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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陈毅市长是如何治理“新上海”的?
陈挥/上观新闻  
2019-05-26 08:20 字号
本文图片均来自上观新闻
【编者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如何治理这座大城市,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要课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曾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面对种种怀疑,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是如何治理“新上海”的?日前,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陈挥教授在2019年第五期铁军讲坛上就此发表了演讲。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70年前,陈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率领百万大军解放了上海,并出任新中国诞生后的首任上海市市长,领导上海人民通过清匪肃特反盗,清除流氓恶霸势力,维护了社会治安;通过打击投机活动的“银元之战”和稳定市场物价的“米棉之战”,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团结爱国工商业者,为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道德风尚的改善,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和新秩序的建立,进而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今天,我就和大家谈谈陈毅当年是如何治理“新上海”的。
一定要把上海“染红”,绝不能被它“染黑”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曾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还有一些心怀恶意的人说;“上海这个大‘染缸’,共产党人‘红’的进来,‘黑’的出去。”陈毅在丹阳以及进了上海,曾不止一次地告诫同志们:上海是一只大“染缸”,解放上海后,接管上海、改造上海、建设新上海的任务更为艰巨,我们一定要把上海“染红”,绝不能被它“染黑”。这个意义深长的比喻,可以说是陈毅改造上海的主导思想,正如他为纪念上海解放一周年所题写的:“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1949年5月28日下午2时正,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来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办公楼(现江西中路215号),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身份,在这里主持了接管旧上海市政府的仪式。与陈毅进行新旧政权交接的是赵祖康,他是上海解放前最后一任代理市长。从此,陈毅就在此楼的149室办公,通宵达旦地运筹帷幄,揭开了新上海的璀璨之页。
“浴火新生——庆祝上海解放七十周年”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藏文献展描述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展板。

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陈毅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的纺织厂纱锭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陈毅认准一条,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建设新上海的主力。陈毅上任后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5月31日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的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他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是归队来了!首先,让我代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向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致以热忱的感谢!”说完,他向台下2000多名工人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这句激动人心的话,充分体现了陈毅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进城后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立场。
陈毅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武装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部分组成。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增加了军队的知识和政治上的敏感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指出:“要改进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要以外行充内行,干涉科学研究工作。要尊重原有的科学家、艺术家。”他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从事精神生产,很难以物质价值来计算和比较,所以对他们的生活待遇要有适当安排。”
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人才荟萃,情况复杂,中共中央特任命陈毅亲自兼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陈毅到达上海后的当天晚上,就在金神父路励志社的三井花园(现瑞金二路瑞金宾馆),召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4个接管单位的领导干部开会,听取各系统的汇报和具体接管方案,并作了政策性的指示。他对夏衍说:明天起就开始接管,要注意“先接后管”。你们文教的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万不可居高临下。
6月5日,市政府邀请了吴有训、周谷城、巴金、梅兰芳等160多位知名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现青年会宾馆)9楼举行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与会者名单是陈毅亲自参与制定的。在座谈会上,陈毅和大家推心置腹,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他以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经历,鼓励大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他坦率地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3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家庭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了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种勇敢诚恳的自我解剖,让在场的人感佩至深。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他终于巧妙地拒绝了的故事。
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爱国工商业者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共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集中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陈毅积极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调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
进入上海不久,陈毅就在中国银行4楼大厅举行“产业界人士座谈会”,邀请荣毅仁、胡厥文等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产业界人士参加。陈毅说:“工商界的朋友们”——“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就轻松起来了——“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16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充满担忧的工商界代表们,听了这番诚恳坦率的讲话后,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兴高采烈。有人说,想不到这位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陈毅将军是这样质朴豪爽、豁达大度而又谈笑风生、亲切动人。会后,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的荣毅仁先生兴冲冲回到公司,对正在迫切等候消息的各单位的经理、厂长们宣布:“即日作好准备,迅速复工!”42年以后,荣毅仁在回忆陈毅市长时说:“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他对陈毅市长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普通一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
这次座谈会后不久,荣毅仁就邀请陈毅等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家宴。接到邀请时,陈毅正在市委开会,大家就议论起来。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线,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陈毅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却怕几个资本家!?真是怪事!难道同他们吃饭就会丧失立场?难道你们就不能利用吃饭的时间向他们做工作?我带头,你们还不敢去吗?”陈毅短短的几句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消除了许多同志做民族资本家统战工作的顾虑。许多资本家说,我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市长开始的。
