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民革上海市委会正式成立。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余生也晚，未能赶上民革组织成立伊始的珍贵岁月。但是，一来，我有些家属们关于前辈的经历记忆；二来，在后来从事民革历史采编撰写的过程中，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就让我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1956年，李维汉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曾用四个字概括当时民主党派的工作，那就是“参、代、监、改”。“参”，指参加国家建设，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代”，代表所联系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监”，就是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起监督作用；“改”，则是通过学习和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厉无畏同志曾将这四个字写成了一首诗——
参与政权献赤心，代表成员利害陈。
监督重任承担起，改造途中日日新。
其中，“代”字代表谁呢？当年，国民党政府为新政权留下了数百万之多的原军政人员，他们就是我们民革所联系的阶层。对这些人，怎么安排？怎么化消极为积极？怎么促使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系列既棘手又不能回避的课题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面前，也提到了民革组织面前。党的各级领导，尤其是各级统战部门在挑起这副担子时，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调动各民主党派的力量，“代”字当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旧官员和公务员中，文化科技方面的知识分子占了相当比例。他们常常是既有一技之长，又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如工务系统的赵祖康、徐以枋，卫生系统的李穆生，财税系统的夏颐寿等，都是专家型人物。他们中有些解放前已与党建立了联系，更多的陆陆续续参加了民革组织。有了民革组织这一桥梁和渠道，他们都很快被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和管理部门，有职有权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工务局为例，在组建领导班子时，正值赵祖康同志去北京开会，他便向陈毅市长提出，能否等他回来再作决定。陈毅市长一口答应，并在赵老返沪后，专门指派了一位党员负责同志和他一起商议处一级干部的任免方案。这些留用人员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尽心尽力，在战胜特大台风暴雨袭击、抢修海塘等方面都作出了成绩。尤其是对肇嘉浜的改造，使这个上海最大的水上棚户区旧貌变新颜，成了一段佳话。
有些旧军政人员中的知名人士，党和民革组织经过协商，都对其作了恰当安排。如史说老原已在中学教书多年，后来被任命为市参事室主任，他以相当的阅历和学识，与参事们一起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建议和史料稿件，编辑出版了多辑《文史资料》，深受有关方面的赞许。有些前辈，如原西北军系统的张之江、薛笃弼也先后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受到了悉心关怀。
由于社会的变动和个人的经历，不少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遇到了不少困难。民革组织对这些社会人士加强并扩大了联系面。市委成立了“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通过学习、听报告、座谈、参观、个别访谈等多种形式，贯彻团结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从1953年到1963年，联系对象多达数千人。
这当中有些对象被妥善安排了工作，有的被推荐为文史馆员或参事，有的已年老体弱，被安排在家从事翻译和文史资料撰写工作，解决了一些困难。在具体问题上，更是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徐汇区一部分赋闲在家的民革党员，本着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自力更生，饲养奶羊，办起了“改进养殖场”，许多当年生活优裕的中上层人士，都参加了饲养工作，既服务社会，也锻炼了自己，有的还解决了生活困难。
现在，不少同志已作古了，但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都很感谢这段生活中党和民革组织对自己的关怀帮助。如今，时代更向前发展了，民革组织一定要继续关注党员和联系人士的利益和要求，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为多党合作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第九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上海市委会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