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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年|卢卫民忆上海汽车工业发展:从年产三千到年销七百万
戚尔达/联合时报  
2019-01-07 12:17 字号
1983年4月1日,第一辆上海桑塔纳轿车组装成功  资料照片
卢卫民(1958—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外企分会理事,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信息中心主任等职。
口述者 卢卫民
40年,我见证了祖国的巨变,见证了汽车工业的崛起,见证了普通百姓圆了汽车梦。
1978年,我刚刚踏上工作岗位。那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40年过去了,回望走过的路,最令我庆幸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能与共和国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同步,亲眼目睹祖国从贫困走向小康,亲身经历汽车工业从孱弱走向强壮,亲身参与经济建设和参政议政。
外方亲身感受中国坚定发展的决心
40年间,我的工作从未离开过上汽集团。上汽集团的前身是隶属于上海机电一局的拖拉机汽车公司,简称“拖汽公司”。看这名字就可知,那时上海是以制造拖拉机为主的,沪产的丰收牌拖拉机享誉全国。1987年,上海市政府明确轿车工业为本土重点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从此,汽车工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拖汽公司”也更名为汽车拖拉机公司,简称“汽拖公司”,以生产交通牌卡车为主。我记得,当时的15吨和32吨国产载重卡车还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庆检阅呢。
1978年11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回答上海轿车项目能否合资经营的请示时一锤定音:“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嘛!”自此,上海轿车项目从引进改为合资,上汽率先对外开放。上海与德国大众开始了长达8年的艰苦谈判。1984年4月,上海大众公司成立,成了当时全国机械工业规模最大的一个合资企业,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汽车工业首家大型合资企业。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轿车工业几乎是一片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全国能生产轿车的企业屈指可数,产量微乎其微。坐落在嘉定区安亭镇的上海汽车厂(上汽大众的前身)生产的上海牌760轿车,许多零部件都依靠手工制作,产量极度低下。上海大众的成立,扬起了上海汽车工业起航的风帆。
1987年,上海大众第一任总经理——德国人马丁·波斯特将工厂安置在了上海安亭。他拿着合资协议想要封闭厂区内的洛浦路,因为尘土飞扬的路面严重影响了油漆车间的施工工艺,但奔走多时依然无法解决。彼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不到10年,红旗牌和上海牌轿车还是以纯手工的方式“敲”打生产,上海汽车厂全年产量只有3000辆,不及外国汽车公司一天的产量。时任市长朱镕基同志上任第三天就来到了汽车厂考察,当众承诺24小时内封闭洛浦路,掷地有声的承诺虽令马丁·波斯特动容,但他并不抱很大希望,第二天上班时看见一辆巨型吊车横在洛浦路上,让他感受到了中国坚定发展的决心。
从抵触到通过合作加速发展
在合资的起步阶段,文化冲突造成的困境是外人难以想象的:8年谈判,达成了一个不符合汽车制造规律的改建项目,即年产30000辆并由中国方面包销。依照国际惯例,汽车制造起步一般都是年产15万辆,在当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运行起来的情况下,包销的30000辆汽车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包袱。
外国人视质量为生命,而中国人则反感浪费,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因为中方生产出的车辆不符合国际标准,德方把不合格车辆砸毁,国人不理解,这一举动引起了不小波澜,不少人甚至以丧失民族志气予以谴责。首批100辆桑塔纳采用的是进口整车零部件到国内组装的生产方式,当时的上海汽车厂只生产两种车,2吨的卡车和上海牌轿车,轿车产量一个月最多200辆,而且与桑塔纳的工艺要求有很大差距。德国派了几位工程师做带教老师,但组装工作依然困难重重。所有零件以全拆散的形式引入,一辆车大概有数千个零件。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零部件都有编号,更没有精细分类的习惯,光找零件就花了很长时间,工艺标准更是空白。装一个塑料件,德方有明确的温度要求,我们的厂房根本没有恒温设备。后来想了很多土办法,做了很多小烘箱来满足温度要求,但费时费力。德国工程师专业的技术作风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的印象也很深刻。原来生产上海牌轿车,一个螺丝拧不紧,榔头敲敲紧也可以,但这一套在组装桑塔纳时完全行不通。也就是从那时起,工人不能戴手表、不能穿有纽扣和拉链的衣服、钥匙不能外露等严格的管理制度开始在总装车间执行起来。通过实践,大家认可外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在磨合中合作越来越顺畅了。
那时,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同样落后,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相比,滞后超过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工作。为了能将国产的汽车电喇叭与桑塔纳轿车配套,公司发动职工进行技术攻关,经过多次的失败和挫折,终于达到10万次使用寿命和德国大众的技术标准,成为第一批两种桑塔纳国产化配套零件之一。当时,公司产品能为桑塔纳国产化配套,可谓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喜事,每个员工的脸上都流露出自豪的喜悦。
