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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第一家综合性银行的诞生
陈恒平/浦江纵横  
2020-01-07 07:58 字号
陈恒平,1934年生,浙江省宁波鄞县人。曾任上海市政协第八届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上海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金融会计学会副会长等职。1987年2月至2000年11月,先后任交通银行副行长、副董事长。
当今世界经济充分说明金融的作用,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金融危机就是证明,所以世界各国都重视金融的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要求适应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加强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解决好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大一统模式的弊端,通过竞争充分发挥金融的功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1986年国务院81号文件发出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提出交通银行的任务是按照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筹集和融通国内外资金,经营人民币和外币各项金融业务,在国内、外设立分支机构,交通银行的总管理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中央文件指出新的交通银行是综合性银行,不受行政区域限制,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我调控,自我发展。
1987年4月1日,总管理处由北京迁沪,上海分行正式营业。1990年,交行国内地区性的分支机构已经达到66家。1991年,在美国纽约开设交行第一家海外的分支机构。中美建交后,台湾的中国银行撤销了,我们是继中行后大陆在美国纽约开设第一家分支机构的银行。现在回想起来,交行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试验田”,它的诞生,它的改革创新和快速发展,还是留给后人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的。
关于交行筹备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2月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到上海调研,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原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等经济、金融界的著名人士建议新开一个支持上海经济发展的银行,得到了广泛的赞成。
1984年12月,由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吕培俭,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阮崇武、副市长裴先白、时任市府副秘书长顾树桢、时任市计委主任马一行、时任人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等六人,共同商议筹建新的银行。当时在定名称上有三种意见:一是重新组建交通银行,因为在香港一直有分支机构在营业,总管理处的牌子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挂在北京。清末,中国通商银行关闭后,交通银行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历史最长的银行,比中国银行还要早四年,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过去在东南亚有分支机构。二是金城银行,新中国成立前总行在天津,后迁至上海,上海一直有分行。三是新银行,如中国振兴银行、上海振兴银行等,以振兴经济为目标,打算通过考察再决定行名。
1985年3月1日,裴先白、顾树桢、马一行、薛镜澄(时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余瑾组成赴香港考察小组。交通银行是在香港13家中资银行当中的一家,市场份额在中资银行中占第二位,实力是雄厚的,香港分行史美饶行长是上海老熟人,回来后更坚定了办交行的信心。一是银行的属性是信用机构,要赢得大家的信任必须有时间过程;二是在法律上要通顺;三是要有全国色彩,有国际性影响。从认识角度,从发展角度,香港交行成立于1934年,当时都是上海去的重要人物,历来选拔总经理都倾向于上海,更增强了定名交通银行的决心。
这时国务院已经批准了汇报提纲,肯定交行是全国性的银行,总行在上海,吕培俭委托上海筹备。要上海出人,最主要的还是资金。深圳当时改革不错,小平到上海,认为改革的速度不行。上海提出要钞票,因为上海80%的收入都上交中央。当时的总理说,你减少上交,我工资也要发不出了。后来决定成立银行,总行放在上海,给你融通资金,给你政策,交行的目标非常清楚。第二年就发行债券一亿美元,现在不算什么,当时一亿美元算大的。交行首先发行债券,当时是没有银行发的。
1986年国务院81号文件发出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
