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中华职教社召开工作讨论会，图为与会者合影 （资料照片）
自1917年立社起，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中华职教社）广大同仁同心协力，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育的研究和教育的服务上。经过十年实践，见到了成效，产生了影响。同仁们进一步认识到，仅在职业教育本身上下功夫，是不能发达职业教育的，遂于1926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主张“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活力，并与职业社会做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
正当中华职教社为赋予新意义的职教事业继续努力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7年又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中华职教社也坚决地与全国民众一同走上了抗日救国的艰难道路。
支援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黄炎培等中华职教社主要领导人联络上海具有反帝爱国精神的各界朋友35人组建“抗日救国研究会”，以宁波同乡会为基地讨论抗日大计。9月27日，黄炎培、江恒源等以“抗日救国研究会”代表名义，赴南京向国民政府陈述对时局看法，要求出兵抗日。12月23日，中华职教社创办不定期、不收费的《救国通讯》刊物（后改成《国讯》），宣传民众鼓动抗日救国，广泛发行，直至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中华职教社还联络上海爱国团体，在中华职业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宣誓大会，设立中国国货指导所，为推进工作，又成立国货界领袖30余人组成的理事会。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华职教社发起人黄炎培、史量才等立刻会同上海各界代表人士，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地方协会”），推举史量才为会长，黄炎培为副会长、秘书长，发动社会各界征募军需品支援前线，并努力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中华职教社工作人员和中华职业学校师生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运送物资，协助地方维持会创办“一·二八残废院”，收容护理参加淞沪抗战的伤残将士；设立“一·二八后战期补习科”和“战后社会改造研究会”，开展技能和心理辅导。黄炎培对前线将士顽强抗敌，感佩万分，他在一块战地炮弹底壳上题字：“铁花何斑斑，中有战士血。”根据立社十五周年筹设大规模补习学校的决定，组成钱新之、潘序伦等9人筹委会，推动实施。为了支持抗战，中华职教社办事员会议决定节缩政策，宣布减薪，职员按照月捐薪2%给抗日义勇军，至抗日成功之日为止，虽微不足道，但此心可鉴。
为了更广泛地向民众开展宣传，中华职教社还创办了《星期讲座》，每周一次，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请蔡元培、陶行知、杜重远、潘光旦、章乃器、舒新城等分别主讲；以复兴民族教育自治治群、自养养人、自卫卫国的目标，设立“民族复兴教育设计委员会”，并推选黄炎培、李公朴、黄齐生等9人为委员。
投身民族救亡
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寇开始大规模疯狂地进犯中国，激起全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热情。“七七事变”第三天，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等立即致电奋起抗敌的宋哲元将军：“暴敌无厌，得寸进尺，卢沟桥之役、用心叵测，令人发指。诸公奋勇抗敌，捍卫国土，全国感佩。……尚望坚持到底，勿中敌计，不作城下之盟，不签任何条约，全国国民愿为后盾。”在上海，全城民众同仇敌忾，淞沪阵地浴血抵抗，三个月威震中外，粉碎了日本军阀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言，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鉴于严峻的形势，中华职教社辗转抵达重庆，并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建立，中华职教社也与中共方面有了密切接触。在中华职教社由沪迁渝途中，黄炎培等曾于1937年12月18日与八路军代表徐特立会晤，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徐特立转达了中国共产党爱国抗日主张。1938年5月19日，中华职教社创办的生活书店的员工在汉口举行茶话会，黄炎培应邀演讲，并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中华职教社黄炎培、钱永铭、江恒源、冷遹、王志莘等都是受聘国民参政员，通过参政会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等共产党参政员，此后在多种场合以多种形式，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周恩来等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经常联系，深切长谈，建立了友谊和信任。
中华职教社迁渝后，1931年在上海创办的《国讯》于1938年8月13日复刊，由黄炎培、江恒源、叶圣陶、杨卫玉、孙起孟组成编委会，孙起孟任总编辑，成为中华职教社宣传抗战的最重要刊物，刊发许多中共和知名爱国人士的宣传抗战的文章，包括周恩来、茅盾、叶圣陶、张友渔、陶行知和中华职教社领导人等。《国讯》复刊后，黄炎培专函请周恩来撰文，由孙起孟、张雪澄送达。周恩来公务繁忙，只能深夜赶写，仍恐不能及时“交差”，故先嘱邓颖超代为回信陈情并致歉，次日又亲自复信黄炎培先生，真可谓情深意笃。周恩来连续几晚开夜车，撰写了《今年抗战之新形势和新任务》，全文一万多字，于1939年1月、2月的《国讯》196至198三期连续刊发。此外，中华职教社又先后分别出版《国讯》的桂林版、昆明版、香港版，始终宣传鼓动团结抗战，不遗余力。
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继“五次”围剿之后，酝酿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黄炎培等爱国人士深感忧虑，发起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又以职教社领导人和骨干为主，于1940年1月5日成立“国讯同志会”，相关活动有一些共产党员参加，并随时向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通报情况。至1941年1月18日“皖南事变”，国民党蓄谋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董必武到访深谈，表明态度。黄炎培次日即为此召集民主人士谈话会，致函蒋介石，提出意见。3月19日，由中华职教社等发起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进步力量、推动抗日斗争发挥重要作用。
与党风雨同舟
在抗日救国的大局中，在国民党挑起反共的关键时刻，中华职教社与中国共产党已经风雨同舟，相互支持，经受考验。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华职教社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由此，中华职教社成为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职教社诸多重要活动，都得到共产党指导或直接参与，双方交流磋商更为频繁。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95个小时，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各界领袖的热烈欢迎。在与党、政、军、民各界接触的亲见亲闻中，黄炎培看到了边区自由、民主、乐观的新气象，看到了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与毛主席推心置腹地畅谈关于社会周期率的“窑洞对”，更鼓舞了黄炎培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成为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中华职教社对中国共产党认可认同的心，贴得更近了。
抗战期间，全国各地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因受条件限制，中共中央根据地难以接纳不断涌入的滚滚洪流，上海成了重要的培训、中转基地。中华职业社开办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由王纪华等多名中共党员到校任教并主持工作，利用各种学生社团组织读书会、讲座、办壁报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训育主任王纪华曾在中华职教社举办的晨校 (后改称为第一补校)学习。他担任党团书记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征得职教社同意并支持，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在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开设“现代科学知识讲座”，由王纪华制订招生和教学计划，请陈望道、巴人（王任叔）、许广平、周谷城、冯定、周予同、孙冶方、罗稷南、许幸之、殷扬、于伶、吴大琨等近20位中共党员和知名专家授课。学校开设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近代史、法律、戏剧等多门课程，学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培养青年积极分子，为革命队伍输送有生力量。
讲座每期三个月，共办三期。一批又一批学生因在这里接受了教育，最后都参加了新四军，补习学校也赢得了“上海抗大”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