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平，1934年生，浙江省宁波鄞县人。曾任上海市政协第八届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上海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金融会计学会副会长等职。1987年2月至2000年11月，先后任交通银行副行长、副董事长。
当今世界经济充分说明金融的作用，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金融危机就是证明，所以世界各国都重视金融的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要求适应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加强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解决好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大一统模式的弊端，通过竞争充分发挥金融的功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1986年国务院81号文件发出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提出交通银行的任务是按照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筹集和融通国内外资金，经营人民币和外币各项金融业务，在国内、外设立分支机构，交通银行的总管理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中央文件指出新的交通银行是综合性银行，不受行政区域限制，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我调控，自我发展。
1987年4月1日，总管理处由北京迁沪，上海分行正式营业。1990年，交行国内地区性的分支机构已经达到66家。1991年，在美国纽约开设交行第一家海外的分支机构。中美建交后，台湾的中国银行撤销了，我们是继中行后大陆在美国纽约开设第一家分支机构的银行。现在回想起来，交行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试验田”，它的诞生，它的改革创新和快速发展，还是留给后人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的。
关于交行筹备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2月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到上海调研，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原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等经济、金融界的著名人士建议新开一个支持上海经济发展的银行，得到了广泛的赞成。
1984年12月，由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吕培俭，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阮崇武、副市长裴先白、时任市府副秘书长顾树桢、时任市计委主任马一行、时任人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等六人，共同商议筹建新的银行。当时在定名称上有三种意见：一是重新组建交通银行，因为在香港一直有分支机构在营业，总管理处的牌子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挂在北京。清末，中国通商银行关闭后，交通银行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历史最长的银行，比中国银行还要早四年，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过去在东南亚有分支机构。二是金城银行，新中国成立前总行在天津，后迁至上海，上海一直有分行。三是新银行，如中国振兴银行、上海振兴银行等，以振兴经济为目标，打算通过考察再决定行名。
1985年3月1日，裴先白、顾树桢、马一行、薛镜澄（时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余瑾组成赴香港考察小组。交通银行是在香港13家中资银行当中的一家，市场份额在中资银行中占第二位，实力是雄厚的，香港分行史美饶行长是上海老熟人，回来后更坚定了办交行的信心。一是银行的属性是信用机构，要赢得大家的信任必须有时间过程；二是在法律上要通顺；三是要有全国色彩，有国际性影响。从认识角度，从发展角度，香港交行成立于1934年，当时都是上海去的重要人物，历来选拔总经理都倾向于上海，更增强了定名交通银行的决心。
这时国务院已经批准了汇报提纲，肯定交行是全国性的银行，总行在上海，吕培俭委托上海筹备。要上海出人，最主要的还是资金。深圳当时改革不错，小平到上海，认为改革的速度不行。上海提出要钞票，因为上海80%的收入都上交中央。当时的总理说，你减少上交，我工资也要发不出了。后来决定成立银行，总行放在上海，给你融通资金，给你政策，交行的目标非常清楚。第二年就发行债券一亿美元，现在不算什么，当时一亿美元算大的。交行首先发行债券，当时是没有银行发的。
1986年国务院81号文件发出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
1985年7月15日，经上海市委批准，成立交行筹备组，筹备组组长顾树桢（市府副秘书长），副组长陈恒平（市财贸办副主任）、余瑾（市财政局副局长）。余瑾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参加接收交行，南下干部。龚浩成，人行副行长，曾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有理论水平。顾老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旧社会也是做过银行的。前三人都有银行工作经历。
