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生留影。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子从上海码头扬帆远航，至今已有百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源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留法俭学、旅法华工教育及旅法华人的勤工俭学活动，在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走向高潮。这一高潮从1919年年初持续到1920年年底，先后约有20批1900人左右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分批抵达法国。
这一运动的最大成果是在国内建党建团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和中国最大港口城市的综合优势，是绝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出发地。他们中的一些先进分子赴法前在上海停留期间，及至在旅欧期间都与在上海的建党建团者保持密切联系，使上海成为他们和国内建党建团者联系的桥梁纽带，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上留下鲜明的上海印记。
与上海建党建团者密切联系
五四运动前后，勤工俭学运动发展很快，“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年来在国内之发展，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在持续将近两年的赴法热潮中，上海众多团体机构、传播媒体与社会名流参与这一运动，成为推动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霞飞路的上海华法教育会，是办理留法勤工俭学具体事务的场所，“人来人往，大都是办理手续，请购船票，打听消息的准备赴法学生”。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期间，正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建党建团酝酿成立的关键时期。在国内建党建团的同时，陈独秀放眼海外，认为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并打算与在法的蔡和森通信，请他在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组织。他不失时机与即将赴法的赵世炎、陈公培等人联系，还委托张申府到法国后担负创建旅欧党团组织的重任，使他们成为旅欧建党建团的核心力量。
赵世炎在五四运动中已显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得到李大钊等人的肯定。1920年四五月间，他赴法勤工俭学前在上海候船期间，多次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访问正在酝酿建党的陈独秀。关于赵世炎在国内此时可能已是党员的问题，张申府、陈公培、刘清扬等都曾给以明确肯定。陈公培指出：他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即是党员，这是可以肯定的。赵世炎与在上海酝酿建党的同志见了面，对上海在建党“情形自然略略知道一些”，但因他动身到法国比较早，6月间一次“比较正式的组党筹备座谈会他没有来得及等待”。张申府回忆，1921年2月，赵世炎来找他并接上了党的关系，“他和我接上党的关系的方式，我记不清了，可能是陈独秀给我来信证明并由他口头作自我介绍，也可能是他持陈独秀寄给他的介绍信来见我。总之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党员，是在国内入党的，这是的的确确的”。刘清扬说：“我可以肯定，世炎同志是在国内和陈独秀联系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而在法国同张申府又取得联系的。”赵世炎旅欧期间，充分发挥他的组织才能，与国内建党建团者保持密切联系，在创建旅欧党团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陈公培，赴法勤工俭学前在上海候船期间，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1920年6月25日，他乘船启程赴法时，随身携带陈独秀写给在法勤工俭学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信函。他还将中共上海发起组起草的党纲带至法国，并将国内建党的情形转告先到法国的赵世炎。1921年4月，他持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时接上了组织关系。他在留法勤工俭学一年多时间内，与上海建党建团者保持密切联系。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大量诗文，其中包括不少有见解的留法勤工俭学文章。1921年10月14日，陈公培与其他一起参加“进占里昂大学”斗争的104人被强行遣散回国。回到上海后，他带领李立三、蔡和森找到陈独秀，汇报在法斗争情况，共同商议旅欧党团组织问题。陈独秀留蔡和森在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分配李立三到湖南工作，陈公培到海南岛工作。陈公培没有马上到海南，而是留在上海参加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工作。他在上海停留期间，不仅是国内，也是欧洲青年团正式成立的重要时期，他与在法的赵世炎用信函频繁联系讨论建立旅欧青年团事宜，成为两地重要的联络人。
张申府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多年交往中非常信任的朋友，他与李大钊、张国焘共同创建北京早期党组织，与陈独秀也多次谈论建党问题。1920年11月，他在上海赴法前，受陈独秀委托在欧建党工作。他说：“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合适，我就写信告诉他。”他到法稳定后，就进行这项工作。1921年年初，他介绍刘清扬入党，后又通过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事后，我把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一事写信告诉了国内的陈独秀，他回信表示同意。”赵世炎、陈公培也与他建立联系，他们5人在巴黎成立中共留法早期组织。张申府与陈独秀通过信函不断交流思想看法。1921年6月，他寄信给陈独秀说：“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有，但未必真懂得、真感着非革命不可，真肯以生命来换。”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复信，认为“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并表示“关于欧洲近况，请月赐一信，在本志发表”。