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桑塔纳从最初几乎所有零部件依靠进口,到1991年国产化达到70%。而自1996年开始,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已达到了90%以上。就这样,上海一丝不苟、老老实实地引进和实行了国外先进的质量标准,后来居上。从简陋的旧厂房到规模宏大、规范科学、设施齐全的汽车城,从一个落后陈旧的国有企业“滚雪球”般地成为中国轿车制造业的领头羊——全球500强排名第41、年销693万辆汽车的产业巨人。
为了争取快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上汽集团踏上了利用“合资合作”,调整产品结构,尽快缩短与国际汽车工业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赢取高速发展的道路,加速了中国汽车工业整体发展的进程。
得益于“合资合作”, 我从2001年进入中美合资的企业工作,当时的外方是以原配套技术、原配套车型在中国合资企业生产交付,年销售额仅7000万元人民币。在后来的17年中,我们励精图治,成立产品研发中心,组建了自主研发技术的团队。我们的试验中心获得国家级试验室的认证资格,截至2017年,我们企业的销售额接近17亿元人民币,产品市场占有率为同行业第一,这样的案例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内举不胜举。
就在这40年间,原本普通人望尘莫及的轿车,现已普遍成为家庭代步工具。轿车也早已赋予其功能性名称——乘用车,而人们消费需求已开始崇尚乘坐更宽敞舒适、越野性能更好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了。
结合本职积极履职建言
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我始终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作为上汽集团的统战代表人士,我担任了两届上汽民建委员会的主委,积极投身于同舟共济的主题活动,为上汽的发展献计出力。在2008年至2017年的10年中,被推荐担任第十一、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先后以经济界和科技界的委员身份,积极参加各类考察调研活动和参政议政,为上海深化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发展建言献策,尽己所能。我利用工作之余,注意观察思考各种社会现象与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加以分析梳理,结合本职,对上海经济发展绕不过去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各种短板,以不同方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基本做到每年选择一项重点,通过年初的全会向政协提交提案,向政府提出一些前瞻性的建议。
2013年,我撰写了“关于在崇明岛实行车辆‘零排放’的建议”提案,力主把崇明建设成绿色环保岛,并组织民建上汽委员会的部分专业会员赴崇明调研,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6年,当新能源汽车刚刚起步时,我就结合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特点和社会百姓的认知程度,撰写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汽新能源汽车进入出租车市场的建议”提案,提出对于新能源电动汽车来说,目前还存在成本偏高和技术限制等瓶颈,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应用,要把汽车租赁业作为推广重点,把当时新能源汽车高额补贴的受益面从个体扩展至群体,该建议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为上海的城市空气质量优化作出了微薄贡献。
在担任市政协委员期间,我除了重点关注汽车行业的发展之外,还不忘履行社会责任,聚焦社会热点、难点,就医疗、养老、金融、安全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通过提案建议、网上交流、电台市民直通车等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发挥参政议政应有的作用,尽到应尽的责任。2015年1月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我提交“关于加大针对老年人的医疗资源投入的建议”提案,建议要像重视儿科专科医院的建设一样,在重视并建好康复医院的同时,腾出一些精力和资源,加紧建设老年病医院,在医学院系中增添老年病专业学科。2017年,一所市级老年病专科医院已开工建设,将成为老年病诊疗、科研的基地……提案建议终于从薄薄一纸变成了老人脸上的笑容。
回眸40年,栉风沐雨,春华秋实。我全过程融入国家波澜壮阔的改革中,全视野目睹汽车工业的雄起,全身心投入自己十分热爱的事业,并为能发挥一些作用,取得一些进步而欣慰与自豪。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改革更加深入精细的考验,汽车工业也面临黑科技带来的新挑战。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将不忘初心,继续为行业的深化改革献计,为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建言。
(原题为《亲历汽车工业由羸弱到硬朗——卢卫民回忆参与上海汽车工业发展历程》)
责任编辑: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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