筹备组成立后组建班子，从四大专业银行抽调人，一要有改革意愿，二要有专业知识、业务经验，科处级以上干部20人。在嵩山饭店，决策是我们四个人，办公室主任没有明确，鲁家善负责，原正式职务当时都还没有免，所以都是兼的，还有徐家渊。三个房间60多平方米，借了一部旧的上海牌轿车，就这样开始工作。
我们四个人平时不常去，开会时去，鲁家善坐镇在嵩山饭店。光有20人还不解决问题，需要各类专业人才。后来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王爱身同志，已经来交行坐镇了。市府决定从四大专业银行抽调骨干，同时进行人才招聘，财政、金融的大、专院校学生，少数研究生……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人事部门从落户在云南、江西的上海知青中找，找读了大学、后来在当地银行工作的，都有一定的金融知识和工作经历，总共吸收了十对夫妻，报户口，在上海安家，充实到交行各级领导班子。不少人为交行重组做出了贡献，后来不少人成为局级干部、部门负责人。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有一个分行的行领导孙小妹。当时其他银行要挖她去，收入比交行高好几倍，她不为所动，说“人要有良心，当初交行为我解决三个户口，这是钞票也买不来的”。
筹备任务十分繁重，新的银行无章可循，综合性经营的业务范围，超过四大专业银行加起来的，还要不断发展，要有自己创新的东西。上面提出“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控制度，完全要靠自己，和其他银行不一样了。
筹建过程中拟了章程，阐明打破专业银行垄断市场，业务不受专业限制。建立新的银企关系，实行双边开户，建立企业选择银行、银行选择企业新的银企关系，必然引起竞争，发挥主观能动性。资本来源，国家加地方加企业，机构的设置以经济效益为原则，自主经营，阐明开办国家批准的银行创新业务，如信托、证券、保险。章程草案是洪葭管起草的，洪老是人民银行上海金融研究所的，不是正式成员，但多数时间来帮助工作，后来顾老请人民银行总行原老副行长尚明逐字逐句推敲。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最后由董事会通过。
1986年10月25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交行上海分行试营业，以空前的面貌出现，有五个方面特点。一是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一起办；二是同城业务和异地业务一起办；三是本币和外币一起办；四是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一起办，引进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金融产品，如大面额存单、通知存款、约定存款等；五是电子计算机运用上柜台。29年前银行柜面用计算机还是少数，当时就规定交行开办网点一定要用计算机，体现“三个一流”新面貌。1983年我离开人行静安办时，全市只有320台小型机试点，且不是所有的业务都用，而1986年，只三年时间，交行做到了。
第二桩事情，确定房子。外滩金融机构林立，但要一个办公大楼谈何容易。市委书记阮崇武亲自带队选址，他说你们只要看中，市府来解决。我们考虑一是需要，满足银行的需要，二是可能，三是按时使用，不能拖延。当时看中外滩14号老交行大楼，被总工会用了相当多年，它也是市级机关，要他搬是不简单的。后来看中江西中路200号，特点一是能满足银行功能，有营业大厅，金库、保管箱是30年代美国定制的，旁边有两条汽车进出路，可以运钞；二是可能，当时已经改为福州饭店，三层以上是客房，属于市财贸办系统管理，好打交道；三是用他处9000平方米建筑换这幢建筑的10000平方米，大概花去300多万元人民币。结果经装修后，按时赶上开业使用。
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江西中路200号（原金城银行大楼）
后来总行在虹桥买了锦明大厦。当时房地产低潮，锦江饭店党委书记任百尊是新中国成立前交行的中共地下党，后离开交行，和香港人一起合资造锦明大厦。香港人对销售不熟悉，要还款，找到我们，当时只有我们买得起。江西中路办公用房拥挤了，后来就买下了这幢楼搬到虹桥。叶公琦是市人大主任，人大借我们的房子，所以我们和市级机关很熟悉。后来上海分行在南外滩造了大楼，总行也在浦东陆家嘴造了由德方设计的双座尖塔，成为标志性一景，还获得了鲁班奖。
三是资金来源，中央定下交行20亿资本金，中央、地方、企业法人组成。各地分行资本金5000万，支行2000万，实收资本起码一亿，向企业招股。
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是资金可以融通，南京用不掉存到总行，相互计息，中央定的调子，当地为主，互相融通。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下，各地交行先留后分、先分后税、二级法人。南京赚的钱，先留利润分成和公积金再分给股东，股东拿到钱向当地缴纳所得税。这样，总行税后60%交财政，应交55%所得税和税后留存40%，作为中央财政向交行的再投资。这样，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87年实收资本达到20亿元。资本金增速，1988、1989年每年增加5亿，1990到1992年每年10亿，1992年达到60亿元。1990年一年开设14家分支机构，全行达到66家，都在经济发达地区。
四是建立各项制度，由比例管理到资产负债管理，先从交行开始，向全国推进，1990年在人民银行总行作介绍。国际上1988年开始实行巴塞尔协议，管控的要求与国内有了很大的变化。1992年只有交行一家在搞。自我约束存款和贷款之比、流动资金与固定资产之比等，交行自己按照商业银行的做法，建立并严格执行授信制度。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倒闭，我们没有损失。
