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电通影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情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华诞，不禁使人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及其经历的那些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她的词作者是田汉，曲作者是聂耳。田汉，生于1898年，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戏剧家，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归国后，与郭沫若等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创办南国社、南国艺术学院，从事戏剧和电影创作活动，拍摄过《湖边春梦》《三个摩登女性》等影片。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担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委员。
聂耳生于1912年，云南玉溪人，原名守信，字子义。出身于清寒医家，自幼爱好音乐，能演奏多种民族乐器，中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从云南至上海，考入明月歌舞团，后任首席小提琴手。“九一八”事变后，聂耳有志于搞一些鼓舞抗战的音乐作品，进入了联华影业公司和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田汉与聂耳相识于1933年。田汉听说聂耳的经历和追求进步的愿望，与他彻夜长谈。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1933年，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田汉与聂耳第一次合作是影片《母性之光》中的《开矿歌》。此片由田汉编剧，《开矿歌》是篇中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曲以蓬勃的朝气、激扬的旋律表现了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这也是聂耳创作的第一首电影歌曲，聂耳还在影片中客串了一个黑人矿工的角色。1934年，田汉与聂耳又合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演出。从此，田汉和聂耳亲密合作，成为黄金搭档，一起共同创作了14首歌曲，如《毕业歌》《告别南洋》《饥寒交迫歌》等，其中最成功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在上海地下党电影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汉等领导电影创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电通”的第一部作品是《桃李劫》。1934年年底，“电通”开始筹拍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影片描写20世纪30年代处于深重民族危机下，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义勇军，奔赴抗日战场的故事。通过讲述诗人辛白华一度逃避终于转变及梁质甫等毅然参加抗日斗争，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共同愿望和坚强意志。该片原由田汉创作剧本故事梗概，开始片名为《凤凰涅槃》（也称《凤凰再生》）。田汉在写到男主角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这首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的歌词，就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上海文委遭破坏，2月19日，田汉被捕。此片由夏衍接手，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片名为《风云儿女》。聂耳闻说田汉被捕，义愤填膺，他不顾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主动请缨，要求担当起这首主题歌作曲的任务。聂耳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曹家弄的三层阁居所内，夜以继日，以短短几天的时间，谱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雄壮、豪迈的歌曲的初稿。田汉的歌词是自由诗体，句子长短参差不齐，聂耳创造性地把它谱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组成的自由体乐段。初稿写出后，“电通”即组织在上海荆州路的摄影棚进行试唱，聂耳亲临现场，征求司徒慧敏、张云乔等人的意见。
田汉被捕后，聂耳也被列入黑名单。为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取道日本去苏联学习音乐。他于1935年4月15日清晨离开上海，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带到日本进行修改。4月底，聂耳从东京把修改定稿的曲谱寄给上海的司徒慧敏。5月初，“电通”公司即组成了由盛家伦、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等参加的小合唱队，进行试唱排练。5月9日，在徐家汇东方百代公司的录音棚里，第一次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唱片发行，其后再把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的胶片上。影片的插曲和主题歌配乐均由贺绿汀作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先后在5月10日的《中华日报》副刊和6月1日出版的《电通画报》上发表。
5月，《风云儿女》摄制成功，5月2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贵州路黄浦剧场）首映，戏院里响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歌声，从此，《义勇军进行曲》雄壮豪迈的歌声响遍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
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7月，田汉经营救保释出狱，当他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心情很是激动，他对聂耳谱的曲子非常满意，他说：“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句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与此同时，田汉也获悉了聂耳遇难的噩耗，田汉极为悲痛，当即挥毫赋诗道：“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如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随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义勇军进行曲》问世后，不仅在全国人民中到处传唱，而且影响远及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地，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也曾演唱此歌，并录制成唱片，使这首歌驰誉世界，被公认为一首国际性的战歌。
1949年9月25日晚，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会议室召集协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座谈会。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会上，马叙伦等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这一提议，他说：“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
大部分与会者也予以支持，但一部分人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包括词作者田汉也说，现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帝国主义反动派被赶跑了，歌词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提法是否过时，是否需要修改？周恩来说：“这句歌词正是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他还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的建设愈进展，敌人愈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这能说不危险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这一番话使大家豁然开朗。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最后，他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会场里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而此时，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的田汉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