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一建国同志会”与“抗战建国同志会”无关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号“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1941年3月19日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而政团同盟的前身则是1939年11月23日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为广大熟悉民盟历史者所公认的。
但也有不同的说法：
于光远先生1992年在《群言》杂志发表回忆文章，认为“知道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4年的人，未必都知道它以前的名称是1941年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知道民主政团同盟的人又未必都知道它以前的名称是1940年成立的抗战建国同志会”。于先生之说是因时光久远记忆有误，还是确有所本呢？
于光远：《对抗战建国协进会成立会的回忆——为民盟史研究提供一点史料 》，原载《群言》1992年8期
经过细细翻检，笔者发现盟史文献中关于“抗战建国同志会”的记述还有不少：
一说是成立之初就叫抗战建国同志会。如丁日初撰《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与发展》载：“中国民主同盟是经过‘抗战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两个阶段的发展而形成的……‘抗战建国同志会’是在1940年组织的。”1946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运动中的党派》提到，“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则为抗战建国同志会”。萧文哲编《现代中国政党与政治》写道，“该同盟之前身为中国民主政团大同盟，再前身为抗战建国同志会”。林蒙《中国民主同盟简述》谈道：“民主同盟的名称曾经过三次变更，初为‘抗战建国同志会’，成立于1940年。”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编《读报常识》亦言，“中国民主同盟产生于1940年，最初为‘抗战建国同志会’”。
一说是先有抗战建国同志会，后有统一建国同志会。如民宪出版社编印的《中国党派内幕》指出：“民国二十七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国内各小党派获得初步联系的机会，由左舜生、沈钧儒、邹韬奋、罗隆基、章伯钧、梁漱溟等发动组织‘抗战建国同志会’。武汉弃守后，又因国共两党摩擦日甚，乃以统一建国为口号，并以第三者自居，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信约十二条。”
还有一种归纳综合的说法，如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印的《中国民主同盟》记述：“参政会参政员张澜，及各小党派的参政员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邹韬奋、张君劢、左舜生，以及非参政员之章乃器等，因感有‘统一、团结、实施宪政’之必要，乃于10月间发起一座谈会性质的组织（一说至1940年初始组成）定名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多称为‘抗战建国同志会’）。”
以上说法除了一些时间差错外，关键是名称的歧异，抗战建国同志会究竟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别名，还是先后存在的两个组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看来实在有考证的必要。
黄炎培先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39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三时，青年会餐堂梁漱溟、沈衡山、左舜生、章伯钧等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余参加之。”1941年10月10日香港《光明报》刊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黄先生于10月17日在香港《国讯》发表《我之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同盟公开表示支持，并说“我既奔走此事，为中心之一员，民廿八年参政同人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亦且正式参加，迄今不改”。
民盟创始人中记述民盟成立过程最详、文章最多的是梁漱溟先生，他在1941年所写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中说：“经彼此聚议好多次之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一面通过本会信约十二条文。”1942年他在《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说：“同盟之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此会发起于民国廿八年（1939）10月间。”1945年他在《中国民主同盟述略》中写道：“在二十八年十月间，经过成都重庆两地几度商谈，遂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之组织。”1949年2月，梁先生在1941年发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一文的附记中写道：“因随诸同人之后，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结合国共以外之各党派暨在野人物，进以求全国之团结抗敌，退亦将抑止内战。”
虽然不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成员，但曾在香港与梁漱溟共办《光明报》，后来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萨空了1946年在《民盟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一文中写道：“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名称是梁漱溟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团结统一为当前第一急务，只有统一了才有实行宪政之可能。当时其他的人有的则以为应先求实施宪政，由宪政以达统一，才是正常而现实的路，否则统一将成为空想。但是看法虽有不同而要求中国统一、要求宪政则是一致的，所以最后还是同意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个名称，强调统一这名词在当时也还有环境上的好处，因为国民党当局是喜欢只讲统一而不喜欢团结的，团结至少会有两个以上的东西平等的意味，统一则可说统其他人于我之‘一’之内，这个含义是要对国民党当局公开的。用这个名会易于得到承认，这也是当时许多人同意这名称的理由。”统一建国同志会只是个中间党派领袖松散的联合，还不是政党，其成员不多，且活动范围也仅局限于国民参政会内部和上层人士间，所以社会上一般人对其所知甚少。
至于“抗战建国同志会”，则是救国会同人想成立而未能成立的一个组织。在武汉时期，起初原救国会同人主要是参加抗敌救亡总会的筹备工作，在1938年5月下旬至7月上旬，沈钧儒与邹韬奋、沙千里、史良、胡愈之等人多次开会准备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6月9日，第三次座谈会的会议记录明确写道：在讨论组织名称时，胡愈之提议叫“抗战建国同志会”，张志让提议叫“抗战建国协进会”，史良提议叫“抗战建国协会”，原来的提议叫“救国同志会”，最后决定采用“抗战建国同志会”的名称。但由于形势所迫，这个组织最后并没有成立起来。
