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原名刘运权，出生于湖南一个富裕家庭。1932年，担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的他，被大家称为“小刘”。有一次福建省要开党代会，省委书记任弼时只知道党内同志叫他“小刘”，而把小刘写进登记簿又不够规范，于是改为“刘小”，再想想又觉得“小”字不大合适，这才改成刘晓。此后，刘晓就终身使用任弼时为他所起的这个名字。
刘晓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受中央委派来到上海组织重建中共江苏省委，之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委副书记。
日前，笔者沿着刘晓当年在上海留下的珍贵足迹，从奉贤区奉城镇出发，开始一次红色印迹寻访。
刘晓一家
奉贤历史的守护人
“我们有铁的纪律和红的热血欢唱，革命青年，团结起来，追求革命曙光……”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是奉贤区曙光中学的校歌。94年前，在这歌声飘响的地方，刘晓根据上级“保存革命力量，发展奉贤地区斗争”的指示，与李主一等人在奉城潘公祠内创办了私立曙光初级中学。成立了奉贤第一个党支部，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此燃起。
当笔者与奉城镇总工会专职副主席王勤红来到座落在奉城东北隅的中共奉贤县委旧址时，已年逾古稀的旧址管理员杨瑛琦早已在门口等候。“1927年8月，共产党员李主一、刘晓等在这里创建曙光中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成立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刘晓担任曙光中学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杨瑛琦一路小跑到展厅开门、开灯，讲解却一刻也没有停下。
杨瑛琦告诉笔者，她退休前是奉城第一居委会妇女干部，2013年，有关部门想物色一名住在旧址附近、对那段历史又比较了解的人作为旧址管理员，便找到杨瑛琦咨询意愿。“当时领导问我愿不愿意，我立刻就答应下来，爱国主义教育不能耽误的！”从那时起，杨瑛琦一人身兼多职，除了讲解，还一并承包了打扫卫生、浇花等事务。“后院有一棵1927年种植的罗汉松，我来的时候已是病恹恹的样子，我就自己掏钱买了肥料和桐油，还给老泥换了土，这棵罗汉松是历史的见证，如果就这样枯死太可惜了。”
中共奉贤县委旧址是2001年由原“潘公祠”修缮而成，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让其早已归于“迟暮”。虽经历多次修缮，但古色古香中，更多透着的是破旧与衰败。笔者在现场看到，许多展台已经破损，立柱油漆也正大片剥落。据杨瑛琦回忆，最难熬的日子还是台风天。“一到台风天我就要提心吊胆，老建筑排水不畅又漏风漏雨，有时候甚至需要半夜拎着水桶面盆跑过来接水、倒水。有一次台风天，屋脊直接被台风刮走，我赶忙喊做泥水匠的女婿过来修缮好。”杨瑛琦说，由于漏水，许多油画和展板会因此受潮发霉，更痛心的是一些珍贵文物被雨水打湿。“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这些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不能让它们受苦泡在泥水里。”
令人欣慰的是，2020年年初奉城镇政协联络组的关于中共奉贤县委旧址改造的提案得到奉贤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旧址升级改造被列为区级重点项目。去年9月中旬，旧址动迁工作全面启动。笔者在现场也注意到，原先属于奉城第一小学的办公楼已经为旧址修缮腾地拆除，将辟为纪念馆新的入口。
据奉贤区政府新闻办消息，中共奉贤县委旧址扩建工程地处奉贤区奉城镇，西侧临近万佛阁、东侧毗邻奉城第一小学。该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4152.3平方米；其中，规划建设用地面积3409.2平方米。中共奉贤县委旧址扩建工程将保留一栋保护建筑（中共奉贤县委旧址），两栋保留建筑（第一进西厢房和第二进西厢房），同时新建一座两层展馆建筑，展览内容主要包含奉贤革命历史和史料陈列，是县委旧址原有展陈部分的补充，同时融入文化交流、旅游接待、办公、会议、接待室、多功能厅等配套用房，以及室外停车绿化等功能。
刘晓在任驻苏大使时给（奉城）曙光工社的复信和题字
