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任两个局长的年轻华东财委委员
1949年春，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之际，中共中央最担忧的，不是能否战胜已被有效钳制的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而是对上海实行全面军管后，能否迅速恢复其经济活力，让这个远东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既保持自身的繁荣稳定，又能对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作出重要贡献。
这年5月间，当大批接管人员还在江苏丹阳集训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便根据毛泽东指示，连续召开上海财经接管专题会议。“丹阳会议”由陈毅﹑邓小平等领导先后主持，各路群英荟萃争鸣。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青州总队”——南下接管干部总队队长顾准，往往“一马当先”，朗声发表精辟务实的意见。
据顾准的老友﹑时任华东财委秘书长骆耕漠对笔者介绍，顾准曾在会上鲜明地提出，按照新民主主义方针，上海与华东大区的新政府，既必须对生产贸易等公私营机构，给予应有的“资金”支持，也必须将“资金”与“军费”严格区别，一切“资金”均应通过经营，以“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作为基本要求；同时立即改变财政与税收政策不合理不平衡不统一的状况，健全各级财政与税务专门机关，严格进行具有数字报表的专业管理；所有经济部门与企业单位，均应定期接受规范化制度化的会计审计，以求报表真实﹑运作合法，确保长治久安……
顾准这些引人瞩目﹑针砭痼疾的尖锐意见，在一些根据地干部中引起巨大争议，却深获华东财委副书记兼上海市军管会财委主任曾山，与未来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陈毅赞赏。经陈毅﹑曾山联合推荐，报请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华东财委书记邓小平亲自批准，“丹阳会议”尚未结束，华东局便任命顾准为华东财委委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军管会财委财政处处长；一待接管工作结束，即正式出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并兼中共上海市政府党组领导成员。
华东财政部在建制上严格地说，属于1949年8月开始组建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所属的华东大区政府财委。但因华东局财委与华东政府财委基本上是一个领导班子——邓小平于该年６月离沪去西南后，华东局财委与随即成立的华东政府财委，均由曾山担任主任主持工作，“丹阳会议”提前组建的华东政府财委各部，便先由华东局财委管理。
“丹阳会议”发布的任命名单中，既出任上海市两个局长要职，又兼任华东大区部领导的高级干部，唯顾准一人。那时，顾准年仅34岁。
无师自通的奇才
据顾准的老友﹑时任华东财委运输部部长徐雪寒对笔者介绍，邓﹑陈主持的“丹阳会议”，不仅汇聚了华东各根据地的财经精英，也特别邀请了潜伏于上海香港等地，长期从事党产经营与经济理论研究的专家，譬如许涤新﹑冀朝鼎﹑吴雪之﹑卢绪章等（徐雪寒本人便曾是上海滩著名“大老板”），实可谓人才济济，“‘人精’汇聚”。顾准能在这样的场合侃侃而谈，并被陈毅当众赞誉“有倚马可待之才”，除了才华出众﹑性格不拘之外，也与他早年在上海的丰富经历密不可分。
综合顾准晚年撰写的历史自述，及其胞弟陈敏之等亲属对笔者的讲述，可知顾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曾有一系列奇特经历：
顾准，号顾哲云，笔名吴绛枫（绛枫），1915年７月１日出生在上海一个“中等阶级”的棉花商人家庭。他尚未成年，父亲便因经营不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破产，沦为城市贫民。
顾准在中华职业学校商科读到初二，便被迫辍学，去留美归国博士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学徒。谁知，这位年方12岁的天才少年，仅在会计夜校补习了半年，便凭借每晚加班“赚外快”，为潘序伦刻写中英文教材蜡纸的“良机”，无师自通；并因“鲜嘎嘎”地向资深会计师指出矩阵计算捷径，进行辩论大获全胜，而被潘序伦发现，破格提拔为会计员与夜校助教。