陈毅十分重视动员民族资产阶级投入解放初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当时私营纺织业因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发生困难,陈毅亲自走访刘靖基等,并指示银行低息贷款,通过总工会说服工人服从大局,妥善处理劳资纠纷。他还千方百计帮助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300多万斤棉花和1万纱锭的纺机全部运到上海。经过陈毅的工作,解放前夕跑到香港等地的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等人先后回到上海,而且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全面的,既注意调动他们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又对他们唯利是图、损公肥私的消极方面展开批评与斗争,在斗争中掌握党的政策。比如,1952年2月,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并根据党中央“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针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者的特点,避免了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差,特别是对打击面有扩大化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纠正。陈毅明确指出: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全国“五反”斗争成功的关键。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未改变,“五反”斗争只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那些最坏的危害国计民生的部分,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使国家经济健康繁荣地发展。这是“五反”运动的根本目的。
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旧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是列强对华投资、中国官僚资本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各种反动势力云集之地。因此,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站稳脚跟,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新中国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
旧上海流氓帮会派系林立,盗匪恶霸活动猖獗,加上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残留了不少散兵游勇,特务机关又蓄意潜伏了一批特务。这些残渣余孽和敌对势力趁新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仅1949年5月25日至31日的6天内,全市就发生了57起抢劫、凶杀等刑事案件,平均每天近10起。有的甚至把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寄到了军管会,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严重危害上海的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挑战。对此,陈毅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强调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如不投降,只有灭亡。”6月11日,上海成立了军警民联合办事处,以统一协调各方力量,搞好上海的治安工作。上海警备部队和市公安局在上海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和全市各界人民的支持、配合下,集中力量,对各种反动分子发起了强大的攻势。
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上海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主要基地之一,上海解放前夕,这些特务组织都作了“多层多线”的应变和潜伏部署,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加上国民党军队溃败时,又有一批特务、反革命分子潜伏了下来,使上海的敌情更为严重、复杂。这些敌特分子极端仇视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断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他们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破坏生产,刺探军政情报,指示轰炸目标,破坏重点工程。
为了严厉打击敌特的嚣张气焰,上海警备部队和市公安局密切配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特斗争。从6月中旬开始的半个月内,就先后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精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7个潜伏组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台和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台,并配合其他省、市、地区,破获了在苏州、无锡、田家庵、明光、淮阴等地的特务潜伏电台8起,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情报联络活动。据统计,从上海解放之日起到1949年底的7个月中,上海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电台109部,枪枝200支,沉重打击了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经过四次大较量,人民币终于在上海市场站稳脚跟
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被我们打败了,政治上垮了台,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要在经济上继续和我们较量。正如陈毅所说:“帝国主义与我们的斗争换了新方式了!他们利用我们的经济困难搞我们。”陈毅市长率领上海人民,粉碎了敌人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封锁,稳定了物价,结束了国民党多年未能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打破了敌对势力妄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迷梦,使新生的人民政权站稳了脚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陈毅市长亲自指挥的“银元之战”,奇迹般地解决了上海市场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货币投机活动,为巩固人民币在市场上的地位和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浴火新生——庆祝上海解放七十周年”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藏文献展描述银元之战的展板。

当时,暗藏的敌人、奸商和投机倒把分子利用我们忙于肃清反革命势力,忙于生产救灾,忙于反轰炸、反封锁的斗争,对市场控制的能力有限,在市场上一再兴风作浪,大搞银元投机,哄抬物价,甚至狂妄地叫嚷“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企图把人民币拒之于上海市场之外。而上海市民由于在旧社会吃够了纸币贬值的苦头,唯恐人民币也会像汪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储备票、法币、金元券一样迅速贬值,因此一拿到人民币后立即去调换成银元或抢购物资。许多产业资本因经营困难,也迅速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货膨胀。从而致使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在5月28日之后的一星期内就由1:10O上涨到1:140O,到6月IO日更上升为1:2000。银元价格的猛涨,带动了整个市场物价的飞涨。人民币信誉下降,普通百姓叫苦连天。
为了制止银元投机,在上海市军管会和市委的领导下,市总工会、市青联和学联等组织,举行大规模的反对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活动,广泛宣传、动员市民拒用银元,发起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政府还采用“折实单位”发放职工工资、开办折实储蓄等方法,以解决基本群众因货币波动所引起的实际困难,为杜绝银元流通创造条件。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的社论,人民银行向市场抛出了10万银元,以使价格回跌。但投机者凭借雄厚的资本,对人民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10万银元很快被一吸而空,银元价格继续上升。于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同意陈毅的意见:干掉它!上报党中央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表示赞同。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对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大楼采取行动。陈毅强调:“大家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上午10点,两营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查封了证券大楼,扣押了250名重要投机分子。接着公安机关又在全市开展取缔“银牛”的非法活动,破获了许多地下钱庄,很快刹住了银元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状况,维护了人民币的信誉和权威。这次被称为“银元之战”的斗争首战告捷的第二天,银元价格就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到6月22日,物价指数下降10%左右。接着,又用经济办法,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又进行“米棉之战”,打击了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使物价迅速下跌。
在金融物价上,上海市人民政府与投机破坏分子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较量,终于使人民币在上海市场上逐步站稳了脚跟,树立起信誉,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为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1954年9月,陈毅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直到1958年10月,他一直兼任上海市市长,为上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今天,我们在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的时候,更加缅怀陈毅对上海的接管和经济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责任编辑:张奂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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