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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家夏衍（1900—1995），是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为全民族的解放和新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期间，夏衍奔波于全国多个重要的城市，用他的一支笔为抗战鼓与呼。
创办《救亡日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公开身份活动，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和文化宣传工作。救亡协会成立不久，就准备出版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受命做郭沫若的助手，出任总编辑。《救亡日报》于1937年8月24日创刊。当时，全社只有十来个人，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写稿不取稿费，甚至上下班的交通费也由自己负担。报纸主要依靠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一些进步文化工作者。几乎所有上海知名的进步人士都为《救亡日报》写过稿，他们中有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等，还有文学界、戏剧界、电影界、社会科学界的各方面人士。这份报纸虽然只是个四开的小报，但与其他小报不同。内容方面，它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专登特写、评论、战地采访及文艺作品。报纸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有精辟的战局分析，有来自前线的战地采访。不讲假话，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所以很受民众的欢迎。每天一般可销1000份，最多时销到3500多份。报社工作十分繁忙，最忙的是郭沫若和夏衍，要接待读者，又要写社论、评论，还要编报纸。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所有中文报纸全部停刊。夏衍于12月中旬离开上海到达广州，《救亡日报》于1938年元旦在广州复刊。后来，广州也沦陷了，夏衍与全社人员一起连夜撤离广州，奔赴桂林。1939年元月10日，《救亡日报》又在桂林复刊。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夏衍因拒绝刊登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新四军的消息，受到他们的通缉。同年2月28日，《救亡日报》也被封闭。《救亡日报》屡停屡续，前后共坚持了3年多时间。该报不遗余力地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充当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救亡日报》在桂林被封之后，夏衍根据周恩来的电示到了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与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筹办《华商报》，该报于1941年4月8日正式出版，夏衍负责文艺副刊。这一年，夏衍还创作了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春寒》。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也随之被迫停刊。
香港脱险
不久，香港陷落，夏衍及一批进步的作家、文人都处于危险的境地。接着，传出了夏衍牺牲的消息，有一家晚报还登了夏衍殉难的报道。桂林的朋友们闻之十分焦虑。其实这纯属谣传。夏衍并未遇难，他和一些文化界的朋友隐蔽了一段时间以后，于1942年1月一起筹划，在东江纵队护送下，化装逃离香港。他们二十多人会合在一起，同乘一条船。有的化装成衣衫褴褛的乞婆，有的乔扮成香港横行街头的“烂仔”，还有的用锅底灰涂黑了脸，装成捡煤渣的穷妇。夏衍自己留着“加拉罕”式的短髯，装扮成一个商人。但是，他们这批人还是引起了巡海日本兵的怀疑。他们过来查问时，夏衍因为懂日语，就用日语和日本兵交谈。经过一番对话，终于巧妙地逃过了追查的一关。
夏衍等人历经艰险，安全回到桂林，留在桂林的文化人喜出望外。1942年2月5日，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到桂林南站，热情欢迎脱险回来的夏衍一行。洪深见到夏衍，连忙上前与他拥抱。可能是洪深的力气太大，再加上十分激动，巨人般的拥抱竟使夏衍发出一声惊叫，他胸前口袋里的一支钢笔也被折断了。一星期之后，欧阳予倩在美丽川菜馆设宴为夏衍一行洗尘。此时，夏衍已经剃掉了化装时蓄留的短髯，显得容光焕发。席间，欧阳予倩兴奋地引吭高歌；田汉即席赋诗：“高歌一曲动华筵，老凤新声似昔年。碎玉正悲香岛远，衔杯何幸桂江边。割须不作行商状，抵足曾同海盗眠。且把犁锄收拾好，故乡犹有未耕田。”蔡楚生还画了一幅《黄坤逃难图》，黄坤是夏衍逃难时用的化名。图中，夏衍以洋伞挑着行囊和藤箧，西装裤的裤管卷得高高的，姿态狼狈而滑稽，引得大家忍俊不禁。
夏衍回到桂林时，他的剧作《愁城记》正由欧阳予倩导演，在桂林公演。夏衍又与田汉、洪深三人合写《再会吧！香港》，由新中国剧社在桂林演出，两部戏都获得了成功。
夏衍根据周恩来电示，于1942年4月9日，从桂林抵达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主要做文艺界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对外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特约评论员。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文艺评论文章，还写了多个剧本，有多幕剧《水乡吟》，与于伶、宋之的合写的《戏剧春秋》，还改编了话剧《复活》,而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剧作《法西斯细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