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近期，同舟君将带大家一起回顾上海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从中感悟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共同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不断开创上海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久便发动内战，变本加厉地实行独裁和专制，使国统区一度出现的一点民主空气荡然无存，民盟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开展民主进步活动，同时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二中全会，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民盟领导人纷纷来沪。到1946年底，民盟总部名义上迁到南京，实际上总部的张澜主席，黄炎培、沈钧儒、史良、章伯钧、陶行知、邓初民、张君劢、罗隆基等中常委都陆续集合于上海，因此中常会也常在上海召开，上海成为民盟政治活动的中枢。
壮大组织 反对内战追求民主
1945年12月初，民盟中央委员沈志远、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黄竞武来上海筹建民盟上海市组织，他们通过盟员肖秉钺、谢仿林，在南海花园饭店（今南京西路860弄1号上海评弹团）三层顶楼，设立临时筹备处。此后，这里便成了民主人士的活动场所，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马叙伦、沈志远等经常在此共商时局。
1946年初，《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在破坏政协决议的同时，就挑起了武装冲突，扩大东北内战，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民盟总部领导致函国共两党，呼吁“即刻停战”。为了制止大规模的内战，民盟总部委派中常委黄炎培、沈钧儒和梁漱溟于2月分别来沪开展民盟活动。
1946年6月23日，民盟、民进等53个党派和人民团体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并欢送请愿团赴南京。本文图片均来自于微信公号“浦江同舟”
1946年5月6日，民盟、民进等共53个党派和人民团体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举行会议，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在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共同推动下，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反内战要求和平的游行示威，并推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雷洁琼、蒉延芳等十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上海十万群众游行送行，并在北站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大会。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中央委员吴晗参加大会，上海民盟筹委会负责人王绍鏊担任了欢送大会的主席。请愿团于当天下午七时到达南京下关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包围殴辱，马叙伦、阎宝航等同志被殴重伤，民盟总部派赴去迎接的中央委员叶笃义与《新民报》记者浦熙修亦横遭凶殴，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下关惨案”。当夜，周恩来等到医院慰问伤员，并与国民党政府交涉，要求追究责任，民盟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事件”。消息传至上海，民盟同志义愤满腔，悲痛欲绝，民盟中常委陶行知由于这个悲愤刺激，于7月25日突发脑溢血逝世。李、闻被杀害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发来唁电，期望“民盟同志继承先烈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民盟半年来为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赢得了上海人民的赞许。在这一系列的激烈战斗中，民盟上海市支部经筹备于当年8月正式成立，选出了王绍鏊、沙千里、沈志远、施复亮、黄竞武、祝公健、彭文应等为市支部执行委员，王绍鏊为主任委员，直属民盟总部领导。
1946年12月12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离渝东下赴宁、沪。当轮船到达南京时，张澜突然决定不在南京逗留，打乱了国民党想与张澜会晤，进行拉拢，捞取政治资本的如意算盘。12月18日，张澜抵沪，给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极大的鼓舞，在沪的许多盟员以及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钱之光、华岗、潘梓年、陈家康等到大达码头热烈欢迎。23日，上海11个民主团体假青年会举行欢迎大会，张澜主席在会上阐明民盟不参加分裂的“国民大会”的理由，强调反对国民党专政，号召扩大和平民主运动。
此时，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在中国共产党政策指引下，上海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民盟积极参加了这些波澜壮阔的斗争。特别是大学教授中的盟员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由沈体兰、张志让、蔡尚思、周予同共同发起成立的“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在当时上海的重要报刊，如《文汇报》《大公报》《联合晚报》上撰写文章宣传进步的政治主张，进行了颇有声势的斗争。
坚守信念 召开一届二中全会
1946年11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召开，制定了伪宪法。追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先后分裂出去的青年党、民社党两个小党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国民党召开的“国大”和所通过的“宪法”。在此背景下，为了顺利召开二中全会，12月23日，张澜主持了民盟中常会，会议决定开除民社党出盟。
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图左起为：出席会议的范朴斋、张澜、鲜特生。
二中全会召开前夕，张群从南京来沪拜访张澜，企图游说民盟改变会议的方向。在3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张澜坚决表示，和平民主为民盟的一贯主张，停战前民盟绝不参加政府。1947年1月6日至10日，民盟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今愚园路1320号5号楼）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会议在张澜主席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持下召开，张澜致开幕词，听取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各地方总支部、支部的工作汇报，通过了《关于目前应采取的政治主张及行动的决议案》等决议案。二中全会根据政协会议精神，确定了民盟今后的斗争方针仍然是“反对内战恢复和平”，并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民主化。
《新华日报》刊登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消息，支持民盟坚守政协会议立场。
二月初，民盟推动和起草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对时局宣言发表，上海民盟发言人施复亮对国民党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严厉抨击，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措施。与此同时，上海民盟负责人积极配合上海三区百货业职工会发起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在上海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后，民盟还发表宣言，声明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民盟在这一系列斗争中，与中共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总部解散 转入地下革命斗争