1985年7月15日,经上海市委批准,成立交行筹备组,筹备组组长顾树桢(市府副秘书长),副组长陈恒平(市财贸办副主任)、余瑾(市财政局副局长)。余瑾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参加接收交行,南下干部。龚浩成,人行副行长,曾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有理论水平。顾老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旧社会也是做过银行的。前三人都有银行工作经历。
筹备组成立后组建班子,从四大专业银行抽调人,一要有改革意愿,二要有专业知识、业务经验,科处级以上干部20人。在嵩山饭店,决策是我们四个人,办公室主任没有明确,鲁家善负责,原正式职务当时都还没有免,所以都是兼的,还有徐家渊。三个房间60多平方米,借了一部旧的上海牌轿车,就这样开始工作。
我们四个人平时不常去,开会时去,鲁家善坐镇在嵩山饭店。光有20人还不解决问题,需要各类专业人才。后来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王爱身同志,已经来交行坐镇了。市府决定从四大专业银行抽调骨干,同时进行人才招聘,财政、金融的大、专院校学生,少数研究生……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人事部门从落户在云南、江西的上海知青中找,找读了大学、后来在当地银行工作的,都有一定的金融知识和工作经历,总共吸收了十对夫妻,报户口,在上海安家,充实到交行各级领导班子。不少人为交行重组做出了贡献,后来不少人成为局级干部、部门负责人。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有一个分行的行领导孙小妹。当时其他银行要挖她去,收入比交行高好几倍,她不为所动,说“人要有良心,当初交行为我解决三个户口,这是钞票也买不来的”。
筹备任务十分繁重,新的银行无章可循,综合性经营的业务范围,超过四大专业银行加起来的,还要不断发展,要有自己创新的东西。上面提出“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控制度,完全要靠自己,和其他银行不一样了。
筹建过程中拟了章程,阐明打破专业银行垄断市场,业务不受专业限制。建立新的银企关系,实行双边开户,建立企业选择银行、银行选择企业新的银企关系,必然引起竞争,发挥主观能动性。资本来源,国家加地方加企业,机构的设置以经济效益为原则,自主经营,阐明开办国家批准的银行创新业务,如信托、证券、保险。章程草案是洪葭管起草的,洪老是人民银行上海金融研究所的,不是正式成员,但多数时间来帮助工作,后来顾老请人民银行总行原老副行长尚明逐字逐句推敲。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最后由董事会通过。
1986年10月25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交行上海分行试营业,以空前的面貌出现,有五个方面特点。一是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一起办;二是同城业务和异地业务一起办;三是本币和外币一起办;四是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一起办,引进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金融产品,如大面额存单、通知存款、约定存款等;五是电子计算机运用上柜台。29年前银行柜面用计算机还是少数,当时就规定交行开办网点一定要用计算机,体现“三个一流”新面貌。1983年我离开人行静安办时,全市只有320台小型机试点,且不是所有的业务都用,而1986年,只三年时间,交行做到了。
第二桩事情,确定房子。外滩金融机构林立,但要一个办公大楼谈何容易。市委书记阮崇武亲自带队选址,他说你们只要看中,市府来解决。我们考虑一是需要,满足银行的需要,二是可能,三是按时使用,不能拖延。当时看中外滩14号老交行大楼,被总工会用了相当多年,它也是市级机关,要他搬是不简单的。后来看中江西中路200号,特点一是能满足银行功能,有营业大厅,金库、保管箱是30年代美国定制的,旁边有两条汽车进出路,可以运钞;二是可能,当时已经改为福州饭店,三层以上是客房,属于市财贸办系统管理,好打交道;三是用他处9000平方米建筑换这幢建筑的10000平方米,大概花去300多万元人民币。结果经装修后,按时赶上开业使用。
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江西中路200号(原金城银行大楼)
后来总行在虹桥买了锦明大厦。当时房地产低潮,锦江饭店党委书记任百尊是新中国成立前交行的中共地下党,后离开交行,和香港人一起合资造锦明大厦。香港人对销售不熟悉,要还款,找到我们,当时只有我们买得起。江西中路办公用房拥挤了,后来就买下了这幢楼搬到虹桥。叶公琦是市人大主任,人大借我们的房子,所以我们和市级机关很熟悉。后来上海分行在南外滩造了大楼,总行也在浦东陆家嘴造了由德方设计的双座尖塔,成为标志性一景,还获得了鲁班奖。
三是资金来源,中央定下交行20亿资本金,中央、地方、企业法人组成。各地分行资本金5000万,支行2000万,实收资本起码一亿,向企业招股。
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是资金可以融通,南京用不掉存到总行,相互计息,中央定的调子,当地为主,互相融通。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下,各地交行先留后分、先分后税、二级法人。南京赚的钱,先留利润分成和公积金再分给股东,股东拿到钱向当地缴纳所得税。这样,总行税后60%交财政,应交55%所得税和税后留存40%,作为中央财政向交行的再投资。这样,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87年实收资本达到20亿元。资本金增速,1988、1989年每年增加5亿,1990到1992年每年10亿,1992年达到60亿元。1990年一年开设14家分支机构,全行达到66家,都在经济发达地区。
四是建立各项制度,由比例管理到资产负债管理,先从交行开始,向全国推进,1990年在人民银行总行作介绍。国际上1988年开始实行巴塞尔协议,管控的要求与国内有了很大的变化。1992年只有交行一家在搞。自我约束存款和贷款之比、流动资金与固定资产之比等,交行自己按照商业银行的做法,建立并严格执行授信制度。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倒闭,我们没有损失。
