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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来临前,他化作通向光明的泥土
凌燕/浦江纵横  
2019-01-28 22:13 字号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徐汇校区,矗立着穆汉祥、史霄雯烈士纪念碑。1949年5月20日,在解放大军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响起时,穆汉祥被秘密杀害在闸北宋公园。
“我愿化作泥土,让人们践踏着走向光明的前方”。
当穆汉祥用坚定的眼神告诉周蔚芸,他们会再见时,周蔚芸相信了,他们一定会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却不曾想那一次的离别竟是最后一面。
即使在今天,六十八年后再谈往事,已九十岁高龄的周蔚芸老人依然泪光莹莹:“穆汉祥是用自己的死换了他人的生。当初,我不知道他已经做好了时刻可能牺牲的准备。”
那相知相识、共同战斗的岁月,任凭时间流逝,仍无法磨灭的是他们当初共同的信仰。
穆汉祥 本文图片均来自《浦江纵横》
打开黑暗的闸门,我宁愿被黑暗吞噬
面对生死抉择,年仅25岁的交大学子穆汉祥毅然地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自己却准备随时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
1948年反美扶日斗争以后,反动军警准备对交大进行大逮捕,党组织决定将一部分党员和进步同学秘密撤往解放区,其中有穆汉祥和周蔚芸。
周蔚芸说,去解放区干革命,一直都是穆汉祥的心愿。他们俩在一起时,最喜欢哼唱的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首歌,他们向往着有一天能一起到那里去,在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地方,在党的领导下,公开干革命,实现共同的理想。可是,当两人一直勾勒的未来梦想将要实现的时候,穆汉祥却瞒着周蔚芸向党组织申请,决定留在上海继续地下党的工作。
“他对我说,你们撤退走了,不是一两个人,是一批人,留下来的工作很繁重,需要有人来担当。虽然我反复劝他,说‘同济事件’你已经暴露了,反动特务已经在注意你了,留下来会很危险。可是他还是坚持说这里的工作很重要,他应该留下。”周蔚芸回想当时的情景,仍难掩伤心:“他当时宽慰我,让我放心,说虽然敌人是凶暴残酷的,但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和他们斗争。他鼓励我应该充满信心,说现在的分别只是暂时的,你要等着我,我也永远等着你,等全国解放了,那时候不论天涯海角,我们都会见面,以后生活在一起。他还说自己是学电讯管理的,要把这门学问再认真学一学,用全身本事来把电讯管理事业干得漂漂亮亮,把一生所学用来建设新中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作为一名党员,穆汉祥认为他应当按照革命的需要去担当最苦难的任务,他没有告诉周蔚芸撤退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他说鲁迅先生要“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那他也同样愿化作一片泥土,让人们践踏着走向光明的前方。
当周蔚芸随着解放大军,高唱着胜利的凯歌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时,穆汉祥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就像千千万万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一样,用他年轻的生命铺平了通往自由幸福的道路。
九十岁高龄的周蔚芸老师。
“工业救国”梦破碎,寻找中国向何处去
穆汉祥出生于1924年的湖北汉阳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家境清寒,却从不放弃学习,一心想要成为工程师,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与周蔚芸相识时,时值抗战胜利,都是初踏进大学校门的一年级新生,怀揣着对祖国和自己前途的美好幻想,希望在这所全国闻名的工科大学里,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穆汉祥在给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我为自己立下了格言,‘知识就是力量,真才实学是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的基础’。我最近勤奋读书,常常天没亮就起身,……”然而,梦想虽美好,现实却残酷。1949年3月,重庆交大复员到上海,途中,他们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苦难,实业救国之梦被逐渐击碎。
“从重庆到上海,我们走的是陆路。”周蔚芸回忆说:“从四川北部到陕西南部再到陇海铁路。我们坐着敞篷的卡车,没有篷,没有凳子,大家都坐在行李上面。卡车质量不好,加上山路难走,车子一边开一边抛锚。我是工业管理系,穆汉祥是电讯管理系,一车四十来人,时不时有同学生病。穆汉祥不仅上上下下搬行李、弄茶水,照顾生病的同学,慷慨地把自己的干粮和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帮助有困难的回乡难民。而且每次车子抛锚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帮助驾驶员修理、推车。我当时和电讯管理系另一个同学是车长,穆汉祥的热情侠义和乐于助人的性格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们渐渐走得比较近,经常谈心。”