陈独秀与旅法的蔡和森也有通信联系。1921年2月，蔡和森从法国给陈独秀写信，8月1日，陈独秀有复信，讨论在欧洲建党之事。毛泽东虽然不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但他因留法勤工俭学几次来到上海。尤其是1920年5月，他到上海参加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的欢送活动期间，常去渔阳里看望陈独秀，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这对他一生影响很大。他说到这年夏天“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创建旅欧党团组织
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建立为旅法先进分子指明发展方向和新希望。陈公培回忆，1921年10月，在里昂大学事件后，104人被押回国的前一天夜晚，“在被关的军营中由外面的同学转来一份国内正式建党后的第一期机关报——《共产党》”，“既然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已正式建立，我们回国的人即有进行工作的希望，而留在法国的同学也可进一步团结和工作。如是，大家同意赵世炎同志留在法国艰苦工作”。在国内建党建团的指导和影响下，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积极进行组建党团工作。在此过程中，上海仍是旅欧先进分子与国内党团组织联系的重要渠道桥梁。
旅欧党团的创建与国内组建过程相似，经历了从成立进步团体、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到正式建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先后发动的“二·二八”运动、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爱国斗争、“进占里昂大学”这“三大斗争”，对旅欧党团组织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并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这些斗争促使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为代表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更多追求进步的留法勤工俭学生，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勤工俭学思想，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经过这“三大斗争”，本有思想分歧的工学世界社和勤工俭学会这两个影响较大的团体领导者，也主动接近，加强团结，积极参与到建党建团工作。
在党组织建设方面，起初是1921年年初，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在巴黎成立旅法早期组织。该组织是国内党组织派生的早期组织之一，“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1922年二三月，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相继由法迁居德国柏林，与张伯简、熊雄成立中共留德早期组织。1922年秋冬之际，已加入党组织的旅欧党员，根据中共二大精神，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完成旅欧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旅欧建党期间，张申府任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赵世炎任驻巴黎通讯员，与国内陈独秀、陈公培等人经常通信联系。仅1922年二三月，张申府就与陈独秀多次信函来往，“2月9日，仲甫来信（C.P.C纲）”，“2月18日：寄仲甫译稿及修改C.P.C纲”，“3月7日：函复仲甫”。
同一时期，他们开始组建旅欧青年团组织。张申府“曾就这个问题与赵世炎多次通信，和国内党中央也通过信”。赵世炎和周恩来分别在法、德勤工俭学生中进行工作，特别是赵世炎与国内陈公培等人保持密切联系。1922年四五月间，在不长的时间内，赵世炎接连给陈公培写了三封信，要“从速回复”，亟待“国内的帮忙，接济并答复”。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召开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袁庆云、李慰农、肖子暲、汪泽凯、郑超麟、尹宽、肖朴生、傅钟、王凌汉、刘伯坚、任卓宣18名旅法、旅德、旅比代表参加，代表三四十名团员。其后，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来信要李维汉回国，李维汉受少年共产党委托带信给党中央，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党中央的批准。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立即归属国内本团”，正式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青年团发展迅速，周恩来说：“我们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会，有四百多人参加了共青团。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不到一百人，另外大约一百人参加了国民党。”1923年起，为适应国内革命斗争需要，根据中央指示，旅欧党团组织先后选送百余人到苏联学习。其后，中共中央又从苏联、欧洲调遣大批革命骨干回国，旅欧党团组织规模逐渐缩小。1927年，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停止组织活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旅欧党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坚强组织，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旅欧建党建团活动与国内建党建团活动遥相呼应，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为中国革命开辟出新天地。上海在这种相互呼应过程中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出特殊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副处长）