五是到海外发行债券。1988年8月我们在新加坡发行1亿美元债券,利率是9.375%,和发行机构订立协议,进行利率互换约定,我们承担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比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ondon Inter Bank Offered Rate的简写,编者注)还要低13点。这些钱用来支持上海两座大桥的建设。交行于当年6月16日至25日组团,一行5人赴日本考察,认真听取了我国大使馆和中国银行东京分行行长的意见,并对大和证券公司进行了全面考察。发债券的具体事项,则授权由香港分行出面去谈。
当时国内债券由日本野村和大和两个证券公司控制。野村不肯做主干事,大和接受了,我们发了三个月后,野村很霸道,野村的常务董事要见我们的副行长,他们的副行长要见我们的行长。当时我是常务董事兼副行长,行里决定就由我接待。他拿出欧洲出版的伦敦杂志,说我们发行债券是要失败的。我当场予以反驳,我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不是第一次,以后还会有,大家的态度都很强硬。
1991年亚洲开发银行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年会,我在银行界圈子里听到华人的声音,而且是说上海话。他们来搭话,原来是美国美林证券公司的,要想进中国市场,希望交行邀请他,我随即表示可以。他邀请我们两位一起吃饭,建立了关系。这样通过搭桥引进,打破了被日本独家控制的局面。后来他们的二把手带领几个人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到西安,走了一圈,看到上海的市场如此之大,他们希望做生意,而当时我们实际上比他们更迫切,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总的来说,交行的成立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原因在于:第一,国务院文件给交通银行很高的地位,是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经济实体,物资、工资、人事、外事、科技、文电等方面在有关部门单独立户。第二,是和其他专业银行并行的全国性总行,业务范围不受专业限制。第三,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交通银行的工作,开业后三年内免所得税,这给筹建工作以极大的鼓励,对以后带来深远的影响。
关于企业文化
交行的企业文化,可以说一开始是逼出来的。银行服务客户主要在网点。开业之初交行网点不多,企业感到不便,存贷业务受到制约。网点的设置、人员的配备有一个时间上铺开的过程,这样就客观上制约了发展速度。这时候,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祥瑞同志提出了“三个一流”的口号,即“一流的服务质量,一流的工作效率,一流的银行信誉”。由此开创了交行重建后最早的企业文化,以此来弥补我行网点发展速度尚不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不足。全行的管理人员和员工都主动出击,上门服务,争取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走遍了上海的工业局、公司和大中型厂矿企业,宣传交行的业务特点,扩大新银行的影响。
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一定要有企业文化的支持。
交行总行在浦东陆家嘴造了由德方设计的双座尖塔(右),成为标志性一景
在人员的吸收上要求符合各种条件,首先要知道交行是改革的银行,立志参于改革。
第一,不断学习国外银行的经验,重视各级培训,轮训职工。总分行都组织培训机构,不断派人到国外去学习。代理行有要求,免费派出,香港开短期学习班,并一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合作,建立培训基地。
第二,各级领导到培训班去上课。我经常去上课,讲资产负债管理、讲会计核算、讲银行经营前景、讲亚洲金融危机等,退休后我还去讲课,直到2007年。李祥瑞也去讲。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对领导也是促进,要写东西、要提高,讲的例子都是日常业务中碰到的,听的人感到亲切,能接受。还有办《新金融》杂志,发表文章,反映交行的企业文化、业务发展。
第三,爱护职工。提职首先以内部为主,使大家有奔头,这是大家的共识。大家为改革而来,放弃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这一条蛮受欢迎。办食堂,在四楼,顶好的地方,增加营养。
交行的发展,不能忘记中央和上海各级领导的关心和爱护。重组之初的三年,正好遇到国内外各种问题,如1988年国内物价飞涨等,在困难时刻,交行总是得到中央和上海各级领导支持和关心。1987年4月,国务委员陈慕华同志到交行视察,后来李贵鲜同志到江西中路200号视察,江泽民、吴邦国视察并听取汇报,黄菊、陈至立、孟建柱、赵启正等同志,对交行国际上的同行来访都给予亲自接见,这样大大提高了交行在国内外的影响。
外滩14号原交通银行大楼,现为上海市总工会大楼
上世纪90年代初,某些国家企图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措施,交行利用开办卖方信贷,与德国、瑞士、奥地利等连续签订信贷协议,支持我们的企业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我们发放卖方信贷,承诺由交行付款,打破了某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如瑞士的纺织设备、奥地利的中小医疗设备、德国的机器设备等,我们承诺付款,使他们相信我们银行,这样就度过了封锁。
(摘自《口述上海金融改革》)
责任编辑:杨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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