1929年，顾准年方14岁，便署名参与编写《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并独立编写附冊《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两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顾准15岁，担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负责人。
1931年，顾准16岁，已是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台柱子，并创办学术刊物《会计季刊》，担任主编。
1932年，顾准17岁，编写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专业教材，并在立信会计夜校试讲。
1933年，18岁的顾准，担任立信会计学校部主任，主管所有立信会计学校。
1934年，19岁的顾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专业教材（后经修订，成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被会计界与银钱界誉为“中国银行会计学‘鼻祖’”。
岂料，这位名声鹊起的青年专家志不在此。《银行会计》问世仅仅半年，1935年2月，顾准便因信仰马克思主义，宣誓加入他已秘密接触近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并秘密出任中共领导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分会主席（总会主席宋庆龄）。
他的新婚妻子﹑女会计员汪璧，不久也加入共产党，成为地下工作助手。
革命者与会计学家合一
然而，顾准毕竟非常热爱会计学，便利用上海租界的宽松条件，将革命家与会计学家的异色身份协调于一。
正如桑巴特（WernerSombart）所言：现代化将使人们认识，会计学的重要性，决不亚于血液循环学（其意为，会计学可以健全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循环系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遭受外国与民族资本双重刺激，正处于市场化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时期。不仅所有大中企业急需完善现代财务簿记制度，列表制图精确计算成本利润；国家行政机关与司法教育等系统，也都急需具备现代会计学知识，适应社会转型。
因此，以潘序伦为代表的欧美现代会计学派，在那些年里，受到中外企业家及现代化社会体制营建者们的普遍欢迎。而顾准就是这一学派的明星要角，也可谓栋梁之材。于是，他便在会计学界连年显现“好风凭借力，骏马正当时”的发达景象，以至在修订《银行会计》之余，连续为著名会计师陈文麟﹑著名律师会计师李文杰等，代撰《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两本书（顾准语）；并曾应宋子文亲信刘攻芸（后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特聘，担任中国银行的总账会计师。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悍然侵占上海，只有苏州河以南的租界，成为受欧美保护的“孤岛”。而“孤岛”对人口与资金的吸纳效应，导致经济畸形繁荣，会计学愈加吃香。
顾准晚年曾回忆，1937年－1940年，他在上海法租界居住时，如同随时变形的“双身人”，先后秘密担任中共江苏地下省委的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血与火的地下抗日革命运动；同时，公开担任沪江﹑之江﹑圣约翰大学与上海法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名校的特聘会计学教授和讲师，并以立信系统著名会计师身份，参与中外企业界的会计实务。此时，顾准对现代会计学的著述已堪称炉火纯青，便利用讲学交流之机，确立选题，逐一撰写。“孤岛”期间，他陆续出版《中华银行会计制度》《中华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等蜚声海内的名著。据顾准晚年自述，三部著作均系独立撰写，亦均属各个领域中国第一部专著，但出于对潘序伦给予身份掩护感恩等因，后两部著作与潘序伦共同署名。