周蔚芸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化学家,母亲也受过教育,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并未有深刻体验。而穆汉祥却不同,他从小在贫苦的工人环境中生活长大,他看到身边的幼年同伴后来都因家贫失学,拾垃圾、做童工,便常常生发出“贫穷劳工的孩子为什么不能上学读书”的思考。
他在考入重庆交通大学之前,在工业专科学校读过三年书,后来进了长寿二十六兵工厂,他身上的伤就是在那里留下的。周蔚芸说,她最初注意到穆汉祥,是在重庆的交通大学里,她和他都很喜欢看一份由“今天社”创办的壁报,“他身材短小而结实,宽阔的胸脯,虽然脸上和双手布满了累累伤疤,但眼光锐利,目光炯炯”。
一路上,他们更是亲眼目睹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亲耳听见老乡们讲反动政权对他们的压迫,心情愈发沉重。过了宝鸡,到了陕州,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运军火,部队调防,强拉壮丁,用绳子串螃蟹一样把人一串串捆绑拉起来,穆汉祥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对周蔚芸说:“看样子,政府签订‘双十协定’是假的!和平建国是谎话。”
火车上,同学们被塞在装牲口的铁皮车厢里,面黄肌瘦的难民则挤在车厢顶上,到了陇海铁路,隔着一个月台的头等车厢里,他们却看到许多穿戴整齐的日本兵舒舒服服地坐着,国民党军官还在旁边殷勤招待。穆汉祥气愤地想跳出车厢上前质问,后因火车马上要开,被同学们拉住了。
穆汉祥墓
大家都无法释怀,为什么作为“战胜国”的大学生们被挤在装牲口的车厢里,而这些在中国犯下杀戮罪行的日本战俘,却能坐在头等舱享受?穆汉祥对周蔚芸说:“我们热心地想把国家建设得强大起来,但是,现在你瞧:有这么一股力量却要把它往毁灭里拖!”
回到上海,他们又再次体会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周蔚芸说:“那时候闸北有个普善山庄,每天都会有一辆卡车,把在路上倒毙的灾民、百姓丢到卡车上运到那里埋葬起来。走在大马路上,经常听见‘美国货’‘花旗货’的叫卖声,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物价飞涨;打开报纸,尽见工人店友失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沦为娼妓、教员贫病交加投江自杀这些新闻,对这一切,国民党官员并不关心,他们一心想的却是‘五子登科’——位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
抗战胜利,百废俱兴,本来以为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但这一梦想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工业兴国的念头也开始动摇。穆汉祥常常自问:“我们还能像以往那样勤奋读书,为成为工程师、厂长、出国留洋而奋斗吗?”
中国应往何处去?
周蔚芸和穆汉祥在一起时经常讨论这个话题,他们都深深地感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祖国还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必须要找到答案,寻找革命的真理。
后来,在交大进步同志的帮助和指点下,两人参加了地下党通过进步社团组织的许多政治集会和活动,比如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周总理和史良、沈钧儒等进步人士的演讲会等。他们如同漂泊在黑暗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突然望见了灯塔,开始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的进步书刊,看《新民主主义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苏联大使馆组织放映的电影《列宁在1918》……
他们逐渐明白,只有跟着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三大敌人,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拯救祖国。
以天下为己任,投身革命运动
1946年上半年,全国十九省发生了灾荒,据当时官方统计,单湖南一省,平均每天就饿死六百人。穆汉祥和曹炎等湖南的进步同学发起了救灾运动,地下党组织也及时支持和领导这个运动,并进一步引导救灾运动与全上海正在蓬勃开展的反内战斗争汇合起来。
当时,交大校内国民党、三青团的势力还相当大,学生自治会里也有他们的人,他们到处散布“学生不要过问政治,反内战是共产党的阴谋”的谬论,进行一系列挑拨、拉拢、威胁的活动,企图迫使学生接受所谓的“只救灾,不反内战”的主张。
其中有几个三青团分子与穆汉祥是在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同学,他们知道了穆汉祥是发起者之一,就准备游说穆汉祥出来反对反内战。穆汉祥断然拒绝,并从此和这些人不再往来。后来通过系科代表大会的激烈辩论,交大通过了救灾反内战的决议,还成立了救灾反内战委员会,穆汉祥和曹炎等一起发起组织“知行社”社团,以“求真知讲实干”为宗旨,开始了他的革命政治斗争历程。
救灾反内战运动后,穆汉祥和周蔚芸就开始办交大民众夜校。
那时基督教青年会下有一个组织叫学生救济会,每年会拨一笔钱给交大,资助清寒学生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生活辅导组让周蔚芸和土木系的级长负责办民众夜校,周蔚芸对办夜校没有经验,就找到穆汉祥,问他的意见。
曾经亲身感受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穆汉祥向周蔚芸提议,民众夜校要办成帮助没有钱读书的工人和失学失业青少年重新获得知识的学校。他们自己动手修理残缺不全的桌椅、门窗,写招生广告,在大街小巷上拎着浆糊桶,一张张粘贴,并邀请清寒同学当老师,自己编教材、抄写、印刷。
