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在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活动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电底稿

1949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函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5月19日，宋庆龄妹妹美龄和二弟子良联名从美国来信。他们说：“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战争期间，宋家人已经陆续离开了祖国大陆。远在美国的他们谁也没办法拖着宋庆龄离开上海，一方面他们鞭长莫及，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宋庆龄傲骨嶙峋，非他人能左右。
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统治，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民主事业而斗争，她的这一政治立场在当时是公开的。1949年1月，在政局变动和战彷徨的时候，关于宋庆龄即将出山担任南京政府要职的各种传说充斥上海报刊杂志和街头巷尾，宋庆龄立即予以辟谣。1月22日，李宗仁在南京上台当日便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宋庆龄，希望她能够出面助力他与中共和谈的计划。李宗仁先是派特使甘介侯天天上门求见，逼得重病中的宋庆龄为了打发走他，不得不从病榻上起床去见他。李宗仁继而又派了德高望重的邵力子来沪，敦促宋庆龄晋京“共商国是，斡旋和平”。
1月31日，年初三，李宗仁亲自来沪邀约宋庆龄等第三方领袖“赴京为和平努力”，并希望宋庆龄能以个人身份去北平向中共领导人传达李宗仁“谋求和平的诚意”。但是会谈详情，总统府却拒绝向报界透露。令总统府无法启齿的原因是，先前对甘介侯还留有情面的宋庆龄，这次态度坚决地当面拒绝了李宗仁。据李宗仁随员程思远回忆，宋庆龄当日说：“德邻先生，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不久前，上海有些报纸造谣：说蒋介石下野，宋庆龄要出山了，我立即发表辟谣声明。20多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始终如一，不容有所变更。”
同在春节期间，宋庆龄收到了由中共地下党冒险送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的联名致电，她回信表示因为患病无法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在望。上海战役打响后，在临近的解放的那些日子里，白色恐怖愈加严重。国民党行刑队在街上出没，抓到“嫌疑分子”便就地处决，很多人因此而突然失踪。黄炎培之子黄竞武到宋庆龄住所去过后被捕，宋庆龄因而警告经常来看望她的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暂时不要同她来往，以保障他的安全。黄竞武在监狱中被活埋，遗骸直到上海解放后才被发现。
当时，儿童剧团在暨南大学礼堂演出《兄妹开荒》等晚会节目，遭到国民党的捣乱和破坏。宋庆龄知道后及时采取措施，悉心保存力量，指示儿童剧团要立即隐蔽，并在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找了两间空房，让孩子们住进去。白天孩子们轻声练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解放区歌曲，排演节目，晚上拉上窗帘，缝制秧歌舞的服装，绘制标语、彩旗，进行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同时，她将3所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的活动，由原来教识字班的孩子们唱解放区歌曲、学习扭秧歌等，也改为白天向周围贫苦儿童和难民发放救济物资，晚上聚集到福利站里，秘密制作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彩带、红花等。
为了迎接上海解放，救助战灾难民，维护社会秩序，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的社会公益人士和救济福利宗教团体于1949年4月25日成立了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联救会），由颜惠庆任主任委员，赵朴初任干事，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联救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基金会不仅在物力上，如救济物资、医药、医疗设备等方面给联救会以大力支援，还投入大量人力，积极支持和参加这项工作。基金会和3个儿童福利站的多数人员一度成了联救会的主力军，在救助战灾难民、医疗救护、物资储运，及其后大批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也作了联救会收容儿童的场所，儿童收容站第二站就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今陕西北路369号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住所）。为帮助贫困儿童，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联救会一起，在贫困儿童聚居的棚户区，又开设了14所儿童福利站，发放大米31.69万余斤、奶粉2.23万磅、鱼肝油200磅。此项救灾工作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将难民送返原籍而告结束。
1949年的5月，宋庆龄刚刚从香山路7号（今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移居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由于是敏感时期搬的家，关于宋庆龄的谣言又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谣言说宋庆龄离开了自己的家，躲到朋友家中去了。但林森中路1803号原本就是国民政府拨给的，宋庆龄也没有偷偷摸摸搬家，她还在新家邀请朋友们前来做客。
5月25日，解放军首先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在这解放前的最后一晚，上海突然异常安静，没有了前两天激烈的枪炮声，很多人意识到上海即将解放，于是静静地彻夜等待。宋庆龄也在黑暗中等待着，凌晨3点，当先遣部队放松包围的时候，宋庆龄应该是站在新家阳台上看见了途经林森中路的解放军装甲车。她幽默地说：“但愿我能像装甲车一样被允许外出。那样我的胃病也许会治好。”26日，苏州河北岸也获得解放。宋庆龄在当日致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这天清晨，宋庆龄派了一辆大卡车来到了位于横浜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本部，把儿童剧团的表演队接到了位于安福路的上海影剧界集合点。在地下党文委的领导下，儿童剧团表演队34名少男少女被编入上海文协宣传队第十一队和第十二队。他们走上街头，边游行，边扭秧歌，欢庆上海解放。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也组织了宣传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奔向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
上海解放次日，即5月28日，宋庆龄便在寓所迎来了前来向她祝贺的客人。宋庆龄一见到史良，就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解放了就好。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赵朴初来时，宋庆龄微笑着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装衣领，用以表示赞美他在解放战争中同中国福利基金会共同战斗的友谊。
不久，宋庆龄还特意捧着一束红玫瑰来到林森中路988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驻所，微笑着给每一位工作人员送了一朵小红花。
5月29日，毛泽东为新华社修改的社论《祝上海解放》发表，同日他发出指示，委托陈毅和邓小平前往宋庆龄寓所表示慰问，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其安全。
6月，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亲笔致函宋庆龄，再次向她发出北上的邀请，并特派邓颖超持函来沪，“专诚欢迎先生北上”。在中共中央细致周到的工作下，宋庆龄不仅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最终还答应加入新政府。
10月1日，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开国大典上，她百感交集，想起了很多牺牲的同志，并为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美丽的果实而热泪盈眶。
宋庆龄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中，她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之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帮助。在极其艰辛危机的非常时期，她坚持留在上海，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应付意外，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
（作者系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本文原标题为《宋庆龄与上海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