在陈毅亲自鼓励下进行研发;然而,投资甚多,成功遥远,顾虑日重。已改任华东计划部工业组组长的家父,受部长骆耕漠委托,对尚处实验室阶段的青霉素研发,进行详细考察后,将其列为华东大区医药工业重点项目。
为了解决青霉素原料基地﹑制药工厂在上海建立与完善化等一系列问题,家父曾陪同华东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拜访潘汉年﹑许涤新与顾准等。他们一致应允,必在各方面给予有力支持。童村等科学家获知华东与上海当局联手推进,信心倍增。1953年,国产青霉素针剂便在上海成功上市,成为我国医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
而据原上海市军管会文委副主任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介绍,当时,上海大多数学校医院与科研文艺单位,均已改成公办;仅仅教育系统,便有二十余所高校,五百余所中小学校与教育机构,近万名教职员工。市政府为了兴办教育卫生科学文化,对公立事业单位所有人员的工资福利,均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并对专家学者医师工程师等,实行高工资。陈毅便曾告诉夏衍,他的工资低于大学教授。
在百废待兴﹑百业待哺的岁月,顾准主持和参与主持的上海市与华东大区财政机构,殚心竭虑排除困难,做到从不拖欠任何单位与项目的经费,也从不拖欠任何人员的工资福利,以此推动各大领域同步向前,实属不易。
新上海的规划者与建设者们,在开头那几年,便为未来的发展,绘制了一幅高起点的蓝图。
大胆探索企业竞争机制
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混合经济,也是充满竞争并强调价值规律的市场化商品经济。
顾准1949年-1951年在上海,根据新民主主义经济特点,对企业建设与发展所作的可贵探索,至今发人深省。综合顾准自述等史料,可做如下介绍:
顾准早在山东省财政厅,便已“痛感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1949年8月,他敏锐地发现,上海与华东许许多多国营企业,财务核算与经营管理都不符合现代企业要求,不能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他便经华东财政部部长陈国栋等批准,在该部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
顾准本人亲自兼任华东财政部公企处处长;并且“举贤不避亲”,安排当过专业会计的妻子汪璧,担任副处长。
公企处专门监督与帮助公营﹑半公营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必备的财务与经营管理制度,以新面貌参与市场化商品经济的公平竞争。为此,顾准力排众议,在上海挑选了近三十位“懂得企业会计”与“懂得企业经营管理”的非中共人士,进入该处工作。其中既有管理学教授﹑会计师﹑审计师﹑统计师;也有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资方代理人﹑资方厂长经理等。
顾准将这些人士的重要意见概括成文,发表于华东局内刊;并将自己改善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建议书,面呈来沪视察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顾准抗战年代在延安学习时,曾协助陈云开办西北财经会计训练班,彼此间相当熟悉。
顾准1961年10月在八达岭
虽然顾准夫妇在公企处任职时间甚短,但是,顾准确立的重要理念与规矩,却被该处保持与发扬,并曾向全国各地推广。
家母钟石川,1949年曾任上海国营棉纺第6厂人事科科长(后为党委副书记)。据她介绍,当年华东纺织局所属各厂,均按华东财政部公企处的严格规定,逐月上送财务报表;主要的报表,其实就是改革年代重提的“财务三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以及预算计划表等,用以核算并管理企业的“投入产出”。所以,头上那几年,国棉6厂等不少国企,不仅能缴足税利,还能按期保养设备,不断改善职工生活福利。她感慨地说:“企业的成功,首先在于坚持科学管理。”
由于在沪大中型企业绝大多数已被华东财委收管,顾准于1951年7月,上海财税情况良好之际,又在市财委创建了地方工业处(亦即上海市地方工业局筹建处),并亲自兼任处长(也称局长),在全国率先以公私合营方式,组建制造业的新型骨干企业。他的创新设想,得到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及潘汉年首肯。
顾准的办法是,听取资本家朋友的建议,选择陷入困境但确有潜力的私企,代其还债,进行合资,并派经营专家结合公私优势,规划改造,重振雄风。他设计的合资模式为:公私各占股份50%,股息随利润波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财务制度公正透明,日常经营由公方主导,重大问题双方协商决策。
譬如,著名私营银行家﹑留美学者王志莘——顾准读小学与中学时期的两任校长,担任董事长的上海永星化工公司,创办目的是向英商肥皂公司争一席之地,因而购入一批进口设备,并拥有留日专家,谁知,却因经营不善,濒于倒闭。顾准将其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后,永星除了继续生产星牌肥皂与硬脂酸外,还参与国家新产品研发。该厂几年后,便在上海化工界首次制成优质军用凝油粉,1959年又首创中国第一包合成洗衣粉——工农牌洗衣粉。该品牌更名为白猫牌后,发展为白猫系列洗涤产品,至今闻名中外。
又如,民国时期曾为中华争光的蝴蝶牌(无敌牌)缝纫机制造厂——私营协昌缝纫机公司,当时也因经营有误而难以为继。顾准闻讯深感心痛,由市财政拨款完成合资重组程序后,即派出合格的管理者,在经营改造中,尽力保护协昌技术团队的积极性。顾准并亲自出面,为协昌再度崛起做“免费广告”,促使协昌很快便推出蝴蝶牌新产品应市。之后,蝴蝶牌家用与工业用多型号缝纫机,成为沪产第一流名优特商品,长期畅销于国内外市场。至今,这只美丽的“中国蝴蝶”,仍翩翩飞舞于蓝天之上。