如果算上1937年上半年，顾准为潘序伦代笔全面改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改写《所得税原理与实务》（潘均曾鸣谢），他在短短三年里，便完成了五部会计学名著；并同时前往五所著名高校，用中英文讲授会计学的不同专业课。因此，顾准被“孤岛”中外人士誉为“当仁不让的潘序伦第二”，各方面享有很高的社会待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准在上海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却又活跃于现代会计学领域，著书讲学，领衔发起研讨，曾自始至终得到在沪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支持。从武卫会的林里夫，到救国会的王翰﹑徐雪寒，再到江苏省委的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孙冶方，无一不与顾准同样认为，现代会计学在未来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能派上大用场。这是顾准当年能顺利实现双肩挑的重要条件。
“中国现代会计学奠基人”潘序伦，则一心指望顾准能接继其学术“衣钵”，并成为立信会计联合体的传火继薪人。他却不知道，顾准早已萌生参加新四军的念头，并多次向地下党组织提出要求。
据潘序伦记叙，1940年7月，即将离沪秘密前往抗日根据地的顾准，“突然提出辞职的申请。我当时好比受了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然而，无论是潘序伦竭力挽留，还是之江大学的美国人校长明慕义一再恳劝，都不能改变青年志士顾准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以圣洁之心告别“象牙之塔”，奔赴抗日前线，为受难的祖国与民众直接奋战的决心。他是青年知识分子精英中，唯一这样选择的人。
那一年，顾准25岁，主动放弃在上海“孤岛”的优越显赫地位，奔赴艰苦危险的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
之后，顾准在抗日烽火中，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苏北盐阜公署与淮海公署财经处副处长等职；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在刚被解放军接管的济南，出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19岁那年撰写了《银行会计》
1949年5月26日凌晨，顾准与华东财委﹑上海市军管会财委的接管“大员”们，在依稀可闻的两军交战声中，由解放军重兵护送，进驻上海南京路的豪华酒店——金门饭店，而不必像野战军一样睡在马路上。
家父高景平，时任华东财委与上海市军管会财委副秘书主任，据他及同职务的卜三对笔者介绍，接管干部进驻金门饭店，行装甫卸，曾山便在大餐厅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接管纪律，颁发接管证件。接着，两委的大会小会套着开，电话机电报机不停地呼叫联络，命令上海各财经部门的地下党潜伏干部，立即配合行动。
顾准主持的市军管会财政处，是任务最重的几个处之一，将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财政局、地政局、会计处、审计处，以及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直接税局、公债司驻沪办事处等要害机构。
为了使财政接管不出点滴差错，顾准希望30年代的部下﹑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推荐几个在科班学过经济的地下党员。这样，年轻的顾树祯就来到财政处。据顾树祯回忆，他听说首长姓名后，不禁好奇地问顾准：“我在暨南大学读书时学《银行会计》，作者就叫顾准，您怎么也是这个名字？”“《银行会计》的作者就是我啊。”顾树祯打量着年方34岁的顾准，不解地问：“您是哪年在上海出版这本专著的?”“15年前，1934年，那时我才19岁……”顾准笑答。
顾树祯接着又获知，许涤新﹑骆耕漠﹑徐雪寒﹑孙冶方等接管首长，都是30年代在上海出版过著作的经济学家；而曾山﹑宋裕和﹑方毅等华东财委领导，均为根据地主持多年财经工作的专家，心中极为高兴，便将“内部消息”四处传播。这样一来，两委“大员”的专业名声不胫而走，为接管工作颇增便利。
顾准忙忙碌碌指挥定当，突然想起该给每个接管人员发一把算盘，以便精确迅速地做账，便在会上提出此事。当年算盘的重要性，如同今天的计算机，各处处长均表赞成。但是，战争导致店铺普遍歇业，两委所需总量甚大，如何解决燃眉之急？
家父也曾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便向顾准建议，通过张承宗系统，全面动员老城隍庙一带的旧家具店，利用红木边角料，快速加工优质红木算盘，同时将两委所需各类办公用品等等，一并在老城隍庙特色商号发包订货；由于金圆券崩溃，人民币尚未发行，上海只通用银元和外币，财委可用一批上海市场最紧缺的大米“以物易物”，既省下银元和外币，也借机宣传我们将有充足的大米运沪，以稳定民心（家父稍前已用此法解决两委订餐问题）。曾山批准了这一方案，此事迅即落实。顾准30年代在中国银行担任总账会计师时，即曾练就“双手左右打飞归”的硬本领，此时便给自己定制了两把大算盘；其中一把使用到最后阶段，并由骆耕漠收藏。