五是到海外发行债券。1988年8月我们在新加坡发行1亿美元债券，利率是9.375%，和发行机构订立协议，进行利率互换约定，我们承担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比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ondon Inter Bank Offered Rate的简写，编者注）还要低13点。这些钱用来支持上海两座大桥的建设。交行于当年6月16日至25日组团，一行5人赴日本考察，认真听取了我国大使馆和中国银行东京分行行长的意见，并对大和证券公司进行了全面考察。发债券的具体事项，则授权由香港分行出面去谈。
当时国内债券由日本野村和大和两个证券公司控制。野村不肯做主干事，大和接受了，我们发了三个月后，野村很霸道，野村的常务董事要见我们的副行长，他们的副行长要见我们的行长。当时我是常务董事兼副行长，行里决定就由我接待。他拿出欧洲出版的伦敦杂志，说我们发行债券是要失败的。我当场予以反驳，我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不是第一次，以后还会有，大家的态度都很强硬。
1991年亚洲开发银行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年会，我在银行界圈子里听到华人的声音，而且是说上海话。他们来搭话，原来是美国美林证券公司的，要想进中国市场，希望交行邀请他，我随即表示可以。他邀请我们两位一起吃饭，建立了关系。这样通过搭桥引进，打破了被日本独家控制的局面。后来他们的二把手带领几个人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到西安，走了一圈，看到上海的市场如此之大，他们希望做生意，而当时我们实际上比他们更迫切，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总的来说，交行的成立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原因在于：第一，国务院文件给交通银行很高的地位，是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经济实体，物资、工资、人事、外事、科技、文电等方面在有关部门单独立户。第二，是和其他专业银行并行的全国性总行，业务范围不受专业限制。第三，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交通银行的工作，开业后三年内免所得税，这给筹建工作以极大的鼓励，对以后带来深远的影响。
关于企业文化
交行的企业文化，可以说一开始是逼出来的。银行服务客户主要在网点。开业之初交行网点不多，企业感到不便，存贷业务受到制约。网点的设置、人员的配备有一个时间上铺开的过程，这样就客观上制约了发展速度。这时候，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祥瑞同志提出了“三个一流”的口号，即“一流的服务质量，一流的工作效率，一流的银行信誉”。由此开创了交行重建后最早的企业文化，以此来弥补我行网点发展速度尚不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不足。全行的管理人员和员工都主动出击，上门服务，争取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走遍了上海的工业局、公司和大中型厂矿企业，宣传交行的业务特点，扩大新银行的影响。
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一定要有企业文化的支持。
交行总行在浦东陆家嘴造了由德方设计的双座尖塔（右），成为标志性一景
在人员的吸收上要求符合各种条件，首先要知道交行是改革的银行，立志参于改革。
第一，不断学习国外银行的经验，重视各级培训，轮训职工。总分行都组织培训机构，不断派人到国外去学习。代理行有要求，免费派出，香港开短期学习班，并一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合作，建立培训基地。
第二，各级领导到培训班去上课。我经常去上课，讲资产负债管理、讲会计核算、讲银行经营前景、讲亚洲金融危机等，退休后我还去讲课，直到2007年。李祥瑞也去讲。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对领导也是促进，要写东西、要提高，讲的例子都是日常业务中碰到的，听的人感到亲切，能接受。还有办《新金融》杂志，发表文章，反映交行的企业文化、业务发展。
第三，爱护职工。提职首先以内部为主，使大家有奔头，这是大家的共识。大家为改革而来，放弃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这一条蛮受欢迎。办食堂，在四楼，顶好的地方，增加营养。
交行的发展，不能忘记中央和上海各级领导的关心和爱护。重组之初的三年，正好遇到国内外各种问题，如1988年国内物价飞涨等，在困难时刻，交行总是得到中央和上海各级领导支持和关心。1987年4月，国务委员陈慕华同志到交行视察，后来李贵鲜同志到江西中路200号视察，江泽民、吴邦国视察并听取汇报，黄菊、陈至立、孟建柱、赵启正等同志，对交行国际上的同行来访都给予亲自接见，这样大大提高了交行在国内外的影响。
外滩14号原交通银行大楼，现为上海市总工会大楼
上世纪90年代初，某些国家企图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措施，交行利用开办卖方信贷，与德国、瑞士、奥地利等连续签订信贷协议，支持我们的企业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我们发放卖方信贷，承诺由交行付款，打破了某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如瑞士的纺织设备、奥地利的中小医疗设备、德国的机器设备等，我们承诺付款，使他们相信我们银行，这样就度过了封锁。
（摘自《口述上海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