另有一些处于困境的私企,如私营天山化工厂﹑光中染织厂等,经顾准带队及时进行精心“调治”,完成公私合资合营后,经营得法,适销对路,也都具有充沛的企业竞争力,在上海制造业史册上,用多种新优产品钤记荣耀。
那时,顾准每天奔波于四五个办公地点。他经常顾不上吃饭,一边主持这个会议,一边起草下一个会议的发言稿,不知疲倦地与时间赛跑。
当年,上海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奇迹,就是这样被顾准等一大群具有奉献精神与开拓能力的人们,创造出来的。
顾准和潘序伦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
顾准和潘序伦
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因“思想问题”,被撤销本兼各职。他自1953年起,改任国家建工部财务司司长等职,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竺可桢),并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56年,毛泽东发表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号召大力解放思想,全面改进工作。顾准在中央党校认真学习后,颇有一番感想。他觉得,我国经济工作的改进要点,其实就在于大胆打破苏式计划经济的桎梏,重新遵循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市场经济模式,使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充分的活力。
于是,顾准本着对祖国与人民负责的态度,撰写了一篇石破天惊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他鲜明地指出:根据不可抗拒的价值规律,我们应让市场价格“自发的涨落”,亦即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与流通。而“计划”可以变成“某种预见”,更富有弹性地“规定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譬如,可在“计划”的各种限度内,“经过价格结构”,“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及产品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如果“计划从全局性的﹑长久的利害权衡出发加以调节”,则必须以“雄厚的全国性的物资储备与财政储备为前提。”此文发表于1957年《经济研究》杂志第5期,由于它的超前性而不能被世人接受。
历史的曲折,往往出人意料。反右运动中,顾准又因“右派言论”受到冲击,被定为“右派分子”。
1974年12月3日,顾准病故于北京。他留下了研究希腊城邦制度等学术思想问题的手稿(均于改革年代出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顾准逐步获得彻底平反,并恢复政治名誉。当顾准与汪璧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时,万里﹑黄克诚﹑方毅﹑谷牧﹑张劲夫﹑李一氓﹑刘晓等领导人,以及各时期的老友,都送了花圈。
距离《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世二十余年,中国终于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巨浪席卷而来,中国经济因此突飞猛进。经济学家在尘封的故纸堆里,找出了那篇已被人们遗忘的“离经叛道”之作,敬佩与慨叹之余,将顾准誉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
顾准的老战友﹑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孙冶方,在改革年代,也因多年坚持倡导价值规律学说,被学界誉为“新中国价值规律学说之父”。然而,孙冶方数次当众坦言:“我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当年即曾在文稿后记中说明;后人整理出版文集,仍当收入这一后记。
顾准30年代的另一位老战友——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获知经济学界这段佳话后,特意撰写纪念文章《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发表于1993年7月9日上海《文汇报》。
据孙冶方夫人洪克平告诉笔者,孙冶方生前一直深深地怀念挚友顾准,经常拄着手仗,前往三里河路那条收下了顾准骨灰的无名小河旁,默默凭吊。他并多次写信给顾准的胞弟陈敏之,谈论顾准的遭遇与思想,精神与风范。
顾准最难能可贵的风范,就是他一生无论处于何种境况,始终坚持以求道弘道的精神,思考中国进步与改革的问题。他曾经说:“马克思﹑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他晚年乐观而豪迈地预言;“中国的‘神武精气’一定会到来”;只要“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现实,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如今,中国的建设与改革大业已如雄鹰展翅高飞。我们衷心祝愿中华雄鹰搏击长空,永不迷航。
责任编辑:杨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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