金门饭店干部会议，把各项接管准备“功课”都做得深入细致，政策之内有法规，方案之外有备案，实可谓无懈可击。
5月27日－28日，财委各处的接管工作，在地下党各级组织全面配合下，进行得异常顺利。
当众上演一幕“好戏”
顾准对市财政局的接管，堪称全市接管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解放日报》1949年6月刊登的任命名单
当顾准带队进入市财政局局长室，端坐在办公桌前，传唤早已静候在一旁的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时，不料，汪维恒突然提出，要与顾准单独谈一会儿。顾准沉吟片刻，答应了他的请求。汪维恒避开众人后，悄悄告诉顾准，他其实是潘汉年系统的中共潜伏干部。这确实使顾准吃惊不小。汪维恒便向顾准详述了自己的情况。
汪维恒1924年加入中共，曾与同乡汪寿华（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牺牲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一起，在浙江从事地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奉中共组织之命，潜入国民党军队，逐步升至胡宗南第34集团军的军需部部长等要职。然而，中共中央社会部却由于种种缘故，直至1937年夏，抗战爆发后，才由李克农派遣沙文威（蒋介石幕僚沙孟海之弟）与他取得联系。其后，汪维恒曾在重庆直接向周恩来提供情报。1948年内战期间，他经陈诚举荐前往台湾，担任专为国民党退守台岛做准备的补给区少将副司令。1949年4月，他奉中共中央社会部之命，“请假回沪探亲休养”，其实是转入潘汉年系统，专做同乡老友﹑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陈良的策反工作；不料，却被陈良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他只好将错就错，秘密地为共产党接管做准备，并期待与潘汉年见面，递交台湾军事情报等；谁知，却一直找不到潘汉年。
顾准听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潘汉年正是在丹阳开会甚久，5月26日才与顾准等人一同返回上海。
于是，顾准与汪维恒约定，当众上演一幕国共政府代表交接财权的好戏。而后，顾准派出军队干部，将汪维恒稳妥地送至潘汉年处。台湾国民党方面，却不知从何处获知汪维恒将军“在沪失踪”，误以为他已经“捐躯成仁”，专门为他隆重举行追悼会，并由中央通讯社播发消息。其实，中共中央社会部不久便根据汪维恒要求，将其身份解密，并转至地方工作。
汪维恒遂应顾准热情邀请，在上海市税务局所属直接税局，担任一段时间副局长。顾﹑汪共同签署的税务布告，曾公开刊载于1949年6月21日《解放日报》。
1949年8月，经上海市政府党组提议，陈毅市长任命汪维恒为市地政局局长。
新上海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
国民党宣传机关曾经扬言：共产党政治10分，军事7分，经济0分；即使占领大上海，半年之后必将因为经济溃烂而败退。
上海被军事接管时，金圆券崩溃，工商业倒闭，物价飞涨，市场瘫痪，早已成为全国性经济危机的“龙头”。世界政要都在密切关注，上海新政府的财经官员，能否挽狂澜于既倒，并使这个东方“大魔都”逐步复苏？
财政与税收，是城市经济最显见的晴雨表。上海市军管会入城的第一张布告，便是关于税收的公告。然而，经济生活混乱危殆，海上交通又被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海军全面封锁，一点石油煤炭棉花大米都运不进上海，新政权生存所需的税款从哪里来？
史料反映，华东财委干部会议讨论后一致认为，上海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保护人民币有效流通；让新发行的人民币能够投资生产，支付工资，购买货物，稳定物价，增加税收，并改善民众生活。可是，银元与外币违禁交易猖獗，恶意的谣言满天飞：“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绝对进不了上海！”“蒋介石和宋美龄决定回上海过中秋节！”后人需知，蒋介石1949年5月仍在舟山群岛，12月才从成都乘飞机撤往台北；五六月间上海局势之险恶，可想而知。
为此，经华东银行副经理陈穆以及骆耕漠、徐雪寒、顾准等华东财委委员联合建议，由陈毅﹑粟裕等上海市军管会领导出面，报请即将离沪赴西南的邓小平，以及中央财委主任陈云批准，上海市军管会于1949年6月10日，严厉取缔“黄白绿”——黄金、银元与美钞等外币的黑市交易。