曙光中学有一支“红日宣讲团”
奉贤区曙光中学的学校精神是“布置洪炉铸少年”，在这样一个有着红色基因的中学，学生在2018年自发成立了一支“红日宣讲团”，到奉贤区内学校社区宣讲奉贤历史、曙光中学建校史以及民族英雄烈士等内容，宣讲团成员由成立之初五人发展到如今二十余人。
该校宣讲团负责人陈嘉康告诉笔者，宣讲团成员在一次次备课和宣讲的磨练下，潜移默化成长了很多。比如有一次在狼牙山五壮士备课过程中，第一稿只是网上下载资料做成PPT，试讲完后，成员们都觉得没有打动人心的触点。后来就主动挖掘狼牙山精神内核，寻找“当代狼牙山五壮士”——边境缉毒警作为切入点，连夜修改教案。“我也会经常带他们到博物馆、龙华烈士陵园学习，一段时间下来，发现了他们有了三个变化：从走马观花到拿纸笔记录展陈内容；从拍游客照到拍史料；从完成任务到发自内心喜欢。”
宣讲团成员何馨怡也告诉笔者，加入宣讲团不仅不是一个负担，还能让自己劳逸结合学习历史、敬畏历史，特别是宣讲的近代史部分对自己学业很有帮助。
庄行武装暴动在这里打响
据上海市地方志及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网站记载，1929年1月21日，由中共奉贤县委组织，在杭果人、陈云、严朴、茅学勤、刘晓、唐一新等率领下，举行庄行镇农民武装暴动。是日夜7时半，百余人的队伍中除备有17支驳壳枪、两支六寸手枪和一些土手榴弹外，多数人持大刀、铁叉、棍棒、长矛和土枪。暴动队伍高举红旗，每人颈佩红布条标记，分三路向奉贤庄行镇进发。八时半左右，打响进攻国民党公安支局的战斗，毙职员一人，伤警士两人，支局长张同昆逃跑，余者全部缴械。公安支局战斗结束后，另外两路队伍才赶到庄行。暴动队员把鞭炮点燃后放入煤油箱内，冒充机枪震慑敌人。暴动队伍攻占褚泾庙，俘虏三人。商团弃枪逃走，公安分队作鸟兽散，全镇的国民党武装，不到一小时全部被解决，暴动队伍占领了庄行镇。豪绅地主都已逃跑一空，群众将搜查到的田单、契票、债据浇上煤油焚烧，不料火成燎原之势，烧毁了一些房屋。10时许，把守路口的暴动队员击毙了企图潜往县城南桥报信的庄行镇地保韩永良。暴动中，共缴获步枪30多支，队员张四弟、王多生等三人牺牲。
22日凌晨2时左右，暴动队伍整队集合，宣布已达目的，即令队伍撤出庄行镇。杭果人、陈云、刘晓等立即撤回上海，唐一新、冯阿五、吴大龙、吴三龙等留在当地坚持斗争。茅学勤和高大生等五名红军战士，不幸在上海被捕，2月6日就义。在县境内坚持斗争的中共党员和暴动骨干先后遭到当局迫害，唐一新等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国民党当局为庄行农民武装暴动所震惊。县长李家瀚因“防患不力”而撤职留任，公安支局长张同昆被“撤查”后逃跑而遭“通缉”。淞沪警备司令部、水上公安队、省民政厅及松江、南汇县伪政府等调遣近千军队、特务大队和公安队“驻县镇慑”。尚未撤离县境和坚持斗争的中共党员和暴动骨干，先后遭到当局迫害，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后来，刘晓对于这场暴动，曾检讨说：“心想搞暴动，实际上是盲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根据1981年上海历史研究院沈忆琴整理的刘晓口述材料，在这次庄行暴动前，刘晓曾找到陈云，希望特委派干部去加强领导暴动，陈云虽答允，但强调“派人给你是有条件的，你们的力量不见得比人家大，估计暴动以后，你们在那里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形势恶化，包括你自己在内，主要干部可要撤回上海，千万不能呆在那里呀！总之，保存骨干要紧。”
暴动结束后，果然不出陈云所料，即使成功，在庄行也站不住脚。敌人从江苏、浙江调来大批正规部队直向庄行扑来，农民武装根本顶不住。庄行重新被敌人占领，暴动就此失败。
暴动虽然失败，但省委对于庄行暴动一般是赞扬的，但也有个人意见认为负责人不应该过早撤退。就此，省委对于今后工作，形成了巩固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以小游击的形式，分散打击敌人的工作形式。
1929年春，省委决定派刘晓到中央办的干部培训班学习，历经一个月学习，刘晓收获颇丰，认识到当前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实现十大纲领，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等六大决议的精神。刘晓根据学习内容，整理出自己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个较大提升。
中共奉贤县委旧址
刘晓领导上海地下党