由于国共谈判完全破裂，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离。3月3日下午，董必武在南京电告钱之光：在沪中共财产移交民盟保管。3月20日，民盟派副秘书长周新民代表点收了中共在马斯南路107号“周公馆”的房产和物资。在民盟接管“周公馆”到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短短7个月，周公馆曾一度成为民盟总部在沪商谈时局，组织民盟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国统区白色恐怖愈益严重的形势下，为贯彻二中全会组织原则，应付不测的困难局面，5月2日，民盟上海市支部进行了改组，由章伯钧、沙千里、王绍鏊等11人担任执委，民盟中央常委、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任主任委员，并逐步转入秘密工作。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国民党发言人董显光攻击民盟“通匪”“执行中共地下路线”，并捏造谣言指责民盟“参加叛乱”。10月20日，民盟南京总部突然被包围。当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罗隆基在南京，代表民盟同各方交涉，并几次打电话向张澜告急。10月26日，张澜在上海居住的西爱成斯路集益里８号（今永嘉路321弄8号）和成银行一幢小宿舍内召集紧急会议，参加者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叶笃义，决定推黄炎培、叶笃义到南京，会同罗隆基找国民党政府交涉。叶笃义乘当日夜车去南京，黄炎培于次日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发现当天报上已用特大标题登出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
1947年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沈钧儒秘密赴香港前，在集益里与同仁合影。图右起：沈钧儒、陈叔通、罗隆基、陈桂新、张澜、叶笃义、张茂延。
在国民党政府的强暴胁迫下，民盟总部解散了。但在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10月27日当天，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作出了“组织工作决不停止”的决定，指出中央组织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有负责人留在国内，继续工作，无论总部是否遭到迫害，各地方组织一定要继续活动，并指示地方组织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转入地下。
12月2日，民盟第一个地下组织，即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正式成立。民盟总部宣布了支部执委名单，彭文应为市支部主委，冯亦代为主任秘书、尚丁为组织部长、罗涵先为宣传部长。民盟上海市地下组织的成立，立刻得到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的支持，张澜主席还每月拨给上海市支部固定的经费。
历史转折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1947年11月，经沈钧儒和张澜主席密商，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化装秘密离开上海抵达香港，与香港的中央委员会合，酝酿恢复民盟总部。从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间，在港中央委员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柳亚子、朱蕴山、邓初民、刘王立明、沈志远、李伯球、罗子为、周鲸文、王绍鏊等多次召开会议，与会者一致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命令，决定以在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并临时推选沈钧儒、章伯钧为召集人，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告士打道 50号和成银行宿舍三楼召开。
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会议分析了一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检讨了过去的政纲政策，严肃批判了社会上包括盟内某些人的中间路线思想。经过认真的讨论，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三中全会宣言》《今后组织工作计划》等决议案，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制定了和中共密切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
图为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和在港相关会议记录。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和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次日，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在香港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当日，留沪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与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则在上海虹桥疗养院集合，商议“五一口号”。10天后，沈钧儒委托盛康年带来亲笔函给在沪的张澜等，介绍民盟总部对召开新政协的态度。在收到信函后，张澜对民盟总部通电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并“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更能以简单明了之方式加强此种号召”。6月14日，民盟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通报书》，陈述了对于当期时局及新政协运动的主张。
“五一口号”发布后，由于美国扶植日本，国统区在中共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带领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民主运动。直属总部领导的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在上海及沪宁、沪杭、浙赣铁路沿线城镇散发反美扶日传单。民盟的陈仁炳、史良、施复亮等著名人士应邀参加“反美扶日”座谈会。史良在上海学联召开的几千人群众大会上发表反美扶日演讲。史良、顾执中等百余盟员与上海文化界397人签名发表维护祖国安全和独立的声明。民盟反对“行宪国大”，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党营救，张澜于1949年5月得以安全脱险，次月张澜应邀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盟总部组委会委员、上海市支部执委黄竞武，在发动银行职工罢工拒运金银去台湾，不幸被捕后惨遭杀害；总部组委会委员、南方总支部执委曾伟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以及盟员林绍禹参与“重庆号”军舰起义，均不幸被捕遭到杀害；还有全国100多位盟员在斗争中先后被捕，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民盟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支持中共，也素为中共所倚重。在“五一口号”发布后，民盟总部及海内外支部公开宣布与中共合作，民盟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政纲因响应中共号召而得到真正的实现，也揭开了民盟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原题为《【壮丽70年·多党合作】患难与共的真实写照 ——民盟总部在沪活动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