华东财委随即动用大批人民币，从内地各省区购入“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与多种轻工业原料，并从东北等地运来石油；在上海迅速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政策，对公营私营企业同时提供原材料与订货单，刺激各类企业竞相开工；又通过市场渠道，迅速将各类商品销往全国各地，以回笼货币；银行同时推出多种储蓄品种吸收游资，并适时收紧银根。为了保证民众存款不因货币贬值而受损失，银行并于非常时期实行“折实储蓄”，亦即按当日挂牌公布的物价涨落指数，以货币实际可购多少大米等日用品的折算法，计付民众取款（政府同时对职工全面实行“折实工资”制度）。
这一配套成龙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案，立即促进上海经济回暖，货币趋稳，税收增加。
顾准提前预见了这一形势，因而已于1949年6月，对上海企业营业税进行大胆改革，制定了“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新政策，经华东局与市委批准公布。其特点为，以“轻税”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而以“重罚”强调必须依法经营。
新的“轻税”政策，将国民党政府所定营业税率大大减低约30%后，极有效地促进了产销两旺，竟使上海征税实绩，猛超国民党执政时期好几倍（顾准语）。为了让“重罚”之剑悬而不挥或少挥，而逃税漏税又能较有效杜绝，顾准于1949年冬，经陈毅批准，采纳著名留日派老会计学家徐永祚的建议，聘请约二十名注册会计师担任特约查账员，对重点企业进行抽查。
虽然这个做法，被一些人指责为迷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起了“查一儆百”的威慑作用，使“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新政策可以坚持；并为上海接着试行“专管员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税收新方法，顺利铺平了道路。
顾准制定的“专管查账”税收新方法，在上海试行成功后，经毛泽东﹑陈云肯定（顾准语），向全国各地推广并沿用至今。
但是，世上并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船。1950年3月，中央由于全国财政严重困难，向上海下达了一个月之内，力争税收与公债各得旧币约3000亿的极重任务。顾准实在无法解决“任务与政策的矛盾”，只得连续挥动“重罚”的利剑；却因处罚过度，引起工商界不安与批评。顾准做了公开检讨，并切实纠正失误。
为了帮助上海完成税收重任，各方面都加强了支持力度。
譬如，方毅﹑骆耕漠，通过刚起义的（轮船）招商局，以及徐雪寒过去在香港和海外建立的贸易机构，逐步恢复了上海的外贸交易。华东纺织局局长刘少文代表该局，向上海移交约八家纺织厂，以增加上海的工商税利。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副部长孙冶方，都对技术支援上海作出积极布置；并与顾准一起研究，如何让上海资金参与扩建华东工业规模，共享利润与产品。
而顾准则在上海财政系统，努力推动开源节流。他大刀阔斧地削减了市属各局不必要的财政预算；并将国民党政府原定为事业编制，划在市工务局内的市政施工队﹑机械厂﹑材料场，与划在市卫生局防疫部门的牲畜屠宰场等，统统划入企业编制，以减负创收。
上海原公共租界（俗称英美租界）内的“美国区”与“日本区”，为了吸引投资和居住，所定电费价格明显低于法租界。顾准别出心裁地制定了“全市电费平衡税”，亦即略降原法租界的电价，但对原“美国区”与“日本区”的电费加征“平衡税”，统一全市电价。而这笔可观的增收税款，则经市府党组批准，直接划入市财政收入。
上海原租界的黄金地段，密布外商的洋行与房地产项目等。顾准十分巧妙地借用了国民党政府为体现“平均地权”，而对高价地段征收地价税的政策，制定了对黄金地段私人大面积占地，进一步抬高地价税率的新政策。果然，从1950年冬季开始，地价税及其滞纳金，便迫使一批批停业的外商高级博彩业与酒店业等，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自动放弃房地产权，以抵交欠税。其中有举世闻名的跑马厅（今人民广场与人民公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沙逊大楼（今和平饭店北楼）﹑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北楼）等等。消息传开，顿时轰动国际。
上海市政府与沙逊等外商产权人，办理了房地产抵交欠税的法律手续；并将有关文件报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由周恩来签字，外交部盖印，形成“部印周批”的国家文本。上海市财政，就此增加了一大批既可经营又可升值的巨额不动产。