愚园路上，梧桐树叶随风飘落。马路两旁的咖啡馆，坐满了享受午后时光的年轻人。
笔者按照地图指引，来到愚园路579弄中实新村，找寻解放战争时期刘晓在上海的住所——中实新村44号。只见三层小楼坐北朝南，一楼大门紧锁，并有围墙遮挡，二楼和三楼拉着窗帘，内部情况不得而知。大门左侧立有刘晓故居字样的石碑，墙上也悬挂着刘晓故居牌匾。但中实新村的保安告诉笔者，目前这栋楼是私人住宅，无法进入内部参观。
时间拨回到1937年，在延安参加了白区工作会议后，刘晓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上海党组织受到国民党的严重摧残、破坏。此时，中央在上海的代表机构和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机构，都已不复存在，只留下几个系统分散的党组织所属党员各自独立作战。1937年7月，根据党中央电示，刘晓与冯雪峰、王尧山先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领导中共在沪的工作。1937年11月经中央批准，在中共上海三人团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组织部长为王尧山，宣传部长为沙文汉，军委书记为张爱萍，领导并开展上海和苏浙两省沿沪宁、沪杭铁路线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开辟敌后武装斗争。
1947年之后，刘晓化名刘镜清，以关勒铭钢笔文具厂副总经理和股东的身份作为掩护，在愚园路579弄（中实新村）44号居住。这幢楼作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刘晓夫人张毅负责传递文件、接送电稿及掩护机关的工作。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已经明朗。蒋介石下令抓紧对上海地下党领导人的追捕。此时，刘晓接到周恩来《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他根据指示提出了“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要求上海市委对已暴露、已被敌人注意和有较大危险的党员组织撤退、疏散，还对各条战线党组织作出重新安排，从条条领导改为划区领导，以便于为迎接解放军进城接管做好准备。
1949年2月，上海改变原有党组织系统，按地区划分为九个区委，由区委统一领导本地区各条战线的工作和群众斗争。刘晓还指示地下党基层组织要大力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因此，上海市委在这一段时期从重要工厂、学校中，积极、谨慎地吸收了一批在历次运动中经受了考验的新党员，发展工人党员1200余名，学生党员1000余名。到解放前夕，市区党员共达到8665名。
3月，刘晓从上海奔赴香港，主持上海、南京、西南等地的地下党负责干部培训班，为迎接解放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好准备。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次日清早，刘晓与一批上海地下党员和南下工作团一起乘火车南下，在丹阳参加为接管上海的干部举办的学习班。
刘晓与上海同在
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中，马福龙与沈忆琴两位作者在文章最后，总结了刘晓与上海的情缘。书中写道，刘晓自1937年至上海解放的12年中，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为全国和上海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海解放后，刘晓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协助陈毅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战胜美蒋封锁、轰炸造成的困难，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加强各级政权建设，整顿社会治安，安排好人民生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卓有成效地使上海市的经济、文化、教育迅速恢复和发展。直到1955年刘晓调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