“大概一个多礼拜之后,就来了一百多个学生报名就读,我们将学生分成成人班和儿童班共六个班。至于教材,穆汉祥反对沿用国民党教育局编的课本,他说书本上的内容与工人们的实际生活不相关,我们要自己编。于是我们就到福州路上的北新书店,找到一些活页文选,其中有很多鲁迅、朱自清的文章等,作为教材。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与基督教团队有过分歧,他们要求在课堂上唱赞美诗、读《圣经》,我们表示不赞成,学生们也提意见,他们便退出了。以后,我们还学陶行知的育才学校的办学模式,把成人班学习好的同志,聘请到儿童班当老师,称为‘小先生’”。
在他们的努力下,交大民众夜校成为了全市最好的夜校,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工人和干部。远近许多工人和失学失业青少年慕名而来,到了1947年7月,学生人数发展到了450多人。
五月运动后,斗争更加尖锐紧张,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1947年7月,穆汉祥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他是当时交大第一个出身工人家庭又做过工人的学生党员,由上海学委吴增亮同志发展入党。第二年4月,穆汉祥介绍周蔚芸加入了共产党。此后,他先后在夜校发展了五名党员,建立了夜校党支部,为党开展徐家汇地区工厂、里弄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8年5月,穆汉祥担任交大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不久又负责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他从一个爱国青年、民主革命战士,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报道穆汉祥被害的报纸,当时报上的名字叫“穆汉辉”。
黎明前的战斗,燃烧自己照亮后人
随着人民革命战争即将胜利之时,1949年初,在交大进步同学的迫切要求下,中共地下党决定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由穆汉祥负责。他起草了一个建立宣言,叫“春风绿到江南岸”,号召同学们“面对敌人的疯狂迫害,灵活、沉着、坚决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准备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由于他活动频繁,被反动派盯上了,反动军警直接到交大校区逮捕他,他只能离开学校,转入地区工作,担任徐汇地区分区委委员,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人协会及人民保安队。
最开始,党组织也曾考虑要把穆汉祥转移到解放区去,可是都被他拒绝了。因为工厂里、纠察队的许多地下党员都是靠穆汉祥在单线联络,如果他撤退,整个组织可能会处于瘫痪状态,许多同志就会有危险。
周蔚芸告诉我们,她后来回来时听那些被穆汉祥安全转移的同志们说,当时穆汉祥坚持不走,说这里的工作更需要他。就这样,他一面转移地下党的同志们到安全的地方,一面仍留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不懈组织工人们与反动分子进行最后的战斗。
没有宿舍,他就睡在工厂的工人宿舍里,但每天却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因为夜班的工人回来时,他就得起来。
“后来我回到上海,听其他同志告诉我,有时候穆汉祥实在找不到地方,就睡到电车上,用衣服遮住,从徐家汇坐到终点,再坐回来,来回不停地被赶,又重新坐上去。”周蔚芸说,“有一次,穆汉祥跟一个夜校的工人党员叫林灿英的,约在虹桥公墓交代任务后实在太累了,林灿英就说‘我来替你望风,你在公墓上睡一会吧’。”
穆汉祥在上海没有家,也没有亲戚,离开交大他失去了经济来源,虽然周蔚芸临走时,把之前穆汉祥父母给他们的订婚金戒指留给了他,让他必要时拿出来用,但穆汉祥却把金戒指卖掉,作为送同志们到解放区的路费,自己一分没留。他饿着肚子工作,常常一天就一碗阳春面。
被捕的那天,他就是在交大附近的虹桥路口一家小面馆里,面还没上来,就被特务龚瑞抓住了。在被押送的路上,遇到交大的同学,为了不让同学被特务注意,穆汉祥特意别过头,对跟他打招呼的同学视而不见。同学们后来发现情况不对,赶忙向学校报告,校领导打电话到国民党警察局去询问,却始终找不到穆汉祥,还有史霄雯。
他们俩是被单独关押的。周蔚芸说,之所以把穆汉祥和史霄雯单独关押,是因为他们在1949年的4、5月交大组织的一次真假和平辩论会上暴露了身份。
当时,解放军南下,全国胜利在望,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以“隐退”为掩护,提出以长江为界,以南归国民党,以北归共产党,梦想苟延残喘,东山再起。有些学生不明真相,对国民党产生了幻想,党组织认为必须向群众揭穿这个“假和平”的阴谋,于是组织了真假和平辩论会。
穆汉祥、史霄雯二烈士殉难三十周年部分师生在幕前留影。前排右7为周蔚芸,右8、9为穆汉祥妹妹,左10为穆汉祥的父亲。
在这个辩论会上,要站出来公开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的真相,是非常危险的。穆汉祥因素来在同学们心中的威望极高,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穆汉祥上台演讲,但穆汉祥这时已担任了交大地下党总支委员且又是地区委员,其身份不能暴露,而同学们却并不知情,他为此非常为难。但在同学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推举下,他最终上台用“农夫救蛇”的比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也因此被敌人盯上了。
会议一结束,特务就跑到宿舍指名要逮捕穆汉祥。而主持这场真假和平辩论会的人是史霄雯。所以他们被逮捕后就被单独关押,遭到严刑拷打。但至始至终穆汉祥宁死不屈,不但义正严辞地痛斥敌人,而且还对看守人员晓以大义,遇害时,他高呼:“反动派,你的末日到了!赶快放下武器吧!中国共产党万岁!”