综上所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就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并不存在抗战建国同志会的别名或不同阶段。之所以出现把两者搞混的说法，应是当初统一建国同志会范围小、活动少、外界对其知之甚少，再加上信息不畅、以讹传讹的结果。
二、与民盟无关的民主同盟军
作为中间党派的政治联合，民盟没有武力，甚至“连一枝手枪也没有”，一直以民主方式、合法立场争取民主、团结、统一、和平。但在解放战争中，却出现了多支民主同盟军，其与民盟究竟有无关系，值得探究。
如在1946年6月，国共双方正在激战的东北战场，忽然出现一支号称“民主同盟军第一军”的部队，且通电民盟：
“中国民主同盟张表方先生、黄炎培先生、罗隆基先生并转各位先生道鉴：国民党少数分子漠视民瘼，罔惜士命，坚持独裁，扩大内战，稍具正义人士莫不发指。朔端等率领一八四师由越南遥调东北参加内战，违心之举，实非所甘。用是于海城起义，与民主联军合作。近更有反战同志来归，特整编为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吾人深信联合政府之实现，与民主政治之实施，乃国家走上建设繁荣之坦途，保证和平团结之上计。对先生等平昔之主张衷心拥护，本军命名之义，即为先生之后盾。专电上陈，敬祈鉴察，并恳随时予以指导为祷。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潘朔端、副军长郑祖志领全体官兵同叩。
在如何对待民主同盟军这个问题上，民盟领导层存在争议，黄炎培先生在1946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民盟中执常会第八次会，梁漱溟主席。时新华社通讯，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潘朔端、副军长郑祖志等电同盟张表方、黄炎培、罗隆基等，以不甘心参加内战，在海城起义，与民主联军合作，有反战同志来此，特整编为民主同盟军第一军，拥护同盟主张，愿为后盾云云。此事可能发生严重影响，余主张早为声明，同席多反对。”至于反对者的理由，同是当事人的罗隆基说：“任之主发表更正，多数反对，争执甚烈，任之意表示退盟。民盟与一八四（师）绝无关系，乃为事实，但多数认为更正更使问题严重，且引起不必要之注意。”
《黄炎培年谱》中也记载了此事：“此电报纸发表后，先生认为民盟与该军本无关系，如受彼拥护，势将引起严重影响，因而在是日举行之民盟中常会第八次会议中，坚决主张声明更正，但遭多数人反对。经再三争执，后终用谈话方式，由美联社更正。”7月1日黄炎培离宁返沪，行前作书民盟告假并陈述意见数条，其中有“同日上午炎培所提东北民主同盟军事，此事到下午既见沪报，定将给有意中伤者以好资料。炎培意报端正式声明，必不可少，必不可迟，否则将贻后悔。此实为民盟计，为内地盟员计，非为个人也（措词尽可斟酌，勿使倾心民盟者受到影响，但事实不可不白）”。但据１９４６年７月２日《侨声报》，则是合众社7月1日南京专电，“罗隆基氏否认组民主同盟军”。民盟始终坚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且与中共关系密切，素遭国民党疑忌，如果在内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民盟再与起义军队有牵连，则身在国统区的民盟的处境可想而知。黄炎培出于为民盟及盟员安全考虑提议发表声明，是比较理性客观的做法。
那么这支民主同盟军的原委如何呢？原来，1945年蒋介石趁滇军主力赴越南受降日军之际，在昆明发动政变，逼龙云下台，已引起滇军将士的不满。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滇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又被国民党强派到东北参加内战。其中部署在海城等地的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不愿充当蒋介石借刀杀人诡计的炮灰，毅然率领所部于1946年5月30日在辽宁海城起义。内战刚开始就有国民党部队起义，这个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
 一八四师海城起义军
中共中央对海城起义极为重视，予以热烈欢迎，并确定了改造起义部队以争取更多国民党军队的基本方针。为此，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起义部队由一个师的建制扩编为一个军的建制，多数军官的职务都相应被提升。二是授予该部队一个中立的番号——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对此，当年参与起义的五五二团团长魏瑛回忆说，这个名称是他提出的，1946年的东北战场敌强我弱，公开争取国民党军队“投奔共产党”困难很大，但利用其内部矛盾，从走“中间路线”的角度，号召他们退出内战，从而最大限度地瓦解国民党军却很有可能。另外一个因素是，民盟与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有密切联系。抗战后期，张澜亲自吸收了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文辉和潘文华等人秘密入盟，龙云等人暗中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了民盟很大支持。因此，民盟昆明支部发展很快，在云南知识分子乃至滇军内部也有一定影响。所以，起义部队使用“民主同盟军”的番号，既可对外昭示“本军命名之义”，又可对内暗示第一八四师起义是退出内战，仅仅是叛蒋，而未叛滇，保住了面子，也可以缓解军官们情绪上的压力，对稳定部队和扩大政治影响都有好处。基于以上考虑，中共同意起义部队打出“民主同盟军”这面旗帜。6月23日，新华社播发了《潘朔端将军率国民党反内战官兵成立民主同盟军》的专电：“反内战起义之滇军一八四师全体官兵，及最近陆续携械来归之反内战官兵，于本月18日整编为民主同盟第一军……该军于整编就绪后，致电中国民主同盟及全国各界，坚决表示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此事因“彼此素无往来，事前毫不接头。自经民盟发言人正式声明潘部与民盟无任何关系后，在大局上亦就不发生什么影响。但此消息一到昆明，若干民主人士与若干青年名列黑名单之说因此却愈炽”，并谣传民盟勾结地方武装将发动暴乱。为此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潘光旦、闻一多、李公朴等人被迫主办三次招待会，阐明民盟“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宗旨，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但仍然遭到特务的骚扰威胁，其后数日竟发生了“李闻惨案”。
另外，1946年1月，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在台儿庄前线起义，改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接受新四军的领导。1947年1月郝部又叛投国民党，最后在莱芜战役中被消灭。1947年夏天，川东警备区参谋长李荫枫组织进步官兵一万数千人，联合进步农民三万多人，组成了一支民主部队，定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军”，但被国民党军队打垮。此事也曾被国民党作为强制解散民盟时的一项“证据”。1947年10月7日无锡《导报》也曾报道，“去年有自称民主同盟军总司令之蔡浩公，在苏州地方煊赫一时”。同样，这三支“民主同盟军”与民盟也没有关系。
（原题为《盟史考辨两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