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君子出狱时合影（资料图片）
1935年底，因反对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上海各界群众随即成立救国会，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再次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冲破了“一·二八”以来南京国民政府不准成立抗日团体的禁令，使得依然把“剿共”和讨伐异己放在首位的国民党当局非常恼火，竭力压制国内的抗日救国力量，对爱国志士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先是编造谣言，后来索性大打出手，逮捕了复旦大学救国会的领导成员，并拦截、殴打、拘捕了救国会发起的纪念“九一八”5周年集会游行的群众。然而这一切都未能让救国会退缩。于是，国民党上海当局伙同法租界巡捕房、公共租界巡捕房，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悍然拘捕救国会常务理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等七人，罪名是所谓“危害民国”。史称“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海内外人士大为震惊和愤慨，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宋庆龄发表营救“七君子”的声明，且亲自跑到苏州与国民党当局说理。许多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出电报，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位爱国志士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宣传抗日爱国，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终于迫使江苏高等法院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在整个“七君子”事件过程中，抛头露面充当打手的是租界和国民党当局，但明眼人心里都明白，“七君子”事件既然涉及抗日救亡，那么和日本人就不可能没有一点关系。“七君子”被捕后的第3天，宋庆龄便敏锐地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但是，日本人在暗地里究竟搞了一些什么花样？半个世纪后，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用日本友人提供的历史资料，揭开了谜底。
这位日本友人是宋庆龄的朋友。当她与沈粹缜会面后，特地送给沈粹缜一份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年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现已撤销）汇编的机密文件（日本已经公开发行），总题目为“上海、青岛纺织公司罢工事件”，共41页。文件基本内容是转发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国际形势汇报”，前24页为日本外务省从中国收集的情报，内容是那时上海、青岛等地日商纱厂发生的中国纺织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以及镇压包括“七君子”在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这份在当时还是十分机密的材料，相当详尽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在“七君子”事件的幕后进行的种种勾当。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当局是如何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的；又是如何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七君子”头上的；再是如何急不可耐地勾结国民党当局进行迫害的。譬如当上海日商的纺织工人于1936年11月为要求提高工资实行罢工时，救国会坚决支持，日方就认为该罢工是由各界救国会煽动起来的，所以在罢工一开始便进行密切关注。救国会在哪里开会？开会的时候工人代表讲了什么？以及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发表的演讲，全部在日方的监视之中。甚至详细到一次会议上当场捐了200美元给工人，都记录在案。另外关于7位爱国志士的身份和经历，在报告里也有很完整的记录。更阴险的是早在“七君子”被捕前4天，日方就对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施加了压力。即11月18日上午，丰田纺织公司船津总务到市政府找市长和秘书长，提出要“取缔隐藏在罢工背后的赤色分子”。同日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命令领事寺崎再找市秘书长俞鸿钧，直截了当提出要“抓共产党”“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余5人”，镇压“大学的危险分子”。另外，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发给外务大臣的密电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方唆使国民党当局迫害7位爱国志士是不择手段的。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爱国力量，与日本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但不得不顾忌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和“七君子”的社会声望，还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俞鸿钧对日方表示：沈钧儒等人早已在监视中，不过要有确凿证据才能抓人。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讲“要等确凿证据那将是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要是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将发生不测的情况”。“七君子”被捕当天上午，俞鸿钧秘密通知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说明这是“不顾法律常规加以逮捕”的，“希望切勿登报”。日方对此表示默许，同时却仍然向市政府提出要赔偿因为工人罢工冲突造成的损失，并要“中国当局道歉”。
而后17页是“七君子”被捕前后，日本陆海军参谋本部与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32封密电，范围遍及我国各个主要港口和地区，如天津、福州、青岛、汉口、南京、广东、北平以及关东军等。有一些电报中，还露骨地声称要准备好陆战队，随时行动。
很明显，这些材料反映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笼罩在中国上空的紧张气氛，这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公文来往，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年一系列侵华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友人提供的部分历史资料，揭示了“七君子”事件的真相，有助于后人完整地了解“七君子”事件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