由于华东与上海财经部门善于按经济规律办事，1950年秋冬，上海财经工作便取得扭转性胜利，先于全国遏制已延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使经济全面复苏，逐步负起中央财政收入1/4强的重担。
据卜三﹑黄朝治等华东财委老干部介绍，毛泽东、周恩来于1950年底高度褒扬：“这次上海财经工作大胜利，意义不下于军事上的淮海战役！”
为新上海绘制高起点发展蓝图
上海1951年3月的统计报表显示，由于经济好转，税收总额已达1950年3月的6倍，并正以良好稳健的势头持续增长（1952年3月的税收总额，则为1950年3月的10倍）。这座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真正稳定下来，并且大有希望了。
上世纪50年代合家欢
顾准认为，上海财政收入有了充足盈余，便可效仿西方国家，实行一定比例的“财政赤字”，进行数额较大的长期投资。他的“财政赤字”方案，得到陈毅等领导批准，得以在上海作为特例试行。
1951年4月，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乘着财政东风，将市军管会财委改建为市政府财委，亲自兼任主任，并安排许涤新﹑顾准兼任副主任。
潘汉年在顾准大力提议下，以市政府财委名义，首先对市政重大改造工程进行投资，并放手任用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接替陈良的最后一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代市长），作为有职有权的领导者，负责为长寿路段的苏州河与北郊的蕴藻浜，设计建造两座桥梁，以改善上海自从开埠以来，便缺少南北交通干道与城乡连接干道的不合理状况。
赵祖康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这两座桥梁的通行，立即推动上海北部增加跨省际的城乡经济交流，市区增设贯通隔绝地的公交与商业网点；并使吴淞一带港口增加吞吐量，农区扩建水利与菜地工程，在经济效益上可谓一本万利，何况还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50年代合家欢图
陈毅﹑潘汉年建造曹杨新村等“两万户（工人宿舍）”的大手笔计划，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上世纪40年代，青霉素（配尼西林）在中国是需用黄金购买的救命药。但是，美国对华实行封锁政策后，上海用金条也难买到一支青霉素针剂。童村﹑赵石民等科学家，在陈毅亲自鼓励下进行研发；然而，投资甚多，成功遥远，顾虑日重。已改任华东计划部工业组组长的家父，受部长骆耕漠委托，对尚处实验室阶段的青霉素研发，进行详细考察后，将其列为华东大区医药工业重点项目。
为了解决青霉素原料基地﹑制药工厂在上海建立与完善化等一系列问题，家父曾陪同华东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拜访潘汉年﹑许涤新与顾准等。他们一致应允，必在各方面给予有力支持。童村等科学家获知华东与上海当局联手推进，信心倍增。1953年，国产青霉素针剂便在上海成功上市，成为我国医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
而据原上海市军管会文委副主任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介绍，当时，上海大多数学校医院与科研文艺单位，均已改成公办；仅仅教育系统，便有二十余所高校，五百余所中小学校与教育机构，近万名教职员工。市政府为了兴办教育卫生科学文化，对公立事业单位所有人员的工资福利，均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并对专家学者医师工程师等，实行高工资。陈毅便曾告诉夏衍，他的工资低于大学教授。
在百废待兴﹑百业待哺的岁月，顾准主持和参与主持的上海市与华东大区财政机构，殚心竭虑排除困难，做到从不拖欠任何单位与项目的经费，也从不拖欠任何人员的工资福利，以此推动各大领域同步向前，实属不易。
新上海的规划者与建设者们，在开头那几年，便为未来的发展，绘制了一幅高起点的蓝图。
大胆探索企业竞争机制
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混合经济，也是充满竞争并强调价值规律的市场化商品经济。
顾准1949年－1951年在上海，根据新民主主义经济特点，对企业建设与发展所作的可贵探索，至今发人深省。综合顾准自述等史料，可做如下介绍：