鲜血书写的历史 督促我们奋发前行
周蔚芸撤退到苏北根据地以后,1949年,随着解放大军、穿着军装坐在开进上海的列车上。在车上,她无意中看到一张报纸,说在上海某地发掘出了十几位被国民党枪杀的人士。报纸刊登其中一人姓名为“穆汉辉”,周蔚芸心里一阵紧张,一字之差,会不会是自己的未婚夫穆汉祥?后来经交大学生自治会同学去现场确认,从穆汉祥破碎的门牙认出了:就是他!
早在1948年发生过的“一·二九同济事件”,当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冲向学生时,穆汉祥挺身而出,拉住了马缰绳,避免了马去践踏几位女学生,而同时,他也被军刀割破嘴唇、伤缺了门牙。如今革命胜利了,周蔚芸却再也见不到穆汉祥,悲痛难以言说。
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962年2月再版;1964年2月,外文出版社以日文版翻译成《黄浦江畔的怒潮》。作者在写作期间曾多次采访周蔚芸,并一起找了很多同志座谈,其中有穆汉祥同监狱的难友,了解到穆汉祥在狱中的斗争事迹。
“他们告诉我,穆汉祥是在4月30日被捕的,那个时候苏州已经解放了,解放大军快要到嘉定等这些地方了。在监狱里,他们已经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心情很激动,但是敌人更加残暴,他们对穆汉祥施行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周蔚芸说,“坐老虎凳、拔手指甲……敌人想要从他嘴里撬出我们党员的名单和党组织的情况,但是穆汉祥非常坚强,不但没有暴露任何党的机密,还对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做工作,说:‘你们的末日已经到了,解放军很快就到了,你们应该走到人民这边来。’穆汉祥的腿因为老虎凳受刑受了很大的损伤,走路都很困难,手指甲也被拔掉,但他坚贞不屈,到最后,5月20日,就是今天,他和史霄雯一起在宋公园,现在叫闸北公园,被秘密枪杀了。”
以穆汉祥的英勇事迹为原型,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电影厂准备拍摄电影《曙光在前》,于伶、章力挥创作剧本,著名电影演员赵丹饰演穆汉祥,黄宗英饰演女主角周蔚芸。“赵丹和黄宗英两人与我多次交谈,了解情况,只可惜后来临近‘文革’电影停拍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剧本?”提起《曙光在前》的电影拍摄,周蔚芸有些惋惜道。据我们了解,这部剧本在1963年曾发表在《电影剧本》杂志上。
解放以后,周蔚芸先后在浦东团区委、上海团市委、上海农业大学、上海朵云轩、上海科技出版社以及市府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直至离休。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即便在十年“文革”最困难的时候,被造反派关押,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受批斗,她也坚贞不屈,顽强地坚持下来,直到参与并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兴起和辉煌业绩。
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曾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的周蔚芸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今天,我们的国家这么富强,‘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可以看出祖国的国际地位、威望越来越高。今天的富强,是千千万万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很多同志在过雪山草地时牺牲了。还有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李白和王孝和烈士等,他们都是在解放前夕牺牲了,他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的今天,我们是不能忘记他们的。他们留下来的事业,我们青年一代要继续去完成。人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习近平同志号召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要精准扶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应为这些而奋斗。”
是的,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才是不枉一生。
(原题为《 无法磨灭的记忆——访穆汉祥亲密战友周蔚芸老人》)
责任编辑:张奂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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