顾准早在山东省财政厅，便已“痛感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1949年8月，他敏锐地发现，上海与华东许许多多国营企业，财务核算与经营管理都不符合现代企业要求，不能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他便经华东财政部部长陈国栋等批准，在该部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
顾准本人亲自兼任华东财政部公企处处长；并且“举贤不避亲”，安排当过专业会计的妻子汪璧，担任副处长。
公企处专门监督与帮助公营﹑半公营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必备的财务与经营管理制度，以新面貌参与市场化商品经济的公平竞争。为此，顾准力排众议，在上海挑选了近三十位“懂得企业会计”与“懂得企业经营管理”的非中共人士，进入该处工作。其中既有管理学教授﹑会计师﹑审计师﹑统计师；也有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资方代理人﹑资方厂长经理等。
顾准将这些人士的重要意见概括成文，发表于华东局内刊；并将自己改善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建议书，面呈来沪视察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顾准抗战年代在延安学习时，曾协助陈云开办西北财经会计训练班，彼此间相当熟悉。
顾准1961年10月在八达岭
虽然顾准夫妇在公企处任职时间甚短，但是，顾准确立的重要理念与规矩，却被该处保持与发扬，并曾向全国各地推广。
家母钟石川，1949年曾任上海国营棉纺第6厂人事科科长（后为党委副书记）。据她介绍，当年华东纺织局所属各厂，均按华东财政部公企处的严格规定，逐月上送财务报表；主要的报表，其实就是改革年代重提的“财务三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以及预算计划表等，用以核算并管理企业的“投入产出”。所以，头上那几年，国棉6厂等不少国企，不仅能缴足税利，还能按期保养设备，不断改善职工生活福利。她感慨地说：“企业的成功，首先在于坚持科学管理。”
由于在沪大中型企业绝大多数已被华东财委收管，顾准于1951年7月，上海财税情况良好之际，又在市财委创建了地方工业处（亦即上海市地方工业局筹建处），并亲自兼任处长（也称局长），在全国率先以公私合营方式，组建制造业的新型骨干企业。他的创新设想，得到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及潘汉年首肯。
顾准的办法是，听取资本家朋友的建议，选择陷入困境但确有潜力的私企，代其还债，进行合资，并派经营专家结合公私优势，规划改造，重振雄风。他设计的合资模式为：公私各占股份50%，股息随利润波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财务制度公正透明，日常经营由公方主导，重大问题双方协商决策。
譬如，著名私营银行家﹑留美学者王志莘——顾准读小学与中学时期的两任校长，担任董事长的上海永星化工公司，创办目的是向英商肥皂公司争一席之地，因而购入一批进口设备，并拥有留日专家，谁知，却因经营不善，濒于倒闭。顾准将其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后，永星除了继续生产星牌肥皂与硬脂酸外，还参与国家新产品研发。该厂几年后，便在上海化工界首次制成优质军用凝油粉，1959年又首创中国第一包合成洗衣粉——工农牌洗衣粉。该品牌更名为白猫牌后，发展为白猫系列洗涤产品，至今闻名中外。
又如，民国时期曾为中华争光的蝴蝶牌（无敌牌）缝纫机制造厂——私营协昌缝纫机公司，当时也因经营有误而难以为继。顾准闻讯深感心痛，由市财政拨款完成合资重组程序后，即派出合格的管理者，在经营改造中，尽力保护协昌技术团队的积极性。顾准并亲自出面，为协昌再度崛起做“免费广告”，促使协昌很快便推出蝴蝶牌新产品应市。之后，蝴蝶牌家用与工业用多型号缝纫机，成为沪产第一流名优特商品，长期畅销于国内外市场。至今，这只美丽的“中国蝴蝶”，仍翩翩飞舞于蓝天之上。
另有一些处于困境的私企，如私营天山化工厂﹑光中染织厂等，经顾准带队及时进行精心“调治”，完成公私合资合营后，经营得法，适销对路，也都具有充沛的企业竞争力，在上海制造业史册上，用多种新优产品钤记荣耀。
那时，顾准每天奔波于四五个办公地点。他经常顾不上吃饭，一边主持这个会议，一边起草下一个会议的发言稿，不知疲倦地与时间赛跑。
当年，上海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奇迹，就是这样被顾准等一大群具有奉献精神与开拓能力的人们，创造出来的。
顾准和潘序伦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
顾准和潘序伦
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因“思想问题”，被撤销本兼各职。他自1953年起，改任国家建工部财务司司长等职，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竺可桢），并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56年，毛泽东发表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号召大力解放思想，全面改进工作。顾准在中央党校认真学习后，颇有一番感想。他觉得，我国经济工作的改进要点，其实就在于大胆打破苏式计划经济的桎梏，重新遵循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市场经济模式，使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充分的活力。
于是，顾准本着对祖国与人民负责的态度，撰写了一篇石破天惊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他鲜明地指出：根据不可抗拒的价值规律，我们应让市场价格“自发的涨落”，亦即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与流通。而“计划”可以变成“某种预见”，更富有弹性地“规定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譬如，可在“计划”的各种限度内，“经过价格结构”，“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及产品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如果“计划从全局性的﹑长久的利害权衡出发加以调节”，则必须以“雄厚的全国性的物资储备与财政储备为前提。”此文发表于1957年《经济研究》杂志第5期，由于它的超前性而不能被世人接受。
历史的曲折，往往出人意料。反右运动中，顾准又因“右派言论”受到冲击，被定为“右派分子”。
1974年12月3日，顾准病故于北京。他留下了研究希腊城邦制度等学术思想问题的手稿（均于改革年代出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顾准逐步获得彻底平反，并恢复政治名誉。当顾准与汪璧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时，万里﹑黄克诚﹑方毅﹑谷牧﹑张劲夫﹑李一氓﹑刘晓等领导人，以及各时期的老友，都送了花圈。
距离《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世二十余年，中国终于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巨浪席卷而来，中国经济因此突飞猛进。经济学家在尘封的故纸堆里，找出了那篇已被人们遗忘的“离经叛道”之作，敬佩与慨叹之余，将顾准誉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
顾准的老战友﹑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孙冶方，在改革年代，也因多年坚持倡导价值规律学说，被学界誉为“新中国价值规律学说之父”。然而，孙冶方数次当众坦言：“我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当年即曾在文稿后记中说明；后人整理出版文集，仍当收入这一后记。
顾准30年代的另一位老战友——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获知经济学界这段佳话后，特意撰写纪念文章《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发表于1993年7月9日上海《文汇报》。
据孙冶方夫人洪克平告诉笔者，孙冶方生前一直深深地怀念挚友顾准，经常拄着手仗，前往三里河路那条收下了顾准骨灰的无名小河旁，默默凭吊。他并多次写信给顾准的胞弟陈敏之，谈论顾准的遭遇与思想，精神与风范。
顾准最难能可贵的风范，就是他一生无论处于何种境况，始终坚持以求道弘道的精神，思考中国进步与改革的问题。他曾经说：“马克思﹑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他晚年乐观而豪迈地预言；“中国的‘神武精气’一定会到来”；只要“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现实，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如今，中国的建设与改革大业已如雄鹰展翅高飞。我们衷心祝愿中华雄鹰